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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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胡林翼给“季丈”发聘书时的规定，他每年可得工资300两白银。三年下来，他积足了900两。这绝对是笔大钱。
有了做家教赚来的第一桶金，他决定要利用这笔巨款，改变自己倒插门的形象，结束一段有屈辱感的生活。
1843年，31岁的左宗棠，当机立断，在湘阴柳家冲买下70亩田，建成了一处庄园，取名“柳庄”。
从此，这个“柳”字，继“牵牛星”、“今亮”之后，成为左宗棠的第三个身份标记。
为什么爱柳？“柳”在古代，不是什么好词。寻花问柳，柳陌花巷，眠花卧柳，宠柳娇花。但左宗棠倔强脾气，独立见解，他要以自己的开创，赋予它新的象征意义。
我们看柳树，很特别。不挑剔土地，随便播种下去就可以成活。主干很粗壮，枝干很遒劲，枝条树叶很柔软，迎风一吹，浪漫飘摇，有点像道士衣带。这种特点，跟左宗棠的性格，还有几分近似。
左宗棠书法非常有特色，越看越像“柳树体”。后世与他的书法、性格相近的湖南人，是前总理朱镕基。朱镕基的“百口棺材”论，“一口留给自己，九十九口给贪官”，与左宗棠口气，如出一辙。左宗棠晚年就是安排士兵给自己抬着棺材去收复新疆的。
这时的左宗棠大约也相信风水。从环境学角度看，风水确实存在。人的情绪、思想、性格，会受到环境影响，有时还非常大。
建柳庄前，他请来风水师。风水师早听闻左宗棠“牵牛星降世”的传说，投其所好，说这块叫“仙牛地”。边说边指点：左老师，您看，牛头朝东，东面的山脊低洼处，那就是牛角扼。
左宗棠开心地笑了。从小以“牵牛星降世”而自豪，现在以“当代诸葛亮”而自称，他决定以诸葛亮的标准，来仿造自家的建筑布局。
他安排在后院子里筑了个大花园，当中开凿出一个大池子，养了一群鲤鱼，取名“武侯池”；把开凿池子的土，他用来堆成一座假山，在上面栽些青篁松柏树，取名“卧龙岗”；又在岗下面盖一间茅屋，屋里摆一张古琴，墙壁上挂起“隆中对”的古画，取名“隐贤庐”。
更有意思的是，他安排在“武侯池”边放了一头雕刻出来的花岗岩石牛，锐利的牛角直指苍天。这种决绝的性格，象征了他无与伦比的心力。
比诸葛亮虽然晚了5年，但今天左宗棠终于可以以卧龙自居了。他再在内门上挂出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
经过左宗棠这样一番精心的设计，湘阴柳庄倒有了几分南阳隆中气派，就差没摇鹅毛扇子了。凭想象我们几乎可以看见，告别所谓“胶囊族”、“蜗居族”式生活，扬眉吐气的左宗棠，这时多么意气风发。
事业上还没有将自己做成“当代诸葛亮”，生活上他提前过了一把做诸葛亮的瘾。这既是一种自我激励，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左宗棠心气那么高，如果不自我安慰一下，不自己给自己肯定，社会压力那么大，他不是先要怄气死了？
先有自爱，才能爱人。
奇怪的是，自从柳庄建成后，左宗棠的生活就顺了。儿子接连出生四个，事业也畅通了，机会多起来。有人说是风水，其实是环境。一是摆脱了倒插门的心理阴影，他的自我意识、独立意识，有了房子来认可，得到了强化；二是经过前面这么多年的积累，从人脉到知识，已经初步具备做大事的能力。
住进新房，左宗棠感慨万千：从14岁参加科考，回望17年来的坎坷经历，自己31年来的发展轨迹，暗合了《易经》。
《易经》爻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中秀才、举人，是“初九”；见陶澍，是“九二”；设馆教书，潜心苦读，正是“九三”。
“终日乾乾”就是每天忙忙碌碌，勤力读书做事，这样才有望卧龙出山。
想清楚了这些，他开始气定神闲，不再急于功名。做的第一件事，是将老婆孩子们从湘潭接到湘阴来。他还将岳母娘也接到自己新屋里来住了一段时间，以尽一个名正言顺明媒正娶女婿的孝心，更是通过实际行动，洗刷当年民间流言“桂在堂，讨个郎，呷掉一仓谷，睡烂一张床”的恶意攻击所带来的耻辱。
建好了柳庄，左宗棠又马不停蹄赶往陶家教书。坐在陶家悠哉读书，他并不知道，天下这时开始大变。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打响。
与外界信息完全隔绝，不无好处。他可以集中精气神，不被时事分散。“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佛教的要义，是人要管住自己心。所谓不要执着，“破我执、破法执、破空执”。破除了这“三执”，内心就入定了，世界干扰不到你，你可以直通真理。毛泽东小时候跟母亲拜佛，悟出了这个道理；左宗棠出山前清净地生活，在实践这个道理。＇4＇
每天不是在教书，就是在种田，耕读自得其乐，日子走得像小偷一样快。天下大事暂时还不会来“烦劳”左宗棠，他过着悠哉悠哉、安乐逍遥的日子。每天坐椅面对柳庄门前的郁郁葱葱，一路饱受穷苦与挫折的左宗棠也许在想，为什么不好好享受一下、体验一把这阶段性的人生成功呢？
左宗棠当然会享受过程。
这些年，左宗棠“行走山水间”，经常骑着马，爬过峰头，或坐着船，见朗月，闻清风，在安化与湘阴来回奔走。教书、读书、家事交错，一阵子做这个，一阵子做那个，忙得有滋有味。
在陶家设馆，一呆8年。
8年里，左宗棠都收获了什么？
湘上农人
用8年时间，左宗棠不仅读完了当下湖南经世致用学风集大成者陶澍的实践心得，连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之类的书也全读了一遍，他终于实现了自己22岁时立下的志向，“读破万卷”了。
这些正书与杂书加在一起，左宗棠免费自学成了一个“自由派进士”。
但自读不是空想，而是实干。教书空闲时，他抓紧回到湘阴，继续研究地理，忙农学实践。他规划好时间，教书与农庄，互不耽误。左宗棠自述这段经历，“自移家来柳家冲，署其曰柳庄，每由安化归，即督工耕作，以平日所讲求者试行之。日游陇亩，自号湘上农人”。
在陶家读完《康熙舆图》，又读了《乾隆内府舆图》，学问大有长进。他在自绘地图的基础上，对舆地的研究深刻、全面了许多。
在农学的实践上，左宗棠比起入赘湘潭周家时也有了更深入的科学实验。除了前面说到的《广区田图说》被左宗棠用进了实践，他还雇佣了一批农民帮自己干活，自己也亲自参加劳动。每年他从安化往返湘阴，中间有150里路，他就走访农家，观察农田，将别处的好种子、好方法，带回柳庄。亲手耕作，给人家示范。他将这些种稻、种柳、种竹的方法，及时总结下来。
甚至，为了证实“深水插秧，浅水耙田”这句农谚，他挨个问了几十个种田高手，然后自己下到田里去，扶犁掌耙，插田抛秧。
左宗棠潜心研究农学，科学种田，他尝试采用古时候流传下来的耕种方法，非常有效。又种上桑树和茶树、竹子等，来充分挖掘田地的优势，几年之后，单是茶园的收入，差不多就缴清了国家的赋税，其他产出全是纯收入。（“比以古农法耕柳庄之田，甚有效验。又种桑茶，植竹树，以尽地利。而茶园所入，今年差可了清国课。”）
左宗棠自己当然也想不到，这些眼下看来属“无用之学”的知识，为他日后平定陕西、甘肃，收复新疆打下了实践基础。他更加没有事先料到，当他以“湘上农人”自号，说出“长为农夫没世”，一心一意回到柳庄来建设晚清新农村时，他这时学到的农学知识，将为他收复新疆立下汗马功劳。
正是这段时间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种田、种树实践经验，20多年后，左宗棠对中国大西北的生态环境的建设，远大于六个英国国土面积的植树造林，给后人带来史无前例的贡献。
眼下，他只是凭一个读书人，一个农民的本能，在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
他将这8年里种稻、种茶、种柳、种桑、种竹的实践研究，总结写成一本书——《朴存阁农书》。
他为什么这么替农民操心？生活经历决定的。左宗棠天天跟农民打交道，既懂他们，也对他们有感情，而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理性也在告诉他，“农为人生第一要务”。
上次与胡林翼观点发生分歧后，左宗棠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接地气与尚空谈，水火难容，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左思右想，他终于想明白了：官员崇尚搞关系，通过一些手段，往往反倒博得虚名，获得利益，所以他们乐意玩关系与手腕。但农人不能这样，做实事必得扎实，一分投入，一分收获，农民不能欺骗土地。你去骗土地，三脚猫，花架子，土地依葫芦画瓢回报你，弄得你歉收。左宗棠跟朋友张玉夫比较后得出结论：“而古今颇少传书，颇思有所著述，且素患近人著书惟择易就而名美者为之，绝无实学可饷后人。弟近阅新书万卷，赏心者数种已耳。学问之荒，人才之敝，可见一斑”。
这段生活经历，对左宗棠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强化了左宗棠踏实的办事风格，同时也培养了左宗棠对底层民众的朴素情感。
左宗棠实践后悟出读书与作农之间，有一个共通的道理：“足知地利之不可不尽，而人事之不可不修矣。”他说，我最大的体会是，追究问题就要洞察根本，追求学问尤其要穷根究底。（“问之既洞其事，学之尤穷其理”）。
对这种边耕边读、既享受自然真味又求得了学问真知的农家生活，左宗棠十分满意，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那种开心的劲头，可与他后来被拜相封侯相提并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充分流露出那种道家自然的乐趣。他说：“兄东作甚忙，日与佣人缘陇亩，秧苗初茁，田水琮琤（cóng chēng，形容像玉石一样的流水声），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番乐意。”这种生活，在先秦的《诗经》里才可以找到，在庄子的散文里才可以看到。
看着柳庄里家人越聚越多，左宗棠心花怒放。他甚至操心上了厨艺。岳母来的那天，他亲自迎接，并且动手蒸米酒，为老人家接风。
家里没有酿米酒的工具，他就去邻居那里借来一套。他从仓库里取出自己去年收割的糯米、坚米，找来木香、青藤、地绵、乌药、黄荆配成的曲料，忙得不亦乐乎，一手酿起酒来。
一个星期后，米酒蒸了出来。他舀出第一杯米酒，恭恭敬敬地端到岳母面前。岳母连抿了几口，笑眯眯地说：味道很好，也很正，不错不错，你们自己也快喝。左宗棠哈哈大笑，说：“赊八百里洞庭当春酒，韵味无穷啊！”他这一高兴，口气又大了起来。
随后几年，事事顺心。
1846年，周诒端在连生三女后，给左宗棠生下第一个儿子左孝威。随后几年，张茹又接连给左宗棠生下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四子四女，一家十一口，其乐融融。
此外，还有两桩大喜事：
1846年，老师贺熙龄将自己的三女儿许配给了左孝威，两家定下一门娃娃亲。
1847年，大女儿左孝瑜满14岁，左宗棠去安化给陶桄和她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左宗棠跟陶澍正式结成亲家，这种史无前例的姻亲关系，消息传出，在湖南官场产生了巨大震撼。时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在千里之外，也听到了。
陶桄结婚，表示成年。左宗棠的家教生涯，就此结束。从此他不用在安化、湘阴两头奔走，可以安心在柳庄扎下根来。
1848年，陶家搬进长沙城。左宗棠为谋生计，继续在长沙徽国朱文公祠设馆授徒＇5＇，这次他带了5个学生，陶桄仍跟他学习。
然而，就在左宗棠咂摸品味这种“农夫、山泉，有点田”的小日子，过得还有滋有味，全然忘记了多年来的失落与不快时，一个巨大的劫难，这时悄悄地笼罩到了湘阴上空。
在连续两年大旱之后，1848年，湖南突然遭遇汹涌而来的洪灾。
三湘四水，全部满溢。被两年旱灾已经折磨得骨瘦如柴的老百姓，瞬间被洪水团团围住，遭受折磨。没有吃，没有穿，一边逃命，一边还得乞讨，怎么受得了？
柳庄是逃灾的必经之路。
左家历来有慈善的家风，左宗棠看不得穷人苦。他自己虽然才摆脱穷苦，但当即想到拿积蓄来接济。
他含着泪，吩咐两位夫人，将家里的谷全部舂成了米，用来熬粥，每天接济逃难的苦民。碰上有病痛的，他还学会了中医，给他们做药丸治疗。
但这次洪灾大得出奇。个人家底再厚，面对人头攒动、黑压压涌来的难民，无疑杯水车薪，眨眼见底。左宗棠自己才脱贫，家里转眼又空了。半饿着肚子，他学父亲当年，跑到县城里，发动族人来捐谷。他发起建立了一个“仁风团”义仓，选举出经理，订立规章制度，到官方备案，作为一个组织，向外县扩张。很快，长沙、善化、湘阴、湘潭、宁乡等地的地主、乡绅，都跟着左宗棠来救灾，捐出了价值5000两白银的谷和米。
左宗棠作为乡绅，利用个人强势的能力，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威信，就这样组织了中国早期的民间社会自治组织。
然而，在晚清封建专制里，湘上农人左宗棠这种过好自己日子，帮助湘阴人、湖南人过好日子的社会自治，只能在自然灾害肆虐时发挥一点作用。灾害一过，马上被当作潜在的暴力组织，被朝廷以各种名义摧毁。
难道做一个安分的老百姓一旦遇上天灾就没活路了吗？是的。但这个事情你不能问朝廷，强权政治既然不会给你活路，当然也不会给你发问的机会。
左宗棠自己当时肯定想不到这些。在19世纪末，在闭塞的湖南湘阴，他也不可能凭空生出民主、自由、自治的观念，想着做一个好公民。
那真是一场要命的灾难。“淫雨不止，大水为灾，柳庄之田，各尽发芽，收成已绝望矣。”左宗棠自己住的房子，房顶一直在不断地渗水，墙壁不久就轰然坍塌了，田里的青蛙，湘江里的小鱼，都爬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