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雾-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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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对基层运动的领导，江苏省的党政部门根据中央的精神对原有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1958年4月，江苏省委决定：今后有关全省性的方针、任务、规划问题，由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决定统一规划、统一安排，并决定成立工业、农业、政法、党群、文教五个小组，在省委统一领导下，代表省委处理有关方面的日常工作。依照此例，江苏各地、市、县委纷纷对原有机构进行调整。南京市玄武区区委将区机关各部门按工业、财贸、文教、肃反、政法、街道六个系统组织起来，分别成立领导小组，实行所谓“下去一把抓，上来再分家”的新工作方法。此项决定的意义在于，作为组织安排全省经济生活的各级政府的工作权限实际上已被党委完全取代，换言之，原先由党和政府共同组成的国家权力象征，今后将主要由党来体现。

进入1958年后，要求加强党对工农业和文教科研工作的领导，成为来自北京的不断重复的声音。江苏省委将12名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和21名省委部长、副部长调往地方。副省长韦永义、周一峰分别调往无锡市委和南通市委任第一书记，原省委组织部部长高啸平被调往扬州地委任第一书记。4月，南京市委又抽调六百余名干部分配到学校工作。向知识分子集中的文教单位“掺沙子”，其实早在反右派运动后就已着手进行。1957年9月下旬，江苏省委就已从工矿企业抽调了500名干部派往省内的学校、医院、报社和其它文化单位。1957年12月，江苏省委又选调五十余名领导骨干，分别到省内各高校担任党委书记、副书记和系总支书记等领导职务。

在这期间，根据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在党政机关内部就开展第二批审干工作作出部署。南京市玄武区对全区工业、手工业、财贸、文教、卫生、公安、中小学教员3124人进行了审查，经初审发现有33。2％的人需要进一步弄清问题。为此，玄武区委在1958年2月成立了新的审干办公室，各系统成立了审干小组。3月13日，玄武区又成立审干委员会和肃反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兼任主任和组长。自然，那些被认为“有问题”或“待查”的干部是不会被派往基层担任领导的。大跃进高潮中，从上级机关下放到地方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或从工矿企业选调到文教单位的干部，作为权力和权威的化身而受到基层单位的尊崇，他们的到来使基层单位更生动地体会到国家权力的力量。

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通过大兵团式的兴修水利工程和“全民炼钢”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强化。在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多由国家督导建造，因为重大的水利工程只有依靠国家力量调集人力和物力才能完成。江苏北部是历史上水患严重的地区，中共在建政前，苏北根据地地方政府在战争环境下就曾领导建造过一些中小型水利工程。建国后，苏北行政公署领导修建了一系列的治水工程，在这一类的活动中，北京的水利部曾派遣过准军事部队水利营前往苏北，但治水的主力是当地的民工。由于民工人数众多，当局对民工的管理带有准军事性质，要求实行较为严格的统一劳动、统一作息的制度。

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后，省委要求实现“三年全省水利化”，“在严寒刺骨的风雪中，数百万群众穿梭般地忙碌来往”，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奋战。民工往往每天劳动长达12…15个小时以上。1958年3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工程开工，这是迄至那时江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34亿土石方，如果包括农田水利部份，江苏全年共完成43亿土石方，相当于1957年的13倍。

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生产的突出事例是大炼钢铁运动。由于毛已将他的个人声望与国家威权全寄放于实现“1070万吨钢”的指针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此大炼钢铁就完全成了一种国家行为。在1958年6月间，土法炼钢、炼铁已在南京、苏州、常州等地出现。6月下旬，南京市玄武区在市委领导下成立了钢铁领导小组，各行各业已试办小高炉。6月29日，南京大学建起第一座小高炉。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江苏省全面展开“全民炼钢”。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数百万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军人、城市居民日夜奋战，大搞低温炼钢、炒钢（把废钢铁熔化后拌一下就作为新钢）。10月以后，南京市玄武区办了一个以土高炉为主的玄武钢铁厂和一座以“洋”高炉为主的高速钢铁厂，区委还出版了不定期的《高速报》以指导全区的炼钢运动，区内迅速形成“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为铁忙”的局面。刚刚实现公社化的武进县抽调二万余人大炼钢铁。徐州专区更抽调30％的农村劳动力用以支持钢铁战线。在任务最紧张的11月，全省农民组成的炼铁队伍共达到500万人。如果没有国家威权做后盾，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让数百万农民自带口粮、不分昼夜地侍候钢铁“元帅”升帐的。

如果说全民炼钢体现的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为后盾、动员人民追逐某种具有空想乌托邦的计划，那么国家法权机关的大跃进则直接强化了国家权力。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与其它部门一样，也展开了大跃进运动。公安部门除了修建小高炉、搞“土法炼钢”和为群众做好事以外，更搞实实在在的强化管理和肃反。1958年1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口登记工作。此条例的正式颁布，标志着建国后的户口管理制度正式完成。江苏省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列为大跃进的重要内容，迅速在全省范围内重新检查、审核住户户口，使全省居民个个皆有户可查。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各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

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形势下，北京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在1955…1957年，全国进行了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的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它基层单位共141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可谓任务繁重。但是，经过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四十余万件，对地富反坏分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年3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市、县的肃反现场会议。6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分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25000名“反、坏分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跃进新建、扩建单位共77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大跃进期间，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安力量，其地位得到明显的突出。1959年，为了加强对城市基层的进一步领导，南京市各公安派出所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公安部门与所辖地段的所有单位建立了经常的工作联系，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已全面渗入到每一个角落。

　

三

在大跃进期间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下，群众已普遍对国家权力的象征符号加深了认识，人人知道大跃进的含义，人人知道议论、怀疑大跃进将会犯不可饶恕的错误。

江苏的大跃进与全国其它省份一样，都是以大批判开道，以反各种右倾保守思想为推动力。1958年3月，根据北京的精神，江苏省开展了“反右倾、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全面兴起后，又通过所谓“鸣放辩论”，着重打击对大跃进的浮夸目标抱怀疑态度的“观潮派”、“算帐派”。在这种辩论中，上级部门选择事实上和假想中的对立面，动员群众以大字报、斗争会的形式，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扬大跃进的各种具有空想色彩的目标和计划。进入6月以后，江苏省的大批判已开展得如火如荼，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批判靶子。在工业部门，针对不少干部群众对打破生产管理秩序、违反操作计划的担心和忧虑，大批“唯条件论”、“科学技术神秘论”和所谓“先进不可超越论”。“全民炼钢”运动掀起后，批判对象又增加一个所谓“炉前摇头派”。

在农业领域，大跃进的“敌人”则是对密植持异议的所谓“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江苏省以常熟县为推广密植的试点地区，继而在全省农村推开密植运动，“有的县组织15万人的大兵团突击深翻”。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增产声浪中，江苏省又在全省三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展开一场早已定论的所谓“三麦要不要赶水稻，能不能赶水稻”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在这场自问自答式的大辩论的推动下，全省开展了一场“踢翻老历本”、培植三麦的突击运动。常熟县23个乡党委向全省各兄弟乡发出倡议书，提出要大力批判“怀疑成倍翻番论”，实现“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的计划。1958年7月下旬，江苏省委召开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号召继续立大志，鼓大劲”。会后，组成万人检查团分赴各地检查跃进指针落实情况。检查团所到之处，“满山遍野红旗招展，五级干部将近百万人会师田头”。然而，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产量翻一番很快就成为“右倾保守”的代名词了。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江苏在全国一片高产卫星纷纷上天的压力下，不久也放出了自己的亩产2万斤的大卫星。到了亩产几万斤的大卫星纷纷上天之际，各种大批判已欲罢不能，再也无法降温。

在大跃进年代中，江苏文教单位的大批判也虎虎有生气，与其它战线相比毫不逊色。尽管各高校也普遍修建了小高炉，并动员广大师生在高炉工地日夜奋战，但高校毕竟不是生产单位，因此，高校的大跃进依然是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为中心。高校的大跃进早由北京制订了明确的方针，这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体落实的方法则是“拔白旗，树红旗”。“白旗”者，名教授、名学者和每个知识分子都具有的“轻视劳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坏思想和坏作风。江苏各高校师生不仅纷纷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坏思想，还轻装上阵，向被学校领导挑选出的“白旗”展开批判斗争。为了表示革命师生已具有全局性的“拔白旗”的雄心壮志，一些大学还主动参与批判全国性的“白旗”。1958年，尚钺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金日成青年时代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被认定犯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南京某著名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们主动请战，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编写了一本批判尚钺修正主义史学观点的论集。

“拔白旗”是为了给“插红旗”开道，高校的“插红旗”就是大搞“教育革命”、批判“参加劳动是浪费人力论”和“教材神秘论”。1958年上半年，江苏各高校学生平均每人劳动达300个小时左右。一些院校的中文和历史系还取消了“训诂学”、“中国历史文选”等课程。为了赶上全国教育革命的新形势，革命师生打破框框，自编教材和讲义。新编教材往往一两个月就能大功告成。随着一本本速成教材的问世，被拔的“白旗”教授、学者们那些所剩无几的学术自信心也就彻底荡然无存了。

尽管知识分子已表现出对大跃进的强烈激情，但国家似乎不太相信他们的那份激情，于是又有1958年在全国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普遍展开的“交心”运动。江苏省及南京市各民主党派成员两千多人，分别于3月9日和4月1日两次举行了社会主义大跃进誓师大会，表示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加速组织和个人的改造。3月25日，南京大学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教师以及南京林学院全体教师联合举行改造促进大会，他们抬着“大红心”的标志上街游行。4月4日，南京　各高校师生与科研机关的民主人士共三千余人，高举“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的旗帜在南京市举行大游行。游行后，又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4月21日；南京市工商界三千多人召开大会，宣布“立即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亲临会场予以支持。4月22日，南京市工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向党“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号，表示要把“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心二意，跃进到一心一意”。江苏省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交心”运动，天主教界通过“自选”、“自圣”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在“交心”运动中，全省11个城市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4106人，共交心47万条。据当时的记载称，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们长期隐瞒的腐朽思想和反动行为”。对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组织上规定的原则是“自梳自理，求医会诊”。先让他们对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引导他们恳请党员和领导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他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劲”，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走过场。

根据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凡展开政治批判斗争皆需有一个对立面，批判各种右倾思想不能仅满足于思想教育，还需揭露出右倾思想的代表人物，这样就可以使斗争有了目标，并且推动各项中心任务的实现。1958年8月，中共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