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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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在承认自己与莫妮卡关系的性和浪漫方面上非常慎重。他说，他没有赋予她送给他的领带任何特别的意义；虽然他承认与她有“不合适的亲密举动和性玩笑”，但他否认他的行为构成了他所理解的性关系。正是这个争论——分析句子，围绕单词“是”和“单独”的定义扭来扭去——让大多数人充满了怀疑。它也给了喜剧演员不少欢乐时光。
总统对她的支持和他的悔悟使莫妮卡的灵魂得到了些许安慰，但没有什么可以治愈斯塔尔报告给她带来的感情上的伤害。当报告在互联网上公布时，莫妮卡在纽约和母亲在一起。当她看到它时，她表达了自己的惊慌，她一边浏览报告一边评论其中的某些段落。她母亲让她大声读出斯塔尔的话，但莫妮卡太窘迫了。“整个世界都在阅读我的女儿。”玛西娅惊讶地评论说，“你却不能告诉你母亲？”
莫妮卡的窘迫是可以理解的。报告引起了恶劣的阅读，不仅因为其中大量的性细节，包括雪茄那件事，也因为它使用了甚至是最私人的材料。她给“英俊先生”的没有发出的信——卡琳·伊莫古特曾经说也许会被忽略——带着它们所有浪漫的、自我放纵的荣耀感被印了出来。不仅如此，尽管她当时还不知道，她的“性”证词——另一次被假想为秘密的询问——几个星期后被全文印了出来。
创造历史但未改变（9）
此外，报告中出现了很多错误。莫妮卡已经指出了它们，但是由于它是匆忙写成并提交给国会的，它们根本没有得到纠正。比如，她的朋友凯瑟琳困惑地打电话问她，为什么她从来没有说过她从1995年以来一直在接受治疗——斯塔尔报告上是这么说的。莫妮卡解释说，这是一个打印错误；她要到1998年1月丑闻曝光后才开始接受治疗。这样的错误看似微不足道，但事实上它们有时候极为重要：一些民主党政治家后来争辩道——完全错误地——莫妮卡的证词与总统不同是因为她使用了三年抗抑郁症药物。在《名利场》中记者雷纳塔·阿德勒
公开表达了对独立检察官巨著的不屑：“肯尼斯·斯塔尔的这份六卷本报告……在许多方面是一份完全荒谬的文件：不准确，盲目，有偏见，组织紊乱，不专业，文法混乱。”
在他的调查中，肯尼斯·斯塔尔没有与莫妮卡·莱温斯基见过一次面，但她觉得他侵犯了她，玷污了她——不是在身体上，而是利用他的法律和宪法权力剥掉了她的每一丝尊严和人格。“他的报告让我很受伤。我真的觉得被强奸了，身体很不舒服，似乎每一个看我的人都只会想着我在口交。我只是觉得这个世界把我看成是一个妓女。
“这很痛苦，很羞辱。这让我更加确信，没有人把我当作一个人来关心，没有人把我看成是一个人。我只是用来得到总统宝座的一个人质。”
报告在互联网上公布后的最初几天内，她伤心到了极点。渴望帮助她的母亲和继父带着她和拉比·马克·格鲁布一起在纽约吃了顿饭，后者和她单独交谈了几分钟，给她带来了一些精神上的安慰。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她需要很多帮助和指导，特别因为似乎国会打算不仅要公布琳达·特里普录音带的文字版本，还要公布声音版本。自从她听到自己在电话中哭泣和发誓的录音后，这一直是她最害怕的事。
莫妮卡希望在录音带公布前发表一个声明，为她引起的麻烦公开向她的家人，向总统，向希拉里和切尔西·克林顿，向美国人民道歉——至少这时人们可以在她能够控制自己说话的情况下听到她的声音。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为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想要审查她的发言。
令人惊讶的是，直到11月3日国会和参议院选举之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一直没有公布录音带。人们普遍预期，这次选举会反映出这个丑闻对民主党的负面影响——9月，身为克林顿支持者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在参议院攻击总统的行为“可耻和不道德”时赢得了持续的喝彩。事实上，共和党在选举中出现了不寻常的倒退，炫耀的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随即辞职；作为克林顿长期以来的激烈反对者，金里奇也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成员。
莫妮卡知道录音带即将公开，它们会引起的伤害让她发狂，她曾经打算吃一颗安眠药，在床上睡一天。结果，她的朋友内莎在感情上拯救了她，带她出去了一天，以把她的注意力从不可避免的公开中转移开。
正如她所担心的那样，莫妮卡最关心的人正好是受伤害最深的人——不仅因为斯塔尔的报告，也因为特里普的录音带。最悲哀的结果之一是，父亲与女儿之间似乎已经弥合的裂缝重新出现了。伯尼已经发誓再也不看、不听有关女儿的任何消息，但每次打开电视或广播时，他还是忍不住听更多痛苦的细节。对他来说特别痛苦的是一次谈话录音，其中莫妮卡向特里普谈到了她长大时学着欺骗她父亲的事。“她说到了与家庭有关的事。”他说，“我希望我永远也不会听到全部。我听到的一小部分已经让我很震惊，我对她说的某些东西依然非常发狂。”
玛西娅没有那么激动，因为她已经厌倦了莫妮卡和她家人不断的、挑剔的批评，录音带上几乎没什么东西能够让她感到不安。“我了解莫妮卡，我知道她有多么爱她的家人。六个月之前很伤人的那些东西现在影响小多了，因为我已经放弃了对任何人期待人格。隐私的缺乏已经如此彻底，如此伤人，今天，没有人可以揭出有关我们家会让我震惊的任何事。”
然而，当她听到莫妮卡在录音的某一段中哭泣时，她确实发现了痛苦，因为这让她想起了1997年秋天那些可怕的日子，当时她女儿的世界正在坍塌。她承认：“这是很少人知道或关心的一些事。我知道，她的朋友和家人知道，她忍受了怎样的痛苦。她生活中的这整个故事给她带来了如此多的苦难，有些是别人故意造成的，有些是自己造成的，她在某些她不应该做的事情中投入了这么多。”
时间的流逝几乎没有冲淡莫妮卡的内疚和痛苦。有时候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传唤，随后痛苦重新燃烧起来。一天早上吃完早餐，她听到著名的心理学家乔伊斯·布拉德博士在《今天》电视秀中谈论斯塔尔报告，他问观众：“你能想象一个年轻男子把莫妮卡·莱温斯基带回家，对他父母说‘我要和莫妮卡·莱温斯基结婚’吗？”这个尖刻的评论让莫妮卡无法承受。她倒入了歇斯底里的哭泣中，痛不欲生。
过去一年中，她的隐私、她的性生活、她的精神和她的灵魂都受到了肯尼斯·斯塔尔、白宫和大众传媒的探索和开发。听着布拉德博士的话，她近乎绝望地意识到，甚至她的将来也已经被夺走了。
结语 秋千上的女孩
秋千上的女孩（1）
当这本书即将问世的时候，离莫妮卡·莱温斯基和总统最后那次见面正好刚过一年。到现在为止，他仍然不时浮现在她的脑海中，无论是在难以入眠的夜晚还是白天她本应清醒着的时刻。而在她的睡梦中，他更是常客了，“有几个早晨，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感到难以自已地思念着他，我的头脑、心脏、身体乃至我的每一盎司的存在都感受到这思念的痛苦。”她说，“我如此剧烈地怀念着他占有我的方式。”
他能够轻易引起她的情绪波动，从温柔、渴望到自怜、内疚再到愤怒。“最近一个时期，”她补充道，“我只要把眼睛闭上，就仿佛回到我在白宫东楼的那个小小的办公室，电话铃响了起来，我屏住呼吸，确信电话那头响起的将会是那个声音，那个对别人如此生硬，对我却如此亲密的声音，那个充满着渴求、悲伤和欲望的声音。
“很奇怪，我的心开始剧烈跳动，好像我真的在那里一样。有时候，我怀念接了电话之后去椭圆办公室的那种紧张的欢乐，我的心跳飞快，脸颊晕红，只要想到他靠近我时他的气味、他的触摸、他身体的温度，我就兴奋。我会迫不及待地和这个‘英俊先生’吻在一起，品尝爱情的甜蜜。
“我不能相信，和总统的这份感情已经结束了，那温柔的触碰和有力的拥抱也随之一去不返了。我也同样怀念那常常映入我眼帘的他沉迷的眼神和宽厚的微笑。”
但是，她对于那段浪漫日子温馨的怀想，最后总会被愤怒所代替。她不可避免地会想到总统是如何指着她对全世界说，他和“那个女人”没有任何性关系。这份又爱又恨的情感，让莫妮卡心中充满矛盾，“有多少日子我思念他，希望在电视里看到他的音容笑貌，就有多少日子不想再看见他，我关掉电视机，看到他就不舒服。”然而，无论多么为之伤心欲绝，现在莫妮卡更把克林顿看做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男人，一个政治家可以对她和国家撒谎。她说，“我从来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但是去年的事件，让我知道他比我想象得更不诚实。现在我知道他是一个自私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撒谎，这一点让我心中愤恨不已。”
可以理解，莫妮卡的家人和密友也有这种愤怒感。对于克林顿既扮演着她的男朋友又扮演着一个总统的角色，她和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之间产生了难得的分歧。凯瑟琳宣称，“他是我的总统，他的年龄是她的两倍，有着一个几乎和她一样大的女儿，我不能原谅他的行为。”
在整个丑闻发生的这段时间里，莫妮卡的父亲一直都不愿意评论总统，他在上电视的时候，以沉默面对电视主持人芭芭拉·沃尔特、拉瑞·金还有凯蒂·科林斯的问题。自从斯塔尔的报告出版和特里普的录音公开以后，他的心肠就变硬了。今天，他毫不含糊地声明，“我恨他这个烂人和他所做的一切。把美国总统称为寄生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事实上，他就是。他对我女儿所做的一切，都让我很生气，莫妮卡才比切尔西大几岁，我相信他不会认可别人对他的女儿做这些事情。他是一个懦夫，没有勇气承担他所做的事情。”
就像深深地憎恨在她需要的时候抛弃她的总统，莫妮卡对琳达·特里普和她那一伙背叛了她和总统的人，怀着刻骨不灭的仇恨。“我的怒火四处游走。”她悲伤地说。这份仇恨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她能够把这种感情抛到脑后，她真正找回以前那个完整的莫妮卡，可以继续前行了。当她决定要起诉特里普非法录音的时候，她很明白这个案子会让她去重新回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那些她一直试着忘记的过去一直纠缠着她的现实生活，阻止着她奔向新生。
和仇恨为伴的是巨大的内疚感。她为自己导致的麻烦和痛苦感到害臊，不仅是困扰了她的家人和她的朋友，还有总统的家人，尤其是切尔西·克林顿。莫妮卡到现在仍然不能相信——更不用说接受，三年前那次兴奋的、夹杂着偷偷摸摸的调情所开始的一段故事，随着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弹劾选举总统而消逝。
1998年12月中旬，国会以微弱多数的投票通过弹劾克林顿的决议时，莫妮卡不禁强烈自责，“我太对不起他了，”她说，“我哭了又哭，觉得太不幸了，不能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她为总统的不幸狠狠责备着自己，她对自己说，如果当初她不相信特里普，这之后一系列的悲剧都不会发生。其实，就像国会立法者喜欢说的那样，她的论点只是一个“假设”。当葆拉·琼斯案中，总统在斯塔尔的大陪审团前说出自己的证词，就已经宣告了他的倒台。
伤心的莫妮卡整天窝在床上，无法忍受那些新闻，众议院在投票弹劾总统，甚至就在这个全国最高行政长官动员全国的武装部队，和英国一同出兵，对伊拉克实行大规模的轰炸的时候。美国人对此迷惑不已，又忧心忡忡。
这整个事件所具有的政治审判特点，带有专制时期前苏联的烙印。国家的调查官实行恐怖政策，让母子猜忌，把恋人分开，让家人离弃，使朋友反目，在这里，结局早在事情开始之前就被写好。一些观察者慷慨地把这个事件和刘易斯·卡洛尔笔下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作比较，在书中，红桃皇后不停地大叫，“不，不……先处罚再定罪。”
秋千上的女孩（2）
无论何种标准，弹劾之争都显得太过超现实。一场审判暴露出美国法律系统正濒临沸点，同时正义则降到最低点，这是系统对常识的胜利。国会决定弹劾总统，根据就是那个男人找人代写的报告，而他根本没有见过关键证人，更别说面谈了。这个报告的基础则是在一个一边倒的法官面前的宣誓。在这样的法律圈套中，一个人够聪明的话就能在大陪审团面前“起诉一块芝士三明治”。
然而，所有这些质疑都被扔到了一边，国会投票通过总统因为两项条款而被弹劾，一个是在大陪审团面前发伪誓；另一个是妨碍司法公正。这两条“弹劾的理由”不久从低级立法机关，也就是众议院，被送到参议院，在参议院里，正式审判从1999年1月7日开始。100个参议员都宣过了誓，成为陪审团成员，他们中只要有三分之二的人通过，就可以让总统下台。然而共和党在参议院中并不占绝对多数，许多观察员认为这个举动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只是一次用来摧毁整个国家的联系而已。
对莫妮卡来说，参议院这次对克林顿总统的历史性审判，激起的不仅是她的焦虑和悔恨，还有憎恨，当参议院讨论是否需要召集证人时，这个提议显然是共和党的调查官和克林顿对手们所衷心希望的。每天她都浑身颤抖地等着知道，是否要作为证人出席审判现场，是否要在参议员面前被拷问，而这一切都会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播出。在她的冰箱里有两瓶酒，一瓶是高度的伏特加，另一瓶是她最喜欢的Veuve Clicquot香槟，如果她被要求出庭，她就拿前者灌醉自己，如果没有，她就拿后者来庆祝。
那段时间，她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原本一个简单的恋爱，变成了一场政治倾轧。“这是我的爱情，我的思想，我的身体，为什么变成了一个低俗可鄙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