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评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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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稳宝座之后，慕容超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向昏君的标准看齐：他不理政事，将日常政务交给公孙五楼，整天游猎享乐，对于韩（讠卓）等正直大臣的规劝，权当东风过马耳，偶尔还施展点暴虐手段，以打击那些过份讨厌的逆耳忠言。不过慕容超到不是个没良心的，自己在南燕享福之余，不由得想老母妻子尚在后秦受苦，心中非常不安，艰苦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可能对母爱体会更深吧，慕容超肯定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是一个好儿子。想到痛处，慕容超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母亲和妻子接回来，为此，他遣使到后秦，请求放还被扣为人质的老母爱妻。
姚兴听说那位“妍皮包痴骨”的慕容超当上南燕皇帝了，觉得一位低能儿上台，正是他将南燕收为藩属国的机会。接见燕国的使臣后，同意放还慕容超的母妻，但有两个条件：一、是南燕必须向后秦称臣；二、为了证明称臣的诚意，慕容超应将南燕的皇家乐队送给秦国。
姚兴之所以专门提出索要南燕的乐队，是因为南燕国家虽小，可南燕的皇家乐队却非同一般，它最早是西晋宫廷乐队。西晋亡国后，辗转流离于北方各国，先归汉赵所有，洛阳大战后，前赵衰亡，又为后赵所得。后赵末年大乱，慕容氏前燕入据关东，乐队归入燕国。前秦灭燕后，一统北方，雅乐归秦，迁往长安。淝水战后，前秦瓦解，西燕军攻入长安，得到这支乐队，而后东迁长子。慕容垂灭西燕，乐队又有后燕所有。后燕被北魏打败，乐队又随慕容德一起搬到广固。弹指间，一百余年过去，已经过多少兴亡事，乐师们代代相承，仍被视为华夏的正音。把这样一支乐队送往后秦，这就不是一个和平的文化交流事件，而是一个耻辱的政治事件了。
而且与那个平地冒出谯蜀不一样，慕容氏的燕国已有悠久光荣的历史，一向自诩为大国，有足够的理由看不起后秦，现在虽然时运不利，但也还没有落魄到向边鄙的羌人称臣的程度吧？大臣封逞痛心疾首的反对说：“大燕拥有七代圣主的光辉！岂能一下子便向一个小丑称臣！”左仆**段晖说：“当年刘太公被项羽俘虏，刘邦也不肯向霸王屈服，以求赎回老父。陛下如今既然继承了大燕的社稷，就不能因为私情而自降尊号！（那丢得不是你的脸，是大燕的脸！）”
面对众多的反对，慕容超一概不予接受，对众人说：“我为了太后，宁可委屈自己，你们不用再说了。”于是完全接受了姚兴的条件，将皇家乐队送往后秦，并面向北跪接了后秦使者带来的诏书。义熙三年（公元407年）十月，慕容超的母亲段氏和妻子呼延氏被后秦放回南燕，慕容超亲率文武百官出广固数十里前往迎接，终于得偿全家团聚的心愿。慕容超的这第二把火，虽然接回了自己的母亲与妻子，完成了一个儿子与丈夫的责任，但却让南燕举国蒙羞，进一步降低了自己在国中的威信，更糟糕的是，它成为他点燃第三把火的起因……
原先为了重见家人，慕容超什么都肯付出，等家人都回到身边后，慕容超开始对当初太爽快的出价感到有些懊丧了。称臣倒也罢了，反正只是个虚名，但把皇家乐队送走这件事，深深影响到了皇家的生活品质，领导的事无小事，你们看看该怎么办吧？
义熙五年（公元409年）正月初一，慕容超在大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新年朝贺，正式指出了这个严重缺憾，打算南侵晋朝，掠夺人口加以训练，来补充皇家乐队（在下不太明白他是怎么想的，南燕虽小，也不缺少补充乐队的那点人啊，难道他认为晋人全是音乐天才？可也不见得啊，起码刘裕就不是。）。
大臣韩（讠卓）被自己主君这个独出心裁的馊主意吓了一跳，连忙劝阻说：“先帝因为旧都沦陷，才被迫退守三齐，是把这里当成日后反攻的基地，而不是享乐的地方啊！陛下继承大业，不寻思着休养生息，注视魏国虚实，寻找恢复旧疆的机会，反而要侵犯南邻，制造新的仇敌，能这样做吗？”
经过前两次违背众意，勇敢放火的成功经验，慕容超认为：玩火是一项安全系数很高的娱乐活动，因此毫不在意反对意见，便说：“我已经决定的事，不用你们多说！”总之，玩自己的火，让别人说去吧！
二月，慕容超点燃了第三把火，他命大将慕容兴宗、斛谷提、公孙归等入侵晋朝。大肆劫掠之后，强行征收了二千五百名青年男女作学员，参加免费的音乐培训班，并且毕业包分配（听起来条件不错）。面对自己加强南燕精神文明建设的斐然成果，慕容超大概没有想到，他点的这把火并没有就此熄灭，而且火势将不再受他控制了……
北伐南燕 上
给慕容超放的火上添干柴的人，自然是正想扁人的刘裕同志。义熙五年（公元409年）三月，也就是慕容超向晋朝发起挑衅行动的一个月之后，刘裕正式上书安帝司马德宗，请求出兵讨伐南燕。
此议一出，众朝臣们议论纷纷，多数都持反对意见。有人反对是因为对刘裕的将才无信心，担心北伐不能成功，毕竟从历史经验来看，东晋之前两次最有望成功的北伐，都是栽在慕容家手里的（太和四年的枋头之战和太元十年的五桥泽之战），你刘裕固然是常胜将军，当年的桓温、刘牢之又岂是无能之辈？也有人反对是因为对刘裕的将才太有信心，担心北伐大获成功，比如野心勃勃的老朋友刘毅同志，如果刘裕再通过灭燕增加权势威望，那自己将来真是没戏了。赞同者只有尚书左仆**孟昶、车骑司马谢裕和参军臧熹三人而已（这情景与当年苻坚决意伐晋时多么相似啊，只是结局大不相同）。其中，孟昶是与刘裕一同起事的反桓老战友，谢裕是谢安的侄孙，臧熹则是刘裕正妻臧爱亲的弟弟，三个人背景各不相同，赞同伐燕应该只是见解相同，并非串通好的预谋。
虽然反对意见居多数，但此时刘裕的上书，实质上就是让左手提交报告，由右手来盖章通过，他决定什么事，其实是不用人批准的。所以，最终结果自然还是多数服从少数，北伐建议顺利转变成了北伐行动。四月十一日，刘裕率大军从建康出发，乘船沿长江入中渎水（连接长江与淮河的人工运河，后来成为大运河的一段，即邗沟），经淮水，至泗水，于五月份到达下邳（今江苏睢宁），正式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北伐。
这次北伐，在历史上是颇为有名的，研究、记述它的文章不计其数，大部份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有很重要的一点，在不同的文章中南辕北辙，差异颇大，这就是：刘裕此次北伐究竟动用了多少军队？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史书中没有记录。古史中对战役的记载，常常对交战过程的叙述比较详尽，而对参战兵力这样的重要数字，往往不是粗心大意，就是三心二意，不但大多数战役都没有明确记录，即使有记录的，也不一定很可靠（近现代的战史记录一般不会漏记兵力数据，但可靠性还是与古史差不多）。虽然没有记载，但也不妨碍后人通过各种方法，对此数据进行推测。因为是推测所得，而且使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差异巨大。在下看到过的各类文章中，对刘裕伐燕兵力的最高推测数字为十五万，最低为三万，相差竟有五倍之多！显然，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这样大的差异，都让人搞不清楚刘裕伐燕究竟是以弱胜强还是以强胜弱？
既然要写文章，对此问题避无可避，在下也只好硬着头皮，用自己方法，进行一番粗略的估算：
史书虽然没有提供明确的军队数量，但还是提供了某些线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条，是刘裕在与燕军交战时，动用了四千乘兵车作为大军的两翼，以阻止燕军骑兵从侧面突击。虽然在下查不到晋军的兵车究竟是何种结构，但从后来刘裕大举北伐后秦，布“却月阵”于黄河北岸的记载来看，晋军每乘兵车的定员编制为七人，在战斗激烈的情况下可以增补二十人，达到二十七人。就让我们都以七人计，那么光那两翼的四千乘兵车就应有车兵二万八千人。作为晋军的主力，军阵中央的步兵数量不大可能少于掩护用的两翼车兵，再加上用于机动警戒的少量晋军骑兵和沿途留驻的部队，刘裕伐燕的总兵力至少不低于六万。
东晋领土最小的时代在淝水之战前，那时共拥有正规军约二十万人。刘裕伐燕前的晋朝与之相比，虽然丧失了广州，但又增加了襄阳、淮北、南阳等地，这些地方在当时远比广州富庶，国家的总体实力应强于淝水战前。晋军数量虽然在讨灭桓楚的内战中有所损耗，但此时距离桓氏的灭亡毕竟已过去了三年多，而且备战北伐是刘裕的既定方针，刘裕政府也算晋朝较有效率的一代政府，晋军在数量上的损失应该已经得到弥补，估计此时晋朝所拥有的正规军数量，不会少于二十万，从其中抽出六到十万人北伐，应该问题不大。而且就每一位军事家而言，以少胜多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如有足够条件调集更多的兵力，决不会去刻意追求以少胜多。综合上述，在下猜测，刘裕第一伐北伐的总兵力在六至十万人之间，与南燕军的总兵力相差不大。
回中天兄，推算古史中的兵力数字，本就是个极困难的事，很难得出大家都认可的数字，因为古史提供的资料彼此矛盾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才会从三万到十五万都有人提出。
中天兄是以桓温北伐为对比，认为刘裕伐燕兵力不超过五万，假如我们另换一个参照系，以稍后卢循、徐道覆北伐来比比看：卢、徐占有的地盘不过当时还很荒凉贫瘠广州一隅，出兵北上，连下荆、江大批郡县，等到第二次桑落洲之战前，已有“戎卒十万，舳舻千计”！这个数字记录虽然可能有所夸大，但卢、徐军队在长沙、豫章、桑落洲等数次会战中兵力均有优势应当属实，并且实战也证明，这并不是一支徒有数量的乌合之众。
与之相比，刘裕握有的人口资源比卢、徐大出何止十倍，执政能力也不见得会不如卢、徐二人，只要刘裕达到卢、徐一半的动员程度，那么在下对伐燕军队在六至十万人的估计还是保守的。
另外，古史中对兵力记述中常常有偷换概念的现象，比如在淝水之战中，如按双方总兵力算，应该是88万对18万；如按双方在淝水主战场的兵力算，应该是约30万对8万。可留给大多数人的数字却是各取所需，成了88万对8万，以显得格外悬殊，但它只是经过包装的“真相”。
因此，在下怀疑桓温第三次北伐出动五万人这个数字，很可能没有包括豫州刺史袁真的军队，证据如下：一、“夏，四月，庚戌，温帅步骑五万发姑孰。 ”袁真的军队并不是从姑孰出发的，应未算在其中；二、桓温本部先后在湖陆、黄墟、林渚三战中连败前燕军队，后又慕容垂麾下悉罗腾、染干津两次小战失利，军力不可能没有损耗，然后襄邑大败，折兵三万多，谯郡再败，又损失了一万多。三万多加一万多，再加上前面数战的损失以及少量逃回的部队，已经够五万了，而这些战事袁真军均未参与。所以，桓温第三次北伐出动的总兵力，其实是超过五万的。中天以此数字来做为刘裕动员的上限，恐怕不够客观。
北伐南燕 下
晋朝此次出动的北伐大军不但兵力较为雄厚，参战的各级指挥官也称得上人才济济，有刘裕的第一心腹谋士刘穆之，老友刘敬宣，还有一大批资历较浅的职业军官。由于京口举义的老同事们，如刘毅等人正渐渐变成刘裕眼中的异己力量，为了给将来摊牌做准备，刘裕的有意提拔忠于自己的新人，建立自己的班底。这其中有前文已经提到过的檀韶、胡籓、朱龄石等人，还有北府将领孟龙符（孟昶的族弟）、向弥、蒯恩等，以及一位刚刚离任的临澧（今湖南桑植）县令王镇恶。
王镇恶，是前秦名相王猛的孙子，生于五月初五端午节，按当时的观点看，这个出生日期很不吉利，因此他的父亲王休打算把他过继给远亲。祖父王猛知道后阻止说：“当年孟尝君田文也是恶月出生，后来却成为齐国的相国，这个孩子将来也可能兴旺我们王家的门楣。”并亲自给这个男孩取名“镇恶”，以毒攻毒。年纪稍长后，王镇恶虽然不擅长骑马，且**箭的准确度堪比国足**门，但熟读诸子兵书，谋略过人，果决善断，志向远大。前秦败亡时，他流落到渑池人李方家，曾对李方发下大言：“我若遇英雄主，必取万户侯！再回报今日的大恩。”而后，他与叔父王曜一起，南投晋朝，寄居于荆州。
在此次北伐开始前，有人向刘裕推荐这位王县令有将帅才干，刘裕便特意召见，一番交谈之后，大为欣赏，当晚留他住下彻夜长谈。第二天一早，刘裕对左右感慨说：“我听说将门出将，如今见到王镇恶，方知此言不虚！”当即下令：王县令不用回湖南了，留在自己幕下担任中军参军。王镇恶终于遇上了他所等待的“英雄主”，开始了“取万户侯”的历程，只可惜最终的结局，他此时还预见不到……
再说刘裕带着这批精兵良将进抵下邳后，面临的问题是选择哪一条进军路线，打进南燕的腹心地带。这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南燕中部偏南，有一系列东西向的山脉，通常称作鲁南丘陵，成为南燕防备南方军队进攻的天然屏障，它由泰山、鲁山、蒙山、沂山（此时叫作大岘山，岘字的读音为“现”）等组成，其中蒙山和沂山绵延较长，又彼此衔接，经常连在一起被称为沂蒙山。早在春秋第一霸齐桓公时代起，齐国为防备南方各国可能的进犯，沿着山势修筑了绵延六百多公里的大型防御工事，这就是著名的齐长城。
有不少文章称：传说在春秋时，齐国将军杞梁战死，他的妻子孟姜（按春秋时代的命名习惯，“孟”在这里是老大的意思，所谓“孟姜”，即姜家大女儿是也，并非姓孟名姜）来寻夫，哭得是天昏地暗，结果嘻哩哗啦一声巨响，齐国的这项重点国防设施被她哭倒了一大段！按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