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崛起-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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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蛎占据了他的菜单的重要位置。罐装的鱼，特别是凤尾鱼，非常受他的喜欢；他常为没能从低地国家一带获得更多的这种鱼深感遗憾。他尤其爱吃鳝鱼饼……”
1554年，教皇尤里乌斯三世特许查理免除斋戒，甚至允许他在行圣礼时仍可在早上不守斋戒。
饮食与治疗，这变成主要的事情。他一直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但他像一位描述者所描述的那样发表一些“优美而绝妙的评论”。他喜欢摆弄机械玩具，喜欢听音乐和布道，有时也关心国事，但这不过是他的消遣罢了。他与皇后感情很深，皇后的逝世，使他的心神转向宗教。他的宗教十分死板，注重仪式。每逢四旬斋期的星期五，他总要怀着虔诚的信念和修道士们一起鞭打自己，直至出血。这种苦刑和风湿病，使查理释放了出于政治的考虑而压抑的对宗教的热情。巴利亚多里德附近出现了新教徒时，他十分震怒：“告诉宗教法庭的庭长和他的议会，一定要忠于职守，在罪恶蔓延之前，用斧头把它连根斩断。”尽管他有这样的疑问：对这类罪犯我们不通过一般审讯也不加同情是否正确。但他还是认为：“一旦这些犯人得到了宽恕，就会有机会重新犯罪。”他还以自己在荷兰的行动为例，宣布：“执迷不悟者烧死，悔悟者斩首。”
几乎可以成为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的象征的是他对于葬礼的过分关注。他似乎有种直觉，觉得欧洲某些伟大的东西已经死去，非常需要举行葬礼，对未偿还的一切画上句号。他不仅参加在于斯特举行的每一次真正的葬礼，而且他还为不在场的死者举行仪式。他就曾在妻子逝世的周年忌日，为纪念她而举办了一次葬礼仪式，最后，他为自己举行了葬礼。
“小礼堂的四周挂着黑幔，虽然有千百支蜡烛，发出的烛光尚不足驱散黑暗。教会的信徒个个身着正装，皇帝的所有家属也身穿黑衣，陷入深深地悲痛之中，围绕在教堂中央一个蒙着黑布的灵柩周围。接着，葬礼仪式开始了。在修道士的哀悼声中，人们替离去的亡灵祈祷，祝愿他进入天国。当主人死亡的样子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中时——或许他们是被感动了，又或者是对主人表现出来的懦弱表示怜悯，悲哀的侍从禁不住放声大哭。裹在深色斗篷里的查理手持一根点燃的蜡烛，夹在家属当中，做自己葬礼的旁观者。最后，他把蜡烛递给教士，表示他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万能的神。这次悲哀的丧礼就这样结束了。”
在这次假葬礼后不到两个月，查理死了。神圣罗马帝国短暂的辉煌，也同他一起消逝了。他的领土早已分给了弟弟和儿子。神圣罗马帝国以一种衰弱、将死的状态一直撑到了拿破仑时代。直到今天，它的未被埋葬的传统，仍毒害着政治的空气。
第38章　　政治实验的时代：欧洲的君主制、议会制和民主制
拉丁教会崩溃了，神圣罗马帝国也彻底的衰落了。16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是人们在黑暗中摸索新的、更好的适应新形势的统治方式的历史。在古代世界的漫长岁月中，朝代甚或是统治的民族和语言在更替，但是君主和教会的统治方式却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而日常生活方式则更加稳定。在16世纪以后的近代欧洲，朝代的更替已经不再重要，历史的兴趣集中在广泛和日益多样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实验上。
如前所述，16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的历史是一种努力，是一种下意识的努力，是人们为了适应已经出现了的新形势而改变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所做的努力。这种努力往往因为情况本身的迅速变化而变得复杂。这种下意识的、往往是不情愿的变化（因为人们总的来说不喜欢主动的变化）越来越落后于形势的变化。十六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政治与社会制度越来越不平衡的历史，是一部更加不安、更加繁琐的历史，也是人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新的需求和可能性、缓慢犹豫的意识到有必要对人类社会整体模式进行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改造。
在人类状况的变化中，是什么打破了伴随着由野蛮民族的征服带来的周期性更新，已经在欧洲旧世界中以一种特定的节奏控制人类生活万余年的帝国、牧师、农民和商人之间的平衡？
变化是多种多样的，因为人类事务本来就是特别复杂的。但是主要的变化似乎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的增长与扩展。这些知识最初由一小群知识分子所掌握，传播的很慢。但在最近的五百年中非常迅速的传播到越来越广泛的人群中。
人类生活所发生的变化中，也有很多是因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变化所引起的。这些变化伴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扩展而不断发生，同时与知识发生着微妙的联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倾向于不再把生命看作是满足人类普遍的、基本的欲望和享乐，而是倾向于在更广泛的生活中去参与、去探求、去做出贡献。这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这些在过去二十多个世纪中传遍世界的伟大宗教的共同特征。它们作用于人类的精神，这是那些古老的宗教所无法做到的。他们完全不同于那些被它们部分改造或取代的、以教堂和牧师为中心的、有迷信血祭的古老宗教。它们逐步发展了个人的自尊心和对人类共同事业的参与心和责任感，这是在古代文明中所不存在的。
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第一个大的变化是古代文字的简化和广泛应用，这使更大的帝国和更广泛的政治谅解成为可能和必然。第二个变化是马以及后来骆驼成为运输工具，而陆地上铁的发现促进了车辆的使用，道路的扩展以及军事能力的提高。接着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变动，这是由于货币的出现，以及由于这种便利而危险的契约方式而发生的债务、所有权和贸易的本质的变化所导致的。帝国在大小和范围上不断扩展，人们的思想也同样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地方神的消失，神权统治的时代开始，伟大的世界性宗教的教义开始出现，详细的历史和地理记载也开始出现，人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蒙昧时代和对知识的第一次系统的研究也从此开始。
在希腊和亚历山大时期开展的科学进程曾一度中断。日耳曼野蛮民族的袭击、蒙古民族的西侵、宗教改革的震动以及大瘟疫都给政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当文明从冲突和混乱中重新恢复过来时，奴隶制已不能作为经济生活的基础了。第一批造纸厂的建立通过印刷品为收集信息、加强合作提供了新的媒介。渐渐地，在各处，对知识的研究和系统的科学进程又重新恢复。
这样，十六世纪以后，作为系统思考的必然产生的副产品，不断出现大量的发明创造，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他们都往往加强了活动的范围，加大了互相的利益或伤害，加强了合作，并且这些来得越来越快。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对这一切做好准备，直到20世纪初的大灾难加快了人们的思想之前，历史学家们几乎找不到为应付在不断发展的发明浪潮的影响下产生的新情况而做出的有才智、有计划的尝试。最近四个世纪的人类历史就好像是一个被监禁的熟睡者，当囚禁和庇护他的监狱着火时只是笨拙不安的动一动，根本不会醒来，而是将火的劈啪声和温暖混入到原来混乱的梦境中，不像是一个清醒者能够意识到危险和机会。
正因为历史并不是个人生活的历史，而是关于全社会生活的记载，因此，那些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发明必然是影响人类交往的发明。在十六世纪出现的新事物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印刷品以及应用罗盘的适于航海和远洋航行的船只的出现。前者普及、扩展并改革了教育、公共信息、讨论以及政治活动的基本组织。后者使整个世界联为一体。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枪炮和火药的使用和改进，这最初是十三世纪由蒙古人带到西方的。它破坏了城堡中的贵族和有围墙的城市的实际上的豁免权。枪炮将封建制度一扫而空。君士坦丁堡被炮火攻陷，墨西哥和秘鲁也是在西班牙炮火下屈服的。
17世纪，系统的科学出版物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并不显著但却是富有意义的创新。在这伟大的进步过程的领导者中，成就显著的是在维鲁拉姆大法官之后的英国大法官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他是另外一位英国人、卡切斯特的实验哲学家吉尔伯特（1540－1603）的学生，并可能是他的代言人。这一位培根和他前一位培根一样，鼓吹观察和实验，在他的乌托邦式的故事《新大西洋》中，他以令人鼓舞的丰富的形式，表达了他献身科学的理想。
不久成立了伦敦皇家学会和佛罗伦萨学会，其他奖励研究、出版、知识进步的国家团体也相继成立。这些欧洲的科学团体不仅成为无数发明的源泉，而且成为猛烈抨击几个世纪以来统治和摧残人类思想的荒诞哲学思想的中心。
尽管17、18世纪并没有出现像印刷品和航海船只这样的能迅速改变人类生活状况的发明，但是稳定的知识和科学能力的积累在十九世纪结出硕果。对世界的探索和地图的绘制仍在继续。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地图上出现。18世纪，在英国，煤炭已应用到冶金技术中，这大大降低了铁的成本，并且与过去的木炭冶金相比，增加了铸造和使用更大的铁的可能性。现代机器制造的黎明来到了。
如天国之树一样，科学也在不断的发芽、开花、结果。到十九世纪开始结出科学的果实（事实上今后可能永远不会停止）。首先出现的是蒸汽机和钢铁、铁路、大型的船只、巨大的桥梁和建筑，以及几乎万能的机器。人类的任何物质需求似乎都能够得到满足。然而更加奇妙的是，电子科学这一隐秘的宝藏也开始向人类敞开大门。
前面我们曾将16世纪以来的人类政治和社会生活比作一个在关押他的牢房失火时仍在做梦的昏睡着的犯人。16世纪的欧洲人仍在继续着他们的拉丁帝国梦，统一在天主教会下的神圣罗马帝国梦。但是，正如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会给我们的梦插入一些最荒谬最具破坏性的注解一样，当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和路德将天主教撕成碎片时，在这样的梦中我们会看见皇帝查理五世昏睡的脸和贪吃的胃。
到了17、18世纪，这样的梦就成为个人的君主国。这一时期几乎整个欧洲历史都在呈现出变化：努力巩固君主制，使其变得更彻底并向更虚弱的邻近地区扩展；随之出现了反对王权的勒索和干涉的坚决抵抗，这首先来自于地主，其后，随着国际贸易和国内工业的发展，又出现了新涌现出的贸易和有产阶级的反抗。双方都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在这里国王取得了优势，而在那里则是私有财产者战胜了国王。有时，国王在他的国界里成为太阳和中心，而就在其边界上就存在着由强硬的商人阶级统治的共和国。变化的范围是如此广泛，这表明这一阶段的各种不同的政府形式有着强烈的试验性和地方色彩。
在这些国家上演的戏剧中，一个非常普遍的角色就是大臣，在天主教国家则是主教。他们站在国王的背后，为其服务，并通过这种不可缺少的服务支配着国王。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能对这些国家上演的各种戏剧进行细致的描述。荷兰的商人加入了新教并支持共和制，摆脱了皇帝查理五世的儿子、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的统治。在英格兰，亨利八世和他的大臣沃尔西、伊丽莎白女皇和她的大臣伯利奠定了专制主义的基础，结果却断送在愚蠢的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手上。查理一世因叛国罪被推上断头台（1649年），这成为欧洲政治思想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在一段时期内（直到1660年），不列颠实行了共和制；王权很不稳定，更多的受到议会的控制。直到查理三世（1760－1820年）时期为恢复统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与此相反，法国的国王是欧洲所有国王中完善君主制最成功的一位。两位伟大的大臣，黎塞留（1585－1642年）和马萨林（1602－1661年）在这个国家树立了王权的权威，而这一过程也得到了被称为“大君主”的国王路易十四长期统治和非凡才能的帮助。
路易十四确实是欧洲君主的典型，在其权力范围内，他是一个罕见的有能力的国王，他的野心比他的基本的激情更加强烈。他以一种至今仍令我们敬佩的精心树立的尊严和霸道的外交政策相混合的方式，最终将国家引向破产。他的短期目标是巩固法国，并将领土扩展到莱茵河和比利牛斯山，并吞并西属尼德兰；他的长远目标是使法国的国王成为重建的神圣罗马帝国中查理大帝的可能继任者。他把行贿看作是甚至比战争更重要的国策。英格兰的查理二世就曾被他收买，同样，大部分波兰贵族也被收买，这将在以后介绍。他的钱，确切地说法国纳税阶级的钱被送往世界各地。但是在他心中最重要的就是风光。他的宫殿凡尔赛宫及其客厅、走廊、镜子、阳台、喷泉、花园及景观，都成为全世界羡慕和赞赏的对象。
他引起了全世界的仿效。欧洲各国的国王和王侯纷纷建立自己的凡尔赛宫，几乎超越了他们的臣民和信贷所允许的范围。各地的贵族都将他们的城堡重建或扩大成新的样式。精美的纺织品工业和家具业得到巨大的发展，奢华的艺术品到处流行；雪白的雕刻品、彩色的瓷器、镀金的木器、铁制品、印花皮革、各种音乐、壮丽的绘画、精美的印刷品和装帧、巧妙的烹饪、上等的葡萄酒。在镜子和精美的家具中间，穿梭着被称为“绅士”的奇怪的一群人，他们戴着高高的扑了粉的假发，穿着带花边的丝绸，靠着手里令人惊讶的拐杖的支撑在红色的高跟鞋上寻求着平衡；更奇妙的是那些所谓的“贵妇人”，扑了粉的头发高高梳起，穿着由金属支架支撑起来的蓬大的丝绸衣裙。在他们中间是装模作样的伟大的路易，他自诩为世界的太阳，并没有意识到那些消瘦、愤怒、痛苦的脸正在他的阳光所照射不到的低矮阴暗处注视着他。
在这个君主制和各种政体试行的时代里，德国人民在政治上仍然是分立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