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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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责任，不仅要透视我们本有的心灵的世界感，而且要透视所有心灵的世界情，不论这些心灵是以何种方式包容了伟大的可能性，也不论它们是如何在现实性的领域把自己表现为伟大的文化。这个哲学观点——我们且只有我们借助我们的分析数学、我们的对位音乐、我们的透视绘画才得以拥有它——因为它的视域远远超出了体系论者的框架，故而需要有一种艺术家的慧眼，这个艺术家因为能感受到整个可感觉的和可理解的环境，故而将自己融入一种无限深刻的神秘关系。但丁是这样感受的，歌德也是这样感受的。从交织变幻的世界事变中提取一个千年的有机文化史，把它当作一个整体、当作一个人一样的东西，抓住它最深处的精神状态——这就是这种历史研究的目标。正如一个人透过伦勃朗的肖像或恺撒的半身塑像的面部轮廓看穿一切一样，新艺术也将在一种犹如一个卓杰的个人一样的文化的外表中沉思和理解伟大的、命定的线索。
尝试阐释一个诗人或一个先知、一个思想家或一个征服者，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去进入一个文化的心灵——古典的、埃及的或阿拉伯的——且是如此之密切，以便将其融入自我之中；去参与一个人的生命，参与由典型的人和情境、由宗教和礼仪、由风格和倾向、由思想和习俗所表现出来的总体性，这将是体验生命的一种全新方式。每一个新时代、每一个伟大人物、每一个神，以及城市、语言、民族、艺术，总而言之，一切曾经存在的和将要存在的东西，都是具有高级象征意义的观相表征，因而，阐释它将属于一种新的“人物品鉴”（judge of men）。诗歌和战斗，伊西斯和赛比利（Cybele），节日和罗马天主教的弥撒，鼓风炉和斗剑游戏，伊斯兰教托钵僧和达尔文主义者，铁路和罗马道路，“进步”和涅槃，报纸，蓄奴制，货币，机器——所有这些全都是过去的世界图象中的符号和象征，是心灵要加以呈现和阐释的东西。“Alles Vergä；ngliche ist nur ein Gleichnis”（“一切无常事物，无非譬喻一场。”）我们要怀有不可思议的决心和全视能力，等着去揭开面纱。我们要去洞穿那些基于恐惧和渴望的不解之谜——原始人类情感中最深刻的问题——我们的求知意志（will…to…know）已经临照到时间、必然性、空间、爱、死亡、第一因等等“问题”。这里有奇妙无比的天体音乐，等着我们去倾听，但也只有极少数最深刻的心灵能够听到这音乐。有关世界事变的观相学将变成最后的浮士德哲学。
第五章 大宇宙（1）
（A）世界图象的象征主义与空间问题
一
一个观相类型的世界历史的概念由此而把自身扩展为一种包容一切的象征主义的更广泛的观念。在我们此处所设定的意义上说，历史研究其实就是要去探究曾经活着的过去的图象，去确定它的内部形式和逻辑，而命运观念则是这一研究所能深入的最深的限度。但是，这种研究，不论新的定位使其具有多大的综合性，也不过一种更广泛的论述的一个片断和一个基础。与之相平行，我们还有一种自然研究，它同样是片断性的，只局限于它自身的因果的关系系统。但是，悲剧的和技术的“运动”（如果我们用这两个词来区分有生命的东西和被认识的东西各自的基础）都不能穷尽生命本身。我们在醒着的时候既在生活又在认识，但除此之外，当我们的心灵和感官沉睡的时候，我们还是活着的。尽管黑夜会让每一双眼睛合上，可血液决不会沉睡。我们是在运动中运动着（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试着通过自科学那里借来的语言来指明那不可言表的东西，我们在沉睡时分以内在确定性所感受到的那种东西）。但是，只有在醒觉生存中，“这里”和“那里”才显得是一种不可简约的二重性。人自身所固有的每个冲动都有一个表现，人自身所感到陌生的每个冲动都会产生一个印象。因而，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不论使其获得理解的形式是什么——比如，“心灵”和“世界”，生命和现实，历史和自然，定律和感受，命运或上帝，过去和未来或现在和永恒——对我们来说，都有一个极其深刻的意义，一个终极意义。使这一不可理解的东西变成可理解的东西的唯一手段，必定是一种形而上学，它把无论何样的一切都看作是像一个象征一样具有意义的。
象征是可感觉到的符号，是某一确定意义终极的、不可分的、尤其是不请自来的印象。一个象征，即是现实的一种特征，对于感觉敏锐的人来说，这特征具有一种直接的和本质上确定的意义，它是用理性过程所无法沟通的。多立克风格、早期阿拉伯风格或早期罗马风格的装饰的细部；村舍和家庭、交往、服装和礼仪等的形式；一个人的步态和风度，以及各样民族和各色人等的步态和风度；人和动物的沟通方式及共同体形式；另外还有自然及其树木、牧场、羊群、云彩、星空、月光和雷雨、植物的花朵和败叶、距离近和远等等全部的无声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是宇宙给予我们的象征性的印象，我们可以觉察到这种语言，并且在我们反思的时刻，完全能听到这种语言。反过来，那从一般的人性中产生出来的家族、阶级、部落，最后还有文化，并将其如此集合在一起的，正是一种同源的理解的意识。
因此，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将不是世界“是”什么，而是世界对其所包含的存在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觉醒过来的时候，立即有某个东西在“此”与“彼”之间扩展着自身。我们将“此”作为某个固有的东西而亲历着，我们将“彼”作为某个外来的东西而体验着。心灵和世界作为现实性的两极，有一种二重性；在后者中，既有我们因果地把握为事物和属性的阻力（resistances），也有我们借以感受存在、“神力”（numina）（“恰如我们自己一样”）的作用的冲动力（impulses）。但是，在那里面，还有一种事实上是消除其二重性的东西。现实性——与心灵相关的世界——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是有方向的东西在有广延的领域上的一种投射——恰如固有物（the Proper）在外物（the Alien）上映现自身；一个人的现实性，就是这样来意指自身的。通过一种具有创造性但无意识的行动——因为并不是“我”来实现可能性，而是作为可能性的“它”通过我来实现它自身——象征的桥梁被投放在活生生的“此”与“彼”之间。由此，“那个”世界突然地、必然地、完全地从被我们所接受和记忆的要素中产生出来：由于理解那世界的是一个个体，故而对于每个个体而言，皆有一个独特的世界。
因此，有多少醒觉的存在，有多少类似于有生命的、类似于有感受的存在群，就有多少个世界。每个人都相信，他所谓独特的、独立的和外在的世界，是所有人所共有的，而实际上，它不过是每个生存中常新的、独特地发生的、不能重现的经验而已。
一个完整的意识等级系列，其底层是模糊、幼稚的直觉这样的根基或开端——在这个层次，对于一个心灵或具有自我意识的心灵来说，世上根本没有一个清晰的世界——其顶层则是唯有具有充分成熟的文明的人们才能具有的高级的理智化的状态。这个逐级上升的系列同时也是象征主义的一种扩展，即从所有的事物只有一个包容一切的意义的阶段扩展到各自独立的和特殊的符号被区分开来的阶段。跟儿童、梦想家和艺术家的方式相仿，当我只是充满晦涩意义的世界的受动者的时候；或者当我觉醒过来但尚不具有极端敏感的思想和行动（这种状态在真正的思想家和行动的人的意识中是甚为少见的，远不及一般认为的那么多）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我的生命根本上还只能看作是一个仅仅觉醒的生命而言，我还只能继续且永远把我身上的全部内涵赋予外在于我的东西，这内涵既包括我有关世界一致性的半醒半梦的印象，也包括与那些印象叠加和结合在一起的因果定律及数字的僵硬世界。可事实并不仅仅是如此。甚至在纯粹数字的领域，也从不缺乏象征之物，因为我们发现，精致的思维会把不可言表的意义付诸于诸如三角形、圆以及数字7和12这样的符号。
这就是大宇宙的观念，即把现实性视作是与一种心灵相关联的所有象征的总和的观念。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自外于这一具有意义的特性。所有的一切都具有象征的意义。从诸如外表、体形、风度（个体的、阶级的、民族的都是一样）这样的具体现象——它们一直被认为是具有意义的——到诸如数学和物理学这样的所谓永恒的、普遍有效的知识形式，所有的一切，皆是一种且仅仅是一种心灵的本质的体现。
同时，这些为一种文化或精神共同体的人们所亲历和体验的各别的世界是相互关联的，并且，直觉、感觉、思想从一方到另一方的沟通力的程度——也就是，使一个人以其自身的存在的风格，通过诸如语言、艺术或宗教这样的表达媒介，借助于其本身亦是象征的文字、声音、公式或符号等这些手段所创造的东西变得可以理解的程度——就取决于此种相互关联的程度的大小。一个人的世界与另一个人的世界相互关联的程度，有其固定的极限，到此极限，则彼此的理解就变成了自我欺骗。的确，我们只能十分不完备地理解印度或埃及的心灵，它们就体现在人物、习俗、神、根词、观念、建筑物及行动等等上面。希腊人，由于他们是非历史的，故而对外族精神的本质，连猜想一下都不会——他们的天真就是明证，他们惯常于天真地在外来民族的神和文化中去重新发现他们自己的神和文化。但是，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情形，外族哲学家所使用的αρχη（始基）、Atman（自性）或“Tao”（道）的流行翻译，都是以我们本有的世界感为前提的，我们的“同义词”都是从那种世界感中获取其意义的，而它现在则成为了某个外族的心灵表现的基础。类似地，我们也是参照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来阐述早期埃及肖像画和中国肖像画的特征的。在那两种情形中，我们都是在欺骗自己。或者，所有文化的艺术杰作对于我们来说永远都是活生生的——如我们所说是“不朽的”——这是另一种类此的幻想，这种幻想能够长久不衰，乃是因为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是在本然的意义上来理解异族作品。有关我们的这种倾向，《拉奥孔》群雕对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的影响和塞涅卡对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影响就是例证。
二
象征作为已实现之物，属于广延的领域。它们是既成的而非生成的（尽管它们可能代表着一种生成），因此它们严格地局限于和从属于空间的法则。世上只存在可感觉的空间性的象征。“形式”这个词本身就指明了广延的世界中的某个广延之物，——甚至音乐的内在形式也不例外，我们将看到这一点。但是，广延是“醒觉意识”这个事实的标记，而这仅仅构成了个体生存的一个方面，且是与生存的命运紧密相关的。因此，现实的醒觉意识的每个特征，不论是感觉还是理解，在我们的生成觉察到它的时刻，它就是一种业已成为过去的东西。我们只能反思印象，用我们喜欢说的一个短语来说，“反复思考它们”，但对于动物的感觉生命而言已属过去的东西，对于人的按照语法规则进行的理解来说则属于正在逝去的、暂时的东西。正在发生的当然是暂时的，因为发生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每一种意义也都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探究一下圆柱的命运：例如在埃及的陵墓中，列柱标志着过客的道路；到了多立克柱廊那里，它们是围绕着建筑物的实体而结合在一起的；而在早期阿拉伯的巴西利卡（basilica）中，它们则支撑着建筑的内部；再到文艺复兴建筑的正立面中，它们提供的是努力向上的要素。正如我们看到的，旧的意义从未重复过；事物一旦进入广延的领域，便一去不复返了。很早以前，人们就感觉到：在空间和死亡之间，存在一种深刻的关系。人是唯一知道死亡的生物；所有其他的生物都只是在变老，但人具有一种整个地局限于当前时刻的意识，而在其他生物看来，这当前的时刻似乎就是永恒。它们活着，但它们就像基督教所讲的“天真无邪”的几岁的孩子一样，对生命一无所知，它们死去，它们看到死亡，但并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充分觉醒的人，人本身——他的理解力通过语言的习惯而从对视觉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了——才具有（除感受性而外）暂时的概念，也就是，将过去当作过去的一种记忆，对无可挽回的一种经验式的确信。我们即是时间，但我们也具有历史的意象，在这一意象中，死亡，以及与死亡相对的诞生，就像两个谜一样的东西。对于所有其他的生物而言，生命走过它的历程而不需猜测它的限度，例如不需对任务、意义、绵延和客体有自觉的知识。正是因为有这种深刻的、重要的同一性，我们才在一个孩子身上常常会发现，其内在生命的觉醒是与某一关系的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孩子突然抓住那没有生命的尸体，因为它已整个地变成了物质、整个地变成了空间的某样东西，与此同时，孩子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处于陌生的广延世界中的个别的存在。托尔斯泰曾经说：“从一个五岁的孩子到现在的我，只不过一步之遥。但是，从一个新生的婴儿到一个五岁的孩子，这中间却有惊人的一段距离。”在此，在生存的决定性时刻，当人第一次成其为人，并体认到他在宇宙中无边的孤独感时，世界恐惧就第一次将自身揭示为实质上是人面对死亡、面对光的世界的极限、面对僵硬的空间而产生的恐惧。在这里，高级的思维也作为对死亡的沉思而出现了。每一种宗教、每一种科学研究、每一种哲学，都是从这种恐惧中产生出来的。每个伟大的象征主义都把它的形式语言附着在对死者的祀拜上，附着在安顿死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