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话-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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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篇
法西斯思想萌芽
这时民政党在国内的选举中，获得了决定性的大胜利。同时世论也欢迎军缩。由于很多前辈的奔走调停，军部终于松了一口气。伦敦海军条约算是签订了。不过又生了新枝节。当军缩会议代表在议会中报告该约已经签订时，不料反对党政友会的议员鸠山一郎，批评政府抑制军令部的意见而签订军缩条约，是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这当然不过是反对党的一种策略。从真正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统帅权已经是过时的思想。但是当时法西斯思想正在萌长，加上固有的皇权至上主义，就变成一个很难处理的轩然大波了。尤其当海军代表财部彪五月十九日由伦敦回国的第二天，军令部的参谋草刈英治少佐在财部家的门前切腹自杀。接着是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帷幄上奏，直接弹劾了政府，说是军令部长没有能负重任，所以请求辞职。同时认为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阻止了部长的帷幄上奏，也是干犯了统帅权。就这样政府与海军之间闹得不可开交。幸而滨口首相很沉着。虽然浪潮很大，但他绝不妥协，世论也慢慢倾向于赞成签订伦敦条约了。枢府方面本来持反对意见，最后也屈从了。一层层的难关都被政府突破，终于达成了条约的批准，可以算政党内阁的大胜利。但是不要忘记日本人是个嗜杀的民族。昭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滨口首相去参观陆军大演习的时候，要从东京到冈山去。上午九时，他预备乘燕号的火车登车时，在东京的车站月台上，忽然一声枪响，滨口腹部中弹。他几乎倒地。幸而由他秘书抱住，送往医院。虽然当时没有死亡，拖延了九个月，终于辗转病榻而亡。滨口是位极有担当的好首相。他的死使得日本法西斯日益猖獗，成为一股不受任何羁绊的狂妄力量。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思想的领导人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并不完全脱胎自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主要的思想家是北一辉。明治末年他二十四岁的时候，已经批判谋刺天皇的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不够完备，而主张特异国体论，写了一本书，名《国体论及纯正的社会主义》。出版后很受读者崇敬。其后他到了中国，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运动，相当活跃了一阵。民国八年，他在上海写了一本巨著，名《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成为日本右派必读的经典。该书的主要论点，是主张把俄国和英国的势力驱逐于亚洲地区之外，由日本来做亚洲的盟主，实行大亚细亚主义，因此非要将天皇抬出来不可。并且要扩大天皇之权，停止宪法三年，公布戒严令，废止贵族院等等。他这主张虽然有很多漏洞，但非常有说服力，所以一般青年将校奉若神明。差不多在同时，欧洲出现了二巨头。意大利先出现了墨索里尼。然后在德国又出现了希特勒。他们二人几乎用同样疯狂横蛮的手段，统治他们的国家。再用不讲理的态度，对付柔弱的民主国家，一转眼成为人人惧怕的强国。日本看到这样的榜样，既羡慕又佩服，不由得想仿效。于是本来行为上已经有点疯狂，现在变为不可一世了。中国自从民国十七年，北伐竟功，全国统一以后，全国人民景仰蒋公的威望，推为国民政府主席，以为从此可以安享太平。不料党内党外都有野心家利欲熏心，不为大局着想，假借名义，实行夺权叛变。十八、十九两年都免不了有战争，蒋公以寡敌众，敉平了严重的内乱。由于连年的东征西讨，席不暇暖，共产党就乘势坐大，先占据广东的海丰、陆丰两县作为根据地。但当地的老百姓不服从共产党，于是他们就大开杀戒，海、陆丰的人民几乎被他们杀光，惨酷的情形与日本人一样。他们被逐出海、陆丰后，又窜到了江西，盘踞在井岗山做山大王，喘息了一阵，推举了朱德为红军总司令，毛泽东为政治主任，慢慢地啸聚万余人，再向福建方面推展，势力愈来愈大，遂成为国家重大威胁。民国二十年开始，国军不能不认真剿共了。
发动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一年是世界动乱时期，没有一处安静土。无论什么地方，左右两派的激进分子都闹得不可开交，同时经济情形也坏透，到处饥荒，民不聊生。就在这慌乱时期，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炸死了张作霖之后，他的儿子张学良痛悼万分，誓报父仇。他本是个宅心纯厚的人，不过由于出身纨绔，又生得英俊，生活不免浪漫。但自从遭遇到不共戴天的大恨后，他突然改变了花花公子的外貌，成为一个非常有心机的青年。他一面归顺了中央，一面励精图治，开始建设。他为了抵制日本的侵略，另外去开辟新港口，刻意地经营葫芦岛，使得日本投资兴建的南满铁路大受打击。一九二九年满铁的盈余是四千五百万日圆。一九三○年，这条铁路只替日本赚了二千一百万日圆，还不及前一年的半数。到了一九三一年就更惨了，只剩下一千二百万日圆。所以日本军对于这种现象不能不慌张，势必要驱逐张学良不可，否则无从挽回颓势。但是日本国内币原正任外相，一向采取和平政策，希望中日两方都能相忍为国，这恰和日本军人的想法相反。于是日本军人效法意大利的做法，大搞宣传，说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谁要是侵犯日本的生命线，皇军必定加以膺惩。全国到处都张贴了同样的警告，为了使民众掀起敌忾心，特别是对中国，军人做得如火如荼，几个大城市尤其热闹，好像已经大难临头。一班文人噤若寒蝉，不再有大正年间护宪的勇气。法西斯潮流侵袭了日本。为了做得像真有其事一样，不惜假造许多惨案，用苦肉计，牺牲一两个人，以完成他们的阴谋。一九三一年六月底，日军假说要调查洮南地方的地形，派了参谋本部的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曹长二人前往。洮南是中国地界，平日有军队守护，虽然日本参谋本部有公文书通知我方，但地方辽阔，人迹荒凉，很难加以保护。不料二人行至中途，竟为中国兵射杀。继之在七月初，长春东北有个地方名叫万宝山的，有朝鲜农民和当地地主起了纠纷。为排解争议，当地的日本官吏免不了出面干涉。因为朝鲜人已经算作日本国籍的臣民，当然判定朝鲜人有理。于是中国人不服，和日本官吏起了冲突，动起武来。中国方面死伤了很多人，中国政府派了驻日使臣汪荣宝去调查，那时他已在任八年，撰了一篇有名的报告，洋洋万余言，将经过说得非常清楚。但是日本方面并不认错，只怪这两件案子是因为管辖不够清楚所致，认为如果满蒙地方都归日本，而中国不再插足其间，就可以单纯得多。这是日本方面的歪理。西谚有谓强者总有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涉，都脱不了这一模式。事变经过及其后果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一点二十分，日本军部派了中尉河本末守和几名士兵，到沈阳郊外柳条沟附近南满铁路的路轨上，撒上大量炸药，准备点上火，以轰然巨响为信号。军部预先和关东军联络好，各地一听有爆炸声，便同时起事。于是沈阳、营口、安东、南岭诸大城市，一夕间全被日军占领。很快地日军继续前进，到了二十日吉林也被占领，就这样整个东北陷入日军之手。国民政府将日军的侵略行为诉诸国际联盟。不巧那时正是国际间多事之秋，不景气的颓风正吹向欧美列强，大家都自顾不暇，并且深怕得罪日本。不过为了国际联盟的颜面关系，不能不敷衍一下中国。于是就依了日本的请求，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