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新传 作者:何新-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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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曾说：“案中国之政，始于汉武帝者极多。”其略述曰：
“一、武帝即位，称建元元年。帝王有年号始此；
二、是年诏郡国举贤良方正进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擢广川董仲舒为第一。科举之法始此；
三、仲舒请不在《六世》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之。于是罢黜百家，用儒术，议立明堂，遣安车蒲轮，束帛加壁，迎鲁申公。专用儒家始此；
四、元光元年，命李广屯云中，程不识屯雁门。征匈奴始此；
五、李少君以祠灶却老方见上，上尊信之。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之黄金矣。方士求仙始此；
六、是年女巫楚服教陈皇后祠祭厌胜。挟妇人媚道。事觉，诛楚服等三百余人，废皇后陈氏。巫蛊始此，废后亦始此；
七、元朔元年，东夷秽君南闾等二十八万人降，置苍海郡。开朝鲜始此；
八、是年诏吏通一《艺》以上者，皆选择以补右职，以儒术为利禄之途始此；
九、六年，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藏罪，置赏官，名曰开功爵。级十七，各有定价。卖官始此；
十、南越相吕嘉杀其王及太后以叛。秋，将军路博德等讨南越，斩品嘉，置南海，合浦、苍梧、郁林、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开南蛮始于秦，今再复之；
元鼎六年，东越王余善叛汉，自称武帝。将军杨仆击东越，斩余善，遂徒其民于江淮间，其地遂虚。开闽越始此；
十一、元封元年，春正月乙卯，封泰山。丙辰，禅泰山下东北肃然山。封禅始此；
十二、太初元年，夏五月，造《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以为典常，垂之后世。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皆始此。
是中国之政治于汉武者，凡一十二事。］
［何按：夏说遗漏设中书以内官参决机要，（史称“武帝数晏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后汉书·宦者列传》））设十三部刺史建立地方官吏监察制度，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铸五铢钱、以马蹄金改革币制统一金融，租及六畜、告缗（征财产税）等；以及由汉初节约自持，优礼宰相，垂拱无为的政治，演变为扩张皇权，收揽一切权力于君主的“大有为”政治。］
［汉武帝很重视派遣使者“巡行天下”的作用。元狩元年（前122年）平定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之后，兴起大狱，为了表示与民“更始”，派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后三年又派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即冬麦），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又后三年即元狩六年，又派遣博士、大夫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举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元鼎二年（前115年）江南水灾，又派遣博士“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吏民有救饥民免其厄者具举以闻（《汉书·武帝纪》）。从元鼎四年起，武帝就多次亲自大规模出行，也或称为“巡狩”。当他一开始出巡，就发现郡国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有的太守因此自杀，有的太守因此被诛。《史记·平准书》载：
天子始巡郡国，东渡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仓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
既然太守这样失职，监郡的御史又不举发，要天子亲自出巡方才知道，说明监御史形同虚设，所以到元封元年（前110年）就废去监郡御史。大典本《汉旧仪》说：“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复监。”到元封五年，就创设十三部刺史，这是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来加强对郡国的监察工作。
刺史制度有下列五个特点：
第一，刺史为中央派遣常驻在监察区的监察官，设置固定治所，便于就地监察和吏民检举告发。
第二，刺史隶属御史大夫所属的御史中丞，纯为监察官性质，对于所监察的郡守等二千
石地方官，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相关的利害关系，做到了《商君书·禁使篇》所说“监”与“官”的“别其势”，权势各自独立而分开，便于发挥监督和检举的作用。
第三，刺史只是监察而不是行政长官，它和秦代有兵权、人事权的监御史不同，而且刺史有规定的监察范围。
第四，刺史秩卑、权重、赏厚，使便于监督察，乐于劾举。
第五，刺史定期巡行所部郡国，叫行“行部”。通过“行部”可以考察守、相治迹，广泛接触吏民，了解下情，因而对守、相的劾举，往往有事实依据，可以击中要害。
设置刺史确是当时比较有效的监察制度。
汉武帝在创设刺史之后十七年，又设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本为督捕诛杀巫蛊而设，后来就督察三辅、三河、弘农，成为类似刺史的官职。武帝也还为临时发生的天灾或事件，派出使者“巡行天下”，先后有四次之多。此后长期沿用这种制度。这种临时派遣的使者所担负的任务，多数属于慰问救济性质，所谓“存问致赐”；或者附带督察吏治，选拔人才，所谓“举贤良”、“举茂材异伦之士”、“举淳厚有行能直言之士”等等；或者着重平反冤狱，例如五凤四年（前54年）“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汉书·宣帝纪》）。鸿嘉元年（前20年）“临遣谏大夫理等，举三辅、三河、弘农冤狱（《汉书·成帝纪》）。这些平反冤狱的使者就带有监察性质。］
［武帝之孙宣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武帝所行之政术，外儒内法。所谓王道，即董仲舒所说“孔子主立新王之道”，（春秋繁露·玉杯）。王道，即国家主义。诸子皆私学，而儒学乃王道也。霸道，法令权术也。］
贺昌群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表面上为儒家思想，实际上则为儒道法三家所综汇。
儒家之王道，道家之无为，法家之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这三者是构成中国政治社会的三位一体的基本要素。中国古来第一流的政治家，莫不兼有这三种精神。如果缺少一种，或偏重一种，未有不失败的。
何按：武帝以酷吏行苛法重点打击宗王外戚显贵，又外施仁义而杂用王霸，改革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由汉初崇尚黄老，尊儒兴学，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全面崇兴学术文化。以经过改造的今文经学为主导思想，并延用法家集中权力的国家主义；遂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国宗法皇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古精绝国）遗址出土武帝时代武士织绵吉祥护臂，织绣凤凰、鸵鸟、獬豸、白虎、四灵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语。盖汉初以五星聚于东井为吉祥也。
毛泽东论汉武帝谓：“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毛泽东1957年6月17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转引自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汉武帝新传咏汉武帝［清］王昙
一
（祖龙而后得驱除，千古雄才断不如。
一统早收南越地，六经始重圣人书。
求言帝度容方朔，问道儒公用仲舒。
五十四年文治日，天山犁得幕庭虚。）
二
（求贤初诏下金门，一榜贤良百十人，
容得马迁留谤史，育成苏武做忠臣。
张汤峻法刑名好，汲黯狂言戆谏真。
明说才赋无大用，邹阳枚马任沉论。）（枚，枚皋。马，司马相如。）
三
（西域流沙古未开，氂牛边堠接轮台。
扫空瀚海长城外，断得匈奴右臂来。
和议终非中国计，雄兵方逞帝王才。
守文弱主书生见，难得英雄靖九垓。）
四
（壶关一悔奈匆匆，思子归来仅有宫。
名将不曾封李广，用才毕竟误江充。
神仙大药无消息，方士招魂亦凿空。
不有茂陵遗恨事，怎教后人泣秋风。）
2002年3月初稿 2002年6月第四稿补于上海 2004年7月第九稿于北京 2004年10月改定于沪上云水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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