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燃情·阿里轶迹-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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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地风云往事：藏地燃情·阿里轶迹 作者：孙元凯 韩雅秋
藏地燃情·阿里轶迹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那一把火（1）
中国西部某省会城市。
一座雄伟壮观的牌坊式的大门巍然屹立。它与普通的机关不同，面南背北端庄森严。虽然临街，但开进很深。透视里面的高楼，近观门外两侧岗亭旁肃立的卫兵，一看便知这是原省人委所在地。
自从省革委会成立后，党政合一，实行一元化领导，办公处仍设在老省委大院。原省人委的直属旧部，留在原处举办“斗、批、改”学习班。原办公厅、人事局、财办、政办、外办、妇联等，正在工、军宣传领导下一起活动。
稍带提几句：那一段历史早过去。由于它的特殊性，至今人们还都有点避讳，笔者亦不例外。但因涉及故事情节的连续性，限于时代背景之框架，愚意虽不在“文革”，但还须从它说起。
洋洋几十万言，正思从何处下笔。忽一日从晨梦中醒来，突然想起，前省人委大院那场大火。于是，就决定从那把火说起，或者是不失为神来之笔。
那是在一九六七年春天。
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掀起一年后，运动正在不断地深入扩大。在揭发出的大量问题面前，一些真正有问题的人几乎是吓破了胆般不可终日。
省人委机关大楼内外，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所覆盖。
人事局群众组织的成员们，近几天正在思考着搞一个“大字报摘编”，把重点问题汇集成册。免得日后风吹雨淋自然地损坏，或因时过境迁慢慢流失。虽然大多数问题没有确实的根据，可某些问题却十分尖锐、性质相当严重，而且有人署了名，这当然必须在“斗、批、改”中认真加以调查解决，决不能意外地损失。损失了，就意味着有些重大问题得不到调查……
群众组织负责人之一的王明理，号召其组织成员谢大军、许春光、蒋文豪、施可师、冷芬、庞冀疏、向从志等部分同志，在人委办公厅二楼小会议室开会，正式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王明理统一大家的意见说：“经共同商量集中多数同志意见，我们决定从下午开始，没有外部活动，咱们就全力以赴投入摘抄整理大字报工作。”
散会后，谢大军、王明理、冷芬等人先后下到一楼，谢大军首先来到活动门前。刚一推门，只见右前方大礼堂放映室的窗子里火光一闪，接着是一声巨响。几乎同时，浓烟烈火，便从窗口爆发喷射出来。紧接着从南向北以连珠炮似的速度，逐个窗子接连像被炸弹炸了一样地爆炸，烈火浓烟迅速吞没了整个礼堂大楼。
多数人都被惊呆了，不知所措。
冷静、机智的谢大军在人们的呼喊乱叫声中，首先跑回楼内，急速拨通电话，报了火警。
“省人委礼堂起火！省人委礼堂起火！”
十三分钟后救火车才赶到现场，不到两千米的路居然走了这么久，好像要等到整个大楼烧光后，救火车才来走走形式似的。这样的速度，当然地引起了许多围观群众的不满。
一些人叫道：
“这是阴谋！起火是阴谋！！救火也有阴谋！！！”
俗话说“水火无情！”；火魔并不因人们的呼喊而有丝毫的减弱。它像是狂犬一般更加肆虐与疯狂；它像报仇雪恨一样肆无忌惮。
转瞬之间，救火、围观的群众已是人山人海。整个大礼堂、俱乐部顿时成了一座火焰山。老式建筑物都是木质结构，房梁、楼板、门窗，室内的舞台，座椅，窗帘、帷幕都是可燃性最好的材料。这些东西引燃后，烧得噼啪作响。
火光冲天，飞灰弥漫。连着的人事局、财办、政办、外办的办公楼，便也处于一损俱损的处境，同处在火灾的危险之中。
王明理、谢大军的办公室靠近礼堂，危险近在咫尺，他们正奋力抢救档案资料，不时与外来救火的群众撞在一起，混乱不堪……
大火整整烧了一天，至夜深才基本扑灭。当人们离开时，整个人委大院内，无数的文件、纸张被践踏成垃圾，足有脚面深。
本市的群众一觉醒来，发觉人委大礼堂、俱乐部一片瓦砾，已成废墟。那些断壁残垣，像下半旗似的矗立在废墟里。
人委机关大院，烧毁的虽然只是一座楼，但是这个大楼起火事件的阴影，在人们心目中却挥之不去。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们，似乎从中感受到了什么，或者有所启迪。
大楼着火后的一些奇怪的现象令人深思。
谢大军在群众组织的会上发言说：
“大楼着火，国家财产受损，大家情绪低落是自然的，正常的。但有的人却不同，像是在幸灾乐祸，这真叫居心叵测呀！”
学究蒋文豪说：“这是一起纵火案，是确定无疑的！大家看到了，谁在管这件事啊？怎么没有一个人出面！不管是以前在职的，还是现任管事的，没有一个再过问这件事了。亏了这是别人，如果是你我在那里，现在恐怕离监狱不远了！”
军转干部出身的机要秘书许春光直截了当地说：“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被揭发出问题的人，真正的害怕了！一把火把那些作为证据的东西全烧了！群众的苦心全被辜负了！”
一席话说完，多数人都垂头丧气了……
此后很长时间里，这座机关实际上陷入瘫痪状态。人心涣散，情绪消沉，心如枯井。即使过去很久了，曾经被深深刺痛过的人们，也习惯于变得玩世不恭了……
过了三年以后，文革已经发展到又一阶段。在“运动”中被运动着的群众，已经对什么都失掉兴趣，有的人甚至失掉信心。
至于那把火，人们说法很多，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故意纵火。
王明理他们的群众组织，今天又在开会，在传达工、军宣传队“调查”的结果时说：“可能是小孩子到放映室去玩着找胶片，划火柴不慎，燃起大火……”
老好人向从志说：“这也是可能的，工、军宣队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我们要相信他们嘛！”
“你这‘老好人’话说的就是不够老实！我就是一个部队的高干子女，难道我能不相信他们吗？要求查清纵火案，难道就是不信任吗？这是两回事，不要混为一谈！我父亲就根本不相信这个所谓的‘结论’。再说，一个副团长，带着几个连排干部加上几个农场的工人，就能代表真理吗！你在乱扣帽子啦！”冷芬说。
“你看，你看，我就说了一句话，惹出她这么多话来！”向从志不服气地说。
“怎么！你方才不是说‘要相信’吗，我的几句话，你就受不了啦？”冷芬又一次半真半假地奚落着。
“好男不和女斗！”向从志退却了，大家都哈哈笑起来。
冷芬又笑道：“老向同志！实话告诉你，我的这些话就是从我爸那学来的！他从西藏阿里刚转业来到财办，他的观点没任何框框，他是凭自己的认识来说的，这回你该相信了！”
“好！好！我的姑奶奶！我现在相信你了，饶了我这回吧！”向从志总算为自己找到了台阶下。
老学究蒋文豪说：“什么儿童玩胶片失火，纯粹是搪塞众人之口的一种说法而已，这是骗不了人的。有人说是学生组织干的，这是别有用心的污蔑！从对立面内部群众口中传出，说背后有坏人！还有人包庇他，这事有根子……”
真正的老实人不轻易说话，往往说一句，就是实在的：“要说有老根子，这个老根子不是别人，就是百里香！”大家报以热情的哄笑。
冷芬叫道：“这才是老实人口里说出来的话！”
百里香何许人也？在文革时期是称作“当权派”的原副省长。此人究竟如何，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权威的结论，只能由历史作出。
王明理无可奈何地说道：“总之，那把火随着武斗夺权，以及而后的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当年揭发出的大量真假问题，竟毫无结果，视同儿戏。一切问题早就随着那把火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了！那一幕过去了，已无什么可圈可点之处了……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总结历史教训这一条！”
谢大军沉思过后，严肃地说道：“大联合使对立的群众，又重新坐在了一起。群众之间本来无矛盾，团结是应该的。只是混乱之后，究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再也无从谈起了。只是这一段美与丑的表演，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痕迹，也可能永远都抹不掉的！”
王明理笑道：“好在我们有一个好传统，我们的民族很宽容，过去的就叫它过去算了！往前看，我们终归是有希望的！至于坏人坏事，从根本上说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有的人要坏，并造出恶果，想拦也拦不住他！有句老话叫做‘人造孽，不可活。’坏人，如果不改过，迟早有暴露的一天！耐着性子瞧下去就是了……”
冷芬笑道：“王明理同志的话叫人听起来，就是有些道理。”
王明理最后说道：“群众组织的历史任务要结束了。以后要完全听命于革委会和军宣队。眼前要耐心一点，接着将是下干校去锻炼，轮着我们了！只是当前还必须认真完成‘吐故纳新’工作，马上就开始了，希望要求入党的同志，能接受组织严格的考察！”
原省人委学习班的党委书记是军宣队队长项良（在部队为副团长）因又称项书记。
学习班党委书记项良，通过新成立的原各部门党支部，来领导旧班底中上至省级、下至科员所有人员。
原人事局党支部书记名叫文革发，副书记王明理；又照例设几个委员。
支部书记文革发还是省人委学习班党委的委员。
敏感的干部们立刻感觉到这个头衔，是这个过渡时期的象征。
文革发的老乡谢大军对他说：“恭喜你！现在的身份同原人事局局长的身份不相上下了！”
难怪老乡谢大军对他有些不恭。他本来是一般干部，仅仅因为在文革中那么一闹腾，成了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在“大联合”后，便一跃坐上了原人事局学习班党支部书记的宝座。一般干部群众，不管是否曾在一个群众组织，大都表示不平，当然还带着几分警惕与畏惧。因为很多人下一步的命运，似将与他有着极大的关系。比如眼前的“吐故纳新”、“解放干部”、“下干校锻炼”、“选调革委会工作”，没有他开绿灯，事情就有意想不到的麻烦。但他的老乡谢大军，却不愿意去恭维他，依然是我行我素。
谢大军身边的几个朋友，经常劝告他：
“好汉不吃眼前亏！”谢大军只是一笑……
原人事局学习班党支部“吐故纳新“的工作，一拖再拖，已经落在了办公厅、各办等部门的后头，今天总算正式开始了。
党支部委员上官香茗来到男同志的一个大宿舍里，通知说：
“写过
入党申请书的几位同志，下午请不要出去，学习班党委暨党支部，准备与几位同志谈话。第一位谈话对象是谢大军。上班后请到小会议室去。”说完后笑笑转身出去了。
在场的谢大军、施可师、蒋文豪、向从志、庞冀疏等一批老共青团员，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大家立刻被这迟来的消息所激动。
但一向爱动脑子、思想敏捷的蒋文豪有点自卑地说：“办公厅、各办及妇联等单位，‘吐故纳新’都搞的差不多了，现在才想起我们，走走形式罢了。发展个把人的，堵堵人们的嘴……我平时说话多，得罪人也多，不想喽！”
他的这番话令其他几位入党积极分子都不好表态，大家都沉默着，可是，又都有话想说。冷静一会后，庞冀疏先开了腔：“咱们的谢大军同志，还是有希望的！第一个叫他去谈，至少是一个重视的信号。”
施可师自信地笑笑说：“你说的或许有一点道理，但也不一定完全是这样，也许如你所说就是他一个，也许还有意外，这事咱谁也说不准！包括王明理在内。真正的底牌，连他也不一定知道。”
一向表示公允、折中的向从志说：
“咱们是要求入党的，入不入在咱，可是准不准还在党组织！所以我们平静地对待就是了。”
谢大军笑道：“小弟谨尊兄弟们教诲！总之，我是平静对待的，希望各位也都能如此。”
正说着，门突然开了，是支部副书记王明理。他笑道：
“老谢，你该来了。都在等你！”
谢大军抬头一看墙上的挂钟，已经过了五分了，笑笑摇摇头说：
“不好意思！”
两个多小时后，谢大军才从会议室里出来。他迈着稳健的步子，回到了宿舍里。几个积极分子，还都坐在原处，耐心地等待着他的消息。
从他一进门的面部表情上看，似乎是高兴的。待他坐下以后，只要稍微留意一点他那眼神，不难看出，笑意中带着一种气愤。让人有点捉摸不透。
向从志首先温和地问：“谈话人都有谁啊？”
谢大军以调侃的口吻回答说：
“听说这种谈话一般是安排两个人，对我嘛规格高些，是三个人。人委学习班党委书记项良、党委委员兼人事局党支部书记文革发、还有支部副书记兼组织委员王明理，瞧，够面子吧！”
“怎么谈了这么长时间？难道谈的不顺！”向从志试探着问。
谢大军接过蒋文豪递过来的一支烟，点着吸了两口，喷出长长的烟气，如实地说：
“问的事多，不容不答，当然时间就长了，也说不上谈的顺与不顺，连我自己都说不准！”
听这话头，不问便知，还是不顺。究竟怎么个不顺，当然还要由谢大军自己说。
“能不能透露一点具体的内容？”施可师说。
“我没什么秘密！我的身世与个人历史大家都清楚。”谢大军笑笑，索性再说一次：
“家庭关系，主要问我父亲的历史。我说，他在旧社会当过警察。只有一年多，解放前自己回家的。档案上早就写上了。又问，在学校时组织曾准备发展，后来又没发展，为什么？我说，在困难时期，说过一句话——‘家乡粮食不够吃。’当时，认为说法不妥，发展党员的事被搁置。后来又被告知‘说的话没有错！’但组织问题没有再提起。最后还问，在大学时曾与一位叫薛红梅的同学谈恋爱，现在是否还有联系——这明显是对我处对象问题上有怀疑吗！我又气又笑地回答说，听说对方已经结婚！她在北京，相隔万水千山，关系想有也难！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