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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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东流了。
左宗棠通过办洋务也弄明白了，中国文化“重义理、轻艺事”的弊端，只能靠经世致用来克服，靠科学与技术来改造。
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左宗棠明确告诉后人：中国的未来在海洋。如何让中国以长江、黄河为标志的河流文明，通过独立自主、平等开放的方式，与蔚蓝深邃的海洋文明对接，让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海洋强国，这是未来几百年里中国国家管理者应做的事。
在奏折中，左宗棠向朝廷建议，设海防全政大臣，要求统一事权和加强海防建设，共提了7条切实可行的意见。
当天，他紧接着再上奏《台湾紧要请移福建巡抚镇摄折》，建议移福建巡抚驻台湾，奏请台湾改设行省。
10月12日，清政府设置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批准台湾改设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
写完规划蓝图后第38天，左宗棠带着“此生未完成”的遗憾，在福州去世。
时间定格在1885年9月5日，一个同1812年11月10日一样普通的日子。两个时间点中的73年里，一个从生下来就被寄托了“牵牛星降世”美好愿望的平凡人家的孩子，通过自己坚定的理想，执着的奋斗，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许多独特的传奇故事。
左宗棠合眼长眠，李鸿章却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这个与他争论了一生的政敌，这头铁骨铮铮的蛮牛，终于不会再站出来跟自己唱对台戏了，他终于可以放手按自己的意愿来主持中国外事。
李鸿章从此一心单角度影响慈禧，独角戏一唱，又过去了10年。
1895年，慈禧太后已满50岁，真正是个老太婆了。这个当年泼辣敢为、工于心计的女人，26岁发动政变，将力拔山兮的武将，笔底波澜的文臣，统统制服到裙裾之下。
24年来，慈禧经历过太多政治大风大浪，有种阅尽人间沧桑的心态，来看待王朝内外的各色人等，这种心态，恰是衰老的表现。进入老年的她，开始显露“老人政治”的固执、霸道、独裁。放眼朝廷，再也见不到左宗棠这样的人站出来为她撑腰，终年如一相伴的，只有李鸿章和颜悦色的动听声音。他满足了一个女性强权者时刻需要把控住一切的心理需求；也让慈禧体验到凭借权力随心所欲、指使一切所带来的巨大快感。
李鸿章利用慈禧的心理转变，尽力迎合讨好，在她的荫蔽下，及时推销政见。
1894年，中日海战在即。慈禧要准备好她的60寿诞。钱从哪里来？李鸿章帮她提早从北洋海军的军费中挪用600万两白银来修建颐和园。
这一下波及了左宗棠生前建好的墙角。
左宗棠是中国海军的奠基人。遥记1866年7月14日，左宗棠接过慈禧幕后确定的、以同治皇帝名义作出的批复，于当年秋天在福建福州的马尾成立了福州船政局，三请沈葆桢出山，自己又捐赠了6万两白银做启动资金，真正耗费大量心血。这个存在过41年的船政局，是北洋海军的母体，共造了40艘舰船。
北洋海军1888年正式建军。但不妙的是，从创建那天起，军费就被官僚贪污、挪用，没有人想认真去办事，去用心管好，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大炮轰隆隆打起来。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按照“和戎”战略，本着保存嫡系淮军和北洋海军实力的目的，企图通过谈判和解，后又寄望于西方调停，均告失败。
日本从汉唐以来，一直在向中国这位老师学习。积蓄了1000多年的能量，学生挑战先生的野心愈来愈强。日本终于对中国北洋海军发动凌厉猛攻，李鸿章命令北洋水师不能还击：“战亦违旨，退亦违旨”。这个决策，直接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左宗棠30年海防建设规划的辛苦经营，被李鸿章毁于一日。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下关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一举开了中国割地求和及超巨额赔款的先例：
中国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2＇
这些左宗棠都看不到了。他看到了又能怎样？封建集权的体制，注定会走到这一天。个人有再强的办事能力，也无法挽救没落的王朝、垂死的帝国制度。左宗棠为日薄西山的清王朝注入活力，不是青春焕发，而是回光返照。
73岁的朝廷重臣，终于累死于国事，老死于任上。
人死入泥，盖棺论定。如何评定左宗棠的一生？
盖棺未定
左宗棠带着“中国如何面对未来海洋”的问题和遗憾离世，朝廷却为怎么给他加谥（shì）号而争论不休。＇3＇
从西汉到清末，中国历代宗室、百官得谥号共10473人。根据清代赐予大臣谥号的规定，一品大臣过世，按例请皇帝决定是否授予谥号。一品以下官员除非特旨，一般不授予谥号。得到谥号的人，只有曾入翰林，或者获授过大学士头衔，才能称“文”。
“文”为谥，号在“文”后。有清一代，谥号“文正”最高，“文忠”次之，“文恭”再次之，后面依次还有“文襄”、“文成”、“文端”、“文恪”。
左宗棠去世后，大学士额勒和布，协办大学士阎敬铭，考虑选定“文忠”上报。
慈禧太后一看，“文忠”两字不能准确概括左宗棠生平。于是问军机大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切合实际地表扬左宗棠平定中国西北、收复新疆的字？
回答是“文襄”。
清代“文襄”，多授予有学士背景、同时又有军功的大臣。比方小左宗棠25岁的张之洞，后来因在抗日与镇压两湖农民起义中军功显赫，被谥为“张文襄公”。
但咸丰皇帝曾有过规定：文武大臣阵亡或在军营中积劳成疾，或者一生的武功并没有成功的人，不能谥号“文襄”。左宗棠收复新疆武功大成，但保卫大西南却事功未成。
慈禧太后明白，左宗棠对朝廷功劳巨大，自己不能在谥号上小气，这样对不起左宗棠，于是又问：本朝得到过“文襄”谥号的有哪些人？回答有靳辅。
问：靳辅有武功吗？答：靳辅是治河名臣，他花去30年时间治理河水，最后病死在任上。康熙皇帝认为他治河就等于在中国开辟了新的疆土，所以特别关照。
慈禧太后说：要说开辟疆土，左宗棠才完全称得上。看来，也只有“文襄”两个字，才配得上左宗棠，就这么定了。
慈禧太后一锤定音，“左文襄公”从此作为左宗棠的谥号，流传下来。
这个谥号，核心是“襄”字。襄的含义，一是帮助，二是同“攘”，扫除，三是完成。
“左文襄公”四个字的含义是：左宗棠以文臣身份，帮助清政府用武力戡平叛乱，赶走侵略者，实现国家统一。
作为官样头衔，从朝廷角度去看，这大致不差。左宗棠以事功著称，他的角色定位，是给朝廷“帮忙”。也正是一个“襄”字，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区分开来。
曾国藩、李鸿章同是进士出身，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朝廷的人，是体制内人。他们的人生，与朝廷完全融为一体。曾国藩谥号“曾文正公”，李鸿章谥号“李文忠公”，无论文正，还是文忠，在封建时代，他们代表朝廷，某些时候，他们就是朝廷。
但左宗棠就不同。他48岁前，流落民间，是“湘上农人”，江湖人士。入幕期间，也是以完全独立的身份，与政府合作。48岁后，他正式进入体制，这段时间，作为高官，他的身份与曾国藩、李鸿章才没有区别。
但做官员时，他面对的事情、行事的方法，与曾国藩、李鸿章大相径庭。曾国藩一生事功，是以体制内的“教育部副部长”身份，号召湖南底层农民、落魄书生，组织起来，去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李鸿章与曾国藩类似，他组织淮河农民、书生，多了平捻、定回的功劳。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只是曾国藩的帮手，他一生中真正独立操办的大事，只有一件，收回新疆160万平方公里领土。
曾国藩与李鸿章打的主要是内战，左宗棠主要打外战，尤其最后两年与法军开战，是纯粹的国际战争。曾国藩与李鸿章属“内战高手”，左宗棠则是“外战英雄”。
即使在战争时期，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曾、李落在政治运筹，倾向于卫道；左宗棠落在办事，倾向于建设。
洋务运动的大潮中，左宗棠走在最前列。在福建时他创办过福州船政局，成为中国海军事业的奠基人；在陕甘时则创办过甘肃织呢总局，这是中国西北第一家工业织布厂，也算是开发大西北的先声。
左宗棠考虑国防建设，呼吁在新疆建省。战争之外，他在新疆设置开科取士的机构，不打仗的时间，不是屯田，就在种树。在新疆时，仿照在柳庄时种柳树的经验，在新疆种下了槐树、杨树、榆树、柳树。其中柳树最多，绵延千公里，数以千万计。
这无意中也成了左宗棠人生成功的一笔。1879年，接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应在肃州大营的左宗棠之约，“自泾州以西至玉关，夹道种柳，连续数千里，绿如帏幄”，被左宗棠史无前例的美丽生态建设所感奋，当作功被千秋、泽及万代的大事，写下七绝《恭诵左公西行甘棠》来感叹：“上相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4＇
历史上，习惯将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中兴名臣”，这种笼统的归类划分，模糊了他们之间的区别。
左宗棠着眼于经世致用办大事，处江湖之远时有慈善行动，以身作则去建设；居庙堂之高时利用手中权力搞生态建设，治理河道，办理洋务实业。
连政敌李鸿章写挽联时都说：“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惟先生知我；焜（kūn，光明）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
后句评价十分到位：左宗棠处理国内事情，显的是“文”，菩萨心肠；处理国际争端，用的是“武”，霹雳手段。其实，前一句并不对，李鸿章名义上是夸，是借左宗棠在自我安慰。左宗棠每次力主外战，他总是缩在幕后“和戎”，喊暂停、拖后腿，左宗棠怎么可能还“知”他？
尤其在处理对外事务上，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有根本区别。
曾国藩、李鸿章一生主张“和戎”。面对外国人的侵略，他们习惯性牺牲中国人利益，充当和事佬。“天津教案”中，明明是外国传教士涉嫌绑架中国孩童，天津民众觉醒后才起来抗议，集结攻击法国教会机构。曾国藩完全可以代表中国民意，向英法俄提要求，当作外事处理。但没想到他所谓的代表朝廷，用权力镇压内事的习惯性方法，反过来处死中国带头冲击教堂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还赔偿46万两白银，派崇厚出使法国，专门去道歉。
曾国藩对内残忍，对外仁慈，处理外事无法服众，导致民怨沸腾。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色厉内荏无力压住。朝廷想到派李鸿章接替。
曾国藩问学生李鸿章：“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
李鸿章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
他们都以屠杀本国民众来儆尤，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试图借这种方法给外国人面子，以平息事端。全不想，外国人关心的是“艺事”，注重的是法律条文，而不在乎“义理”、面子。
比如，李鸿章割让台湾时，日本谈判官伊藤博文催索，他居然说：“反正台湾已经是贵国嘴里的肉了，何必着急在这一刻呢？”
伊藤博文当即回答：“饿极了，得马上吞进肚里！”
李鸿章处理外事，总以牺牲中国利益，以和为贵，因而落得“裱糊匠”的称号。
左宗棠恰恰“平生最恨是和戎”！
左宗棠不但战场上凭气魄与实力打败了俄、法的挑战，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争来了国家利益，就是在日常工作中，同样敢与外国人正面硬碰硬。
1882年4月，身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去上海检查工作，要进上海租界。根据外国人的规定，中国人要进入租界，得去工部局先领到“照会”证。左宗棠听后当场大怒，痛骂：上海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外国人只是租借一下，中国军人在中国的地盘上走，哪里需要什么狗屁“照会”？当即命令亲兵，子弹上膛，大刀开路，只要有外国人阻拦，格杀勿论！
左宗棠这样锋芒毕露，剑拔弩张，没有挑起事端，反赢来外国人的妥协与尊重。他们不但撤销阻拦，沿路还毕恭毕敬。后来左宗棠又来过三次，外国人见左宗棠一到，主动将租界旗换成中国龙旗（清朝及以前，中国无国旗，统一用龙旗当作国旗），派兵警执鞭为他开道，发礼炮十三响，以主人身份迎接左宗棠。
左宗棠长年与外国人打交道，实践总结出一套经验。他说，我们与西方人争论一个事情，自己一定得事先将合同条款看明白，站定自己的立场，才开始去争取。自己道理站得正，就不妨笔直将道理全摆出来，但责问对方时却留点余地，不要将他们逼进死胡同，西方人知道理亏，一定会妥协。再就着他的妥协去谈，他们就会按你的来，这样就没有谈不成的事（“俾其有机可转，自无不了之事。”）。
但如果你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只知道附和西方人，他们会误会你中计上当了，反而得理不饶人，将你往绝路上逼（“若一意随和，彼自谓得计，反滋论端矣。”）。外国人的性情，“欺弱畏强，喜直忌曲”，中国人与他们交往，自己先要表现出强大，他们就已经打心眼里佩服；我们再表现率性、直接，他们对我们就心悦诚服了（我真自强，彼心已折；我只率直，彼亦心悦而服之矣）。＇5＇
可见左宗棠对外虽然强硬，但不是蛮干，而是有礼、有利、有节。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代表国家，他只是强调坚持独立性，以独立身份，追求己方分内应得的东西，取得己方实在的体面与尊严。而曾国藩、李鸿章，恰恰坏在丧失个体独立性，“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只知道附和西方人”。
因为左宗棠主持对俄战争取得巨大胜利，美国作家、《左宗棠传》作者贝尔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