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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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立三也曾和蔡和森、赵世炎商量，打算在法国筹建共产党。不过，由于他们参加了反对北京政府卖国行径的学生运动，李立三、蔡和森被法国当局押送回国，无法实现预定的计划。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四日，李立三、蔡和森等一百零四名中国学生被押上一艘邮船，驶往中国。其中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陈公培。一到上海，陈公培便带着李立三、蔡和森去见陈独秀。他俩当即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同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一九二七年，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八年赴苏，受到斯大林三次接见。中国共产党“六大”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一九三○年由于推行“左”倾的“立三路线”，给中国共产党造成莫大的损失，从此他受到批判。后来，他出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动部部长，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直至在“文革”中——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受尽凌辱，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而痛苦地离开人世。一九八○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他昭雪平反。　　　　
　　　　


第六部分：聚首维经斯基圆满完成来华使命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一八四七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头，写下了这句话。　　　　
　　　　在一九二○年，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徘徊。”维经斯基所率领的那个“记者团”的中国之行是成功的：在北京，与李大钊携手。在上海，帮助陈独秀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首先响应，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会谈归来，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李汉俊给董必武写信，加上陈独秀派刘伯垂去武汉，促成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王尽美跟李大钊的接触，又使“幽灵”在济南落脚，在那里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维经斯基派往广州的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虽然一开始找错了对象，但由于来自北京大学的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南下广州，加上陈独秀转往广州，终于在这南国名城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着在上海入组的施存统、周佛海去日本，又在东瀛建立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小组成员张申府赴法，在旅法的中国学生中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　　　　
　　　　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法国八个小组相继宣告成立。虽然当时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支部”，还有的干脆没有名称，但这些小组都已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都是以列宁的俄共（布）为榜样建立起来的。　　　　
　　　　共产主义之火，已经在中国点燃。　　　　
　　　　据一九八○年第四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所载K。Β。舍维廖夫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透露，在一九二○年底，维经斯基曾从上海前往广州。舍维廖夫写道：“关于广州小组。在一九二○年九月至十月小组成立时，除共产党员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外，小组中还有七名无政府主义者（引者注：如前所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否认自己曾加入过这个小组），他们也没有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一九二○年底至一九二一年初，维经斯基前来广州，他建议小组成员赞同其中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份提纲，但许多成员拒绝了。小组只好解散了。”不过，不论在无政府主义者谭祖荫、刘石心的回忆中，还是陈公博的《我和共产党》一文中，都没有提及维经斯基曾经去过广州。　　　　
　　　　舍维廖夫是以当事人佩尔林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为依据的。不过，佩尔林回忆说，维经斯基在“一九二一年二月至三月”去广州，而舍维廖夫认为“现有的文献不能证实这一点”。他以为，维经斯基去广州的时间，应是“一九二○年底至一九二一年初”。笔者查阅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一书所载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文中有“谭平山、谭植棠和我”一句，可断定此报告是陈公博所写。报告中有两处提及“B”：“去年年底（引者注：即一九二○年年底），B和别斯林（Песлин）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华通讯社……”“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别斯林即斯托诺维奇。“B同志”是谁呢？维经斯基的俄文原文是Г。H。Bоитинскии。因此，“B同志”极有可能是维经斯基——因为文中别斯林、米诺尔都写上全名（化名），而维经斯基未用化名，便以“B同志”简称。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从一九二○年四月初率“记者团”来到北京，四月末来到上海，年底来到广州，十分圆满地完成了俄共（布）远东局所交给的使命——“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除了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联系，在一九二○年秋，经陈独秀的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还拜访了孙中山。后来，他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苏联《真理报》上发表《我与孙中山的会见》，记述了见面的情景：“那是一九二○年的秋天，在上海。中国的Ч（引者注：即陈独秀）同志建议我结识孙中山。当时孙在法租界住一个独院，房子是国民党内的一些华侨党员为他建造的。……“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看上去像是四十五岁到四十七岁（实际上他已经五十四岁了）。他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势果断。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在靴筒里。上前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　　　　
　　　　“孙中山一反通常的中国客套，马上让我们坐在桌旁，就开始询问俄国情况和俄国的革命。然而不一会，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异常兴奋起来，在后来的谈话中，即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孙中山对我讲述了军阀袁世凯如何背叛革命……“我们临走前，谈话快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显然，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俄国建立联系。’他详细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满洲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从那里我们就能够和广州取得联系。”维经斯基没有写及和他一起访问孙中山的“我们”包括哪些人，陈独秀是否与他一起拜访孙中山。不过，翻译杨明斋在场，那是很可能的。　　　　
　　　　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是能干的。他不辱使命，在半年的时间里，从中国的北方来到南方，他播撒共产主义的火种。　　　　
　　　　他在一九二一年初接到了回国任职的密令……维经斯基离开广州，途经上海，又来到北京，下榻于北京饭店。维经斯基来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重晤李大钊——他从“北李”那里到了“南陈”那里，如今又从“南陈”身边来到“北李”这儿。他用英语与李大钊交谈。有时，张国焘在侧。他还会见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全体成员。张国焘在一九七一年所写的回忆录中，这么描述对维经斯基的印象：“维经斯基所以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原因很多。他充满了青年的热情，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黄种人与白种人，使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　　　　
　　　　张国焘称维经斯基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这个评价倒是颇为恰当的。　　　　
　　　　张国焘还忆及维经斯基离华时的情景：“一般说来，维经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形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第六部分：聚首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维经斯基没有回到派他到中国的出发地——苏俄远东门户海参崴，却坐上火车，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西行，在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下车。　　　　
　　　　伊尔库茨克是苏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行政、文化中心，处于安加拉河与伊尔库特河的汇流处。不过，它与外界的联系，主要依靠那在一八九八年建成的西伯利亚大铁道。　　　　
　　　　当维经斯基还在中国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加强对远东各国革命运动的领导，决定设立远东书记处。这个远东书记处便设在伊尔库茨克——那是一九二一年一月作出的决定。　　　　
　　　　在此之前，只是俄共（布）设立了远东局。那毕竟只是俄共（布）的机构。尽管维经斯基来华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他是由俄共（布）远东局派出的。　　　　
　　　　维经斯基来华，还负有“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的使命。经过他的考察，显然，在上海设立这样的机构的时机尚不成熟。　　　　
　　　　维经斯基从中国寄出的报告，以及萨赫扬诺娃在上海关于同朝鲜侨民革命者建立了联系的报告，使共产国际意识到必须设立负责远东事务的专门机构——远东书记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在俄共（布）西伯利亚执行局东方民族部的基础上建立的。不过，后来的实践表明，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是很不恰当的，因为这是一个交通极不便利的地方：从莫斯科出发，要坐两周左右的火车才能到达那里，而从那里到海参崴，也得坐十来天的火车。这是一个与莫斯科、与远东各国的联系都不甚方便的所在地。　　　　
　　　　西伯利亚为皑皑冰雪所覆盖。维经斯基从结着冰花的玻璃上朝外望去，一片白茫茫。火车在慢吞吞地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西行。漫长而单调的旅行生活使他感到疲惫。　　　　
　　　　离开广州时，他不过穿一件薄毛衣而已。在伊尔库茨克下车时，他全身用皮革包裹着——皮大衣、皮帽子、皮靴子。　　　　
　　　　在车站迎接他的是一位比他年长七岁的西伯利亚人，名叫鲍里斯·扎哈罗维奇·舒米亚茨基。虽然不过三十五岁，但眼角、前额已有了明显的皱纹，高高的个子，一身军装，披着一件骑兵长大衣，头戴布琼尼式军帽。他紧紧拥抱着从中国归来的维经斯基，连声说：“欢迎你！欢迎你！”　　　　
　　　　舒米亚茨基已被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为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他同时也是俄共（布）驻西伯利亚的全权代表。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　　　　
　　　　他，一八八六年出生在西伯利亚的上乌丁斯克（今乌兰乌德）。在贫瘠、严寒的土地上成长的他，十二岁就不得不前往赤塔的铁路工厂做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舒米亚茨基在十七岁时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两年后，他成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工人武装起义领导人。起义失败，他被沙俄当局通缉。后来他逃亡拉丁美洲的阿根廷。　　　　
　　　　一九一三年，二十七岁的他重返祖国，加入了俄共（布）。他成了俄共（布）西伯利亚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做过地下工作，打过游击，参加过反击高尔察克的战斗。他被任命为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委员。由此，他被指定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在一九二六年，他出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　　　　
　　　　舒米亚茨基诚挚且总是对事业充满信心。他把自己的副手介绍给维经斯基。　　　　
　　　　他的副手叫明斯克尔，比维经斯基大两岁。明斯克尔也有着曲折的革命经历：他原是乌克兰基辅人。二十一岁时由于参加秘密革命活动而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十月革命后，他积极参加了反对高尔察克的斗争，并加入了俄共（布）。他曾被捕，关押了一年。红军游击队救出了他。不久，他被派往中国哈尔滨，负责俄共（布）滨海区委员会的工作。这样，他熟悉了中国的情况。　　　　
　　　　由于明斯克尔受过革命的严酷考验，又有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因此他被调来充任舒米亚茨基的副手。　　　　
　　　　维经斯基是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那位布里亚特族的萨赫扬诺娃，一起从中国回到伊尔库茨克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一条大街上一所并不很大的房子里。在那儿，维经斯基结识了舒米亚茨基的能干的妻子丽娅·伊萨耶美娜，她主持远东书记处的国际联络部的工作。　　　　
　　　　还有一位领导人叫布尔蒂。他也坐过牢，参加过与白卫军的斗争。他来到远东书记处之前，是俄共（布）伊尔库茨克省委副主席。　　　　
　　　　从事国际妇女工作的勒柏辛斯卡娅，也调往远东书记处。　　　　
　　　　据当年在那里从事青年工作的达林回忆，这位后来前往中国上海的勒柏辛斯卡娅，有着不平常的经历：　　　　
　　　　“她出生在一个侨居国外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里，在英国长大。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这是一个非常美丽、衣着雅致的妇女，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国内战争的严峻年代里，女共产党员和女共青团员都是军人打扮，尤其是在西伯利亚。冬天戴护耳皮帽、穿皮短大衣、毡靴。夏天的打扮是红头巾、军便装、士兵的皮带、长统靴。至于时髦，当时没人谈论，也没有人去想。当年谁也不会从外表上怀疑她不是布尔什维克。无论从外貌、气质和通晓英语的程度上，都难以找到一个比她更合适的女同志到上海去工作了。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勒柏辛斯卡娅被派往中国……”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那里的工作人员相当多，主要是由四部分人组成：　　　　
　　　　一、十月革命后从美国回来的俄国侨民——英语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