我的爱情-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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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面临的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很严重。他在一封信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这封信宣称，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在作出任何可能的豁免决定前必须对莫妮卡进行质询。
6月中旬，伯尼飞到华盛顿，与莫妮卡、她母亲、朱迪·史密斯和律师队伍在水门她的公寓中开了一次会。那时，所有来自斯塔尔的模糊迹象都暗示，他更倾向于指控莫妮卡。她母亲、姨妈、最亲密的朋友、以前在白宫的同事被迫在一个刑事案件中，而不仅仅是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反对她——这样一个梦魇似乎更近了。
在这个等待的游戏中，莫妮卡和她的家人曾经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那时马里兰州检察官宣布，开始调查琳达·特里普在没有得到莫妮卡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为她录音的做法是否违反了州法律。这个消息让莱温斯基一家人非常高兴。“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希望琳达·特里普晚上睡不着觉，担心自己会进监狱。”莫妮卡说，“因为那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激动万分，高兴得活蹦乱跳。当时我的感觉是，正义会取得胜利。”
在莫妮卡和她的新律师队伍等待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接下来的行动时，显然时间对于这位独立检察官非常珍贵。7月17日，斯塔尔创造了历史：他向总统发出了一张传票，命令他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现在，在调查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之前，他需要能从他潜在的明星证人那里得到的所有信息。
四天后，斯塔尔打电话给斯泰恩和卡切里斯，问他们是否可以在7月23日——莫妮卡生日当天——与他在马里兰他道德顾问萨姆·达什的家中共进早餐。在那次会谈中，很明显斯塔尔非常迫切地希望与莫妮卡进行一次交谈。不仅如此，在经过六个月的反反复复后，他似乎已经准备好给她一份豁免协议。她最坏的担心没有发生，相反，她最好的希望就要实现了。
会谈结束后，普拉托·卡切里斯回到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把斯塔尔的生日礼物传给莫妮卡。现在，在与她和她父亲的电话会议中，他说，他和斯泰恩相信斯塔尔准备给她罪行豁免权——也就是说，无须接受有关这个案件的任何一项指控——但是他们希望她接受所谓的“一日女王”提议，以便他们可以评估她的可信度。在“一日女王”规则下，证人告诉检察官他/她所知道的一切，而无须担心受到任何指控。卡切里斯还说，萨姆·达什——一位著名的民主党人已经介入了这个案件，这立刻会让每个人都舒服很多。在所有这些情况明了后，这位律师要求莫妮卡7月27日星期一去纽约与斯塔尔的副手们和达什会谈。他强调说，这必须绝对保密。莫妮卡则坚持，斯塔尔不能让那些在1012房间中恐吓过她的副手参加会谈。
这个消息似乎还不能提供足够的庆祝理由，但随后卡切里斯又打了一个电话过来，给了她另一件生日礼物。他从阿希莉·雷纳斯的律师那里得到一个口信，雷纳斯祝莫妮卡生日快乐，还说她爱她。“那是我能够想象的最好的生日惊喜。”莫妮卡说，“我以为她会恨我，因为这给她在白宫带来了很多麻烦。她依然是我的朋友，这实在太好了。”
莫妮卡按照她律师的要求行事，她笑得很灿烂，但在朋友们面前一点也没有提及即将到来的纽约会谈。他们离开之前，负责他们所谓“保密事务”的朱迪·史密斯为莫妮卡买了一个帕梅拉·安德森风格的金色假发作为伪装。为了隐藏身份，周日上午莫妮卡登机的时候除了戴假发，还戴了一顶棒球帽和一副眼镜，而且没有化妆。伪装工作取得了成效：在飞往纽约的五个小时旅途中没有人看他们第二眼。
创造历史但未改变（2）
当天下午他们在第五街的一个小公寓中与普拉托·卡切里斯、杰克·斯泰恩和雪妮·霍夫曼见了面，霍夫曼是答应在这个案件中帮忙的卡切里斯的一位女同事。与霍夫曼在一起让莫妮卡感觉很舒服，她在会谈中帮助她轻松而专业地通过了她的故事中最窘迫的部分。直到今天，莫妮卡依然对霍夫曼印象深刻：“她是一位极为智慧、尖锐、善于分析的年轻女人，她在这整个压迫性的、充满政治动机的调查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虽然与她的律师队伍的会谈给她带来了一些帮助，莫妮卡依然度过了一个紧张的无眠之夜，她知道第二天的会谈生死攸关。早上她再次和她的三位律师见了面。他们决定由雪妮·霍夫曼在最初的30分钟内提问，帮助她通过一些主要的话题，比如她的风流韵事的细节、她的伪证、她寻找工作的事、“谈话要点”备忘录和总统给她的礼物。然后他们坐出租车来到不远处斯塔尔的岳母高雅的屋顶公寓，这里可以俯瞰东河，很适合莫妮卡“一日女王”的身份。在那里她被介绍给斯塔尔的法律队伍，包括萨姆·达什、玛丽·安妮·沃斯、所罗门·威森博格和鲍伯·比特曼。
双方商定后，雪妮·霍夫曼开始提问。她结束后，轮到斯塔尔的副手们提问了。莫妮卡的开场不是很顺利，当玛丽·安妮·沃斯问她总统说什么让她知道他喜欢她时，她泪流满面。这触动了一根非常原始的神经，她需要几分钟时间来让自己冷静下来。
在她平静下来后，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些不那么敏感的问题上，大部分是时间、日期和地点，反复询问维农·乔丹的角色和“谈话要点”的起源。莫妮卡清楚地表明，如果他们把1997年12月那几个关键的星期中发生的事情放在她与总统长达两年的关系的大背景中来看——否则的话事情会显得很可疑，那么维农·乔丹介入她寻找工作的事情和“谈话要点”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在一顿三明治午餐后，询问继续进行，直到傍晚时分。莫妮卡的法律队伍安静地坐在一边，对她的出色表现非常有信心，但他们的满意是短命的。回公寓后，她打开电视机，让她感到恐怖的是，她听到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记者丽萨·麦尔斯宣布，莫妮卡·莱温斯基与斯塔尔的副手们进行了会谈，并且承认与总统发生了性关系。国家广播公司怎么会这么快就得到消息？只可能是一次故意的泄露——莫妮卡知道这不是发生在她这一边。她“非常不安，十分担心一些疯子会试图杀了我，因为我和总统上了床。这很烦人，很自私”。而且，她现在所处的微妙形势很危险，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斯塔尔的队伍已经表示，他们会在第二天作出决定。报道的最后，这家媒体称斯塔尔想让莫妮卡参加一次测谎测试，但普拉托·卡切里斯对此一无所知。
莫妮卡和朱迪·史密斯现在很担心她的安全，而且意识到记者们会牢牢地盯住开往华盛顿的航班和火车，于是决定开车回去。因此沃尔特·埃勒飞到了纽约，租了一辆车，连夜把她们带回了华盛顿。
莱温斯基的1998年7月28日。她与母亲完全得到豁免权。虽然摆脱了可能的牢狱之灾，莫妮卡现在却承受着更加残酷无情的惩罚。一个系统的司法程序已经准备就绪，它一层更深一层地剥去了她的尊严和自我感受。到最后，她被论证成历史上最羞耻的女人。
1998年7月28日，是莫妮卡生命中最动情的日子之一。当她的律师们在早些时候与斯塔尔会谈后回到他们在华盛顿的办公室时，他们带来了一份由独立检察官签署的密封协议。莫妮卡和她父母现在得到了完全的豁免权，无须面对与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有关的指控。作为回报，她同意在大陪审团面前诚实地作证，告诉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有关她与总统关系的一切。一点都不奇怪，斯泰恩和卡切里斯以为她会高兴。但事实正相反，她嚎啕大哭，这让他们不知所措。
“他们不理解我的感情爆发。”她说，“人人都知道，我正在反对那个我希望与他共度余生的人，那个我希望每天与他一起醒来的人，那个我爱的人。即使他叫我‘那个女人’，如此伤害我，我依然爱他。过去几个月已经揭开了我和他关系的迷人面纱，但内心深处平静的爱依然在那里。”
她哭得如此厉害，以至于很难签署豁免协议。当斯泰恩和卡切里斯出去向等待的媒体宣布这个协议时，莫妮卡依然在洗手间里，试图洗去泪痕。无论如何，她只是不想面对媒体。她担心一旦她这么做，他们也许会使她显得是在为即将作证的事实狂欢，使她显得比“卑鄙”的琳达·特里普好不了多少。那时特里普已经完成了她在大陪审团面前的作证。在完成作证后，她发表了一个神经兮兮的——因而也是荒谬绝伦的——声明，在声明中她对美国人民说：“我是你们。”然后她又说，如果她不得不再次背叛莫妮卡，她不会犹豫。她还假装神圣地鼓励她的前好友在大陪审团面前说出真相。
当莫妮卡在朱迪·史密斯和比利·马丁的陪同下离开她律师的办公室时，一则消息让她稍微舒服了一些：根据其新闻秘书迈克·麦柯里的说法，总统对豁免协议的反应是，他高兴事情向有利于她的方向发展。尽管，她闻到了他话语中一大撮盐的味道。她非常怀疑，现在她同意与斯塔尔合作后，白宫的野狗们会肆无忌惮地朝她扑来。果真如此，几天后，《国家询问者》杂志开始质疑她的诚实和心理健康状况，其中引用的一位白宫内部人士称她是一个伤害总统的“十足的疯子”。
创造历史但未改变（3）
那天晚上，莫妮卡、朱迪·史密斯和比利·马丁在马丁的家里共进了一顿相当低调的欢庆晚餐，食物是他从自己最喜欢的餐馆里点的。但是如果说他们的欢乐被一些不祥之兆给削弱了，那么莫妮卡的家人则是很自然地得到了安慰：现在她脱离了坐牢的危险。那天，当莫妮卡出发去她律师的办公室签署豁免协议时，她祖母伯妮丝说：“今天晚上我终于可以睡了。”
几个星期后，莫妮卡在她祖母的公寓中偶然发现了一个被拉上了拉链的包，里面塞满了小纸片，纸片上是一些潦草的笔记。在观看电视上无穷无尽有关这件丑闻的分析时，伯妮丝记下了她认为也许会与莫妮卡可能卷入的任何将来的官司有关的内容。“她把那种痛苦和害怕留给了自己。”莫妮卡回忆道，“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些什么。现在我们都可以松一口气了。”
然而，这样的放松代价十分昂贵。虽然摆脱了可能的牢狱之灾，莫妮卡现在却承受着更加残酷无情的惩罚。一个系统的司法程序已经准备就绪，它一层更深一层地剥去了她的尊严和自我感受。到最后，她被论证成历史上最羞耻的女人。
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堕落”始于7月29日，当时她不得不交出总统给她的所有礼物，这些是联邦调查局首次搜查她在水门的公寓时遗漏的。他们还没收了总统在最后一次约会时给她的圣诞礼物；莫妮卡没有告诉特里普这些，所以录音带里没有提到它们。最重要的是，她交出了1997年2月28日与“英俊先生”那次致命相会时她穿的蓝色GAP衣服。当时她母亲不知道，1月丑闻曝光时，它就在纽约她的公寓里，但5月它被带回了莫妮卡在华盛顿的公寓。它被送到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进行DNA检测，检测结果后来决定性地、独立于其他证据地证明，总统与莫妮卡·莱温斯基发生了性关系。
很多观察家质疑道，莫妮卡到底为什么不在签署豁免协议前毁掉这件衣服，或者至少把它洗干净。“不得不交出这件衣服，这是最羞辱的事情之一。”她说，“我经历了长时间的艰苦斗争，才把它交给了检察官。我想过把它洗干净，然后说，‘衣服在这里，但它已经被洗过了’，但我十分担心自己受到了监视。我有可能不得不接受测谎测试，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我违反了法律——破坏了证据。于是我就会被指控妨碍司法公正，并失去我的豁免权。”
正如她解释的那样，莫妮卡从来没有像琳达·特里普——一如既往地展现着她对事实的一贯漠视——所说的那样故意把这件衣服当成是一件战利品。首先，她一点也不确定那些小污迹是什么。它们可能是墨西哥牛油果酱，这是她与总统约会的那天晚上的晚餐食物之一。她非常不确定，所以在把这件衣服交给麦克·艾米克时，她告诉他，在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知道这些污迹到底是什么之前不要对外公布她的这一做法。然而，在她交出这件衣服仅仅30分钟后，媒体就报道说，检察官现在得到了它。难怪当询问程序在水门酒店的一个房间里开始时，莫妮卡对斯塔尔的副手们的信任已经下降到了一个新低：她害怕媒体几乎会同步听到她的每一个评论。
询问过程很长，很单调，而且残酷地窘迫，特别是在她被问及有关她与总统的亲密行为时。两天之后，羞辱真正开始了，两位女检察官——卡琳·伊莫古特和玛丽·安妮·沃斯提出了有关两人性关系的非常细节的问题。当她被问及总统在把他的手放到她裤子下面时是否对她进行了手淫时，莫妮卡的眼泪雨点般流了下来，她不得不离开房间让自己平静下来。她对这种反复诘问的记忆深刻而痛苦。“在一屋子陌生人——大部分是男人——面前谈论这样的私人话题太亵渎、羞辱了。很难公开谈论一个隐私的性生活时刻。十分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们需要的细节程度是有问题的。”
当检察官们要她告诉他们什么问题会让总统感到他们知道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虽然是琐碎的，从而让他吃惊，让他失去镇静时，这同样让她十分不安。莫妮卡发现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她会告诉他们事实，她说，但她决不会帮助他们指控总统。“我不想成为帮助你们陷害他的一分子。”她对他们说，“我不是琳达·特里普。我没有对这个程序着迷。”
在23人的大陪审团面前，莫妮卡详细讲述了她与总统的关系，以及维农·乔丹介入她寻找工作的事。尽管不可避免地，让法庭感兴趣的是她与比尔·克林顿关系的亲密细节——这也是大陪审团最初成立的原因。为了大陪审团的方便，也为了使莫妮卡不必在作证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