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评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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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阵营形成后，昌明党与道子党开始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
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十一月，道子党大老王国宝发动朝中大臣联名上表，推荐司马道子功高，应该升为丞相，加扬州牧，并赐黄钺（以黄金装饰的一种武器，形似斧，特赐给专主征伐的重臣，功能近似于后来的尚方宝剑），加殊礼。属于昌明党的护军将军车胤反对，称这套礼仪是当年幼年的周成王敬奉摄政大臣周公是用的，当今皇上又不是幼主，相王岂可为周公？便称病拒绝联署。奏表递上去后，孝武帝很生气，但又不好处罚如此多的大臣，只是下诏褒扬车胤。
王国宝发现这一巴掌的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急寻补救措施。他了解到著名辩士袁悦之和孝武帝很崇信的尼姑妙音有交情，便通过袁悦之打通妙音的关节，请妙音写信给太子的母亲陈淑媛，让她在孝武帝耳朵旁边吹吹枕头风，声称王国宝此人忠诚谨慎，应该重用！孝武帝闻知此事后大怒，但他不动声色，过些日子后找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罪名处死了袁悦之。但差不多与此同时，司马道子与王国宝也成功地将昌明党一边的中书侍郎范宁挤出中央，双方一胜一负。这些事件表明，双方的矛盾已难以调和，但道子党已在朝廷中占稳了大多数，孝武帝虽握有最高决定权，但也投鼠忌器，只能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来对道子党加以限制。
既然正面攻击难以奏效，孝武帝便采取了迂回攻势，以地方包围中央。太元十五年（公元390年）二月，孝武帝乘京口出缺的机会，任命昌明党骨干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青、兖二州刺史，在要地京口布下了一枚重重的棋子。接着，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十月，属于道子党的荆州刺史王忱病死，经过一番幕后较量，孝武帝将昌明党的另一骨干殷仲堪任命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这样，东晋的京口和荆州两大地方集团，起码在表面上都被昌明党所控制。
王恭，字孝伯，名门之后，乃老好人王蕴之子，皇后王法慧的兄长。妹妹能当上皇后，想来长相不会寒碜，王恭则更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时人赞美他称“濯濯如春月柳”。刘裕的京口老乡，后来一同反桓玄的孟昶曾见过王恭冬日出游，惊叹于他的风度气质，说：“大概神仙也不过如此吧？”魏晋时代选官，有如今日之选美，如果长相对不起观众，可能在第一关就把你拿下了，只有过了第一关，才能轮到才艺比拼、综合素质比拼之类的项目。当然，如果你不是士族的话，意味着你连入场券都得不到，长得帅也没用。王恭出身又高，长得又帅，虽然学问一般，仍然“少有美誉，清**过人。”按当时的用人制度，生下来便是天然的半成品高官，只须混两年资历，就是无可争议的成品高官了。而且这个天然高官还是忠于孝武帝的，杀袁悦之一事便主要出自他的谋划，因而深得孝武帝器重。
殷仲堪，故吏部尚书殷融的孙子，清谈家殷浩的堂侄。与王恭不同，殷仲堪出身只能算中下级士族，长得也不帅（他在给老父治病时，挥泪熬药，烟熏过久，导致一目失明），但他学问出众，著有文集十二卷，清廉俭朴，以道德文章知名。孝武帝认为他忠诚正直，倚为心腹，提拔入宫任黄门侍郎，后委以荆州重任。因为他的条件不符合当时的高官标准，很多豪门士族大为不满，原以为自己能当上荆州刺史的王珣大发牢骚说：“哪里有让小小的黄门侍郎担当如此重任的？对殷仲堪这种骇人听闻的提拔，简直是国家灭亡的先兆！”
对于这两个人，昌明党的智囊太子左卫率王雅曾有过客观评价，认为王恭的风度气质过人，志气方正，殷仲堪谨慎检点，文章道义著称于世。但两人都偏狭苛刻，缺乏办实事的才干，太平无事之时可能是好干部，一旦有事，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后来王恭受制于刘牢之，殷仲堪受制于桓玄，果然都不出王雅所料。不过这一点现在还看不出来。
眼看昌明党渐渐趋于上风，局势却突然又发生了让人意外的重大变化。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九月，晋孝武帝司马曜突然遭谋杀身亡！
按史书的记载，孝武帝的被害是一个十分八卦的故事：此时皇后王法慧已死多年，张贵人在后宫笑傲群雌。九月二十日这一天孝武帝与张贵人在后宫饮酒，喝得醉熏熏的时候对她开玩笑说：“你已经快三十岁了，也该到被废的年纪了，比你年轻貌美的佳丽多得是！”可惜孝武帝常在花丛中走，竟不知道美女的年龄和断了把的水壶一样，都是不能提的。张贵人听罢妒火中烧，越想越气，竟乘着孝武帝睡着，让贴身的宫女用被子蒙住他的头，把他活活憋死。作案后，心理素质极嘉的张贵人丝毫没有惊慌失措，重贿左右，让大家统一口径，宣称皇帝“因魇暴崩”！更让人想不到的事，这么大件事竟然就这样不了了之，张贵人也未受追究，杀皇帝的风险竟然不比杀猪大！
这个故事如果不是史书明文记录，简直都让人怀疑这是港台戏说剧的剧本，有太多的匪夷所思和莫名其妙，在下一真怀疑它的真实性。按照刑侦学中可以用案件受益人推导犯罪嫌疑人的方法，在下有一个不负责任的大胆猜想：也许司马道子或他的同党才是此事的幕后策划！
不管孝武帝被杀的真相如何，他的继承人是明确的，九月二十一日，十五岁的太子司马德宗继位，史称晋安帝。
很多人都知道西晋出了个白痴皇帝司马衷，曾经对吃不上饭的饥民为何不吃肉而大感困惑，但假如对中国古代的历代皇帝进行一次IQ测试的话，司马衷也只能无奈地屈居倒数第二，倒数第一的宝座，是留给我们司马德宗陛下的，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蠢人头上有蠢人！
司马衷至少还能问蛤蟆是为公家叫还是为私人叫（证明他产权意识很明确），而司马德宗直接就没学会说话；司马衷至少还知道吃肉也能填饱肚子，而司马德宗连冷热饥饱不能区分，喝水、吃饭、睡觉、起床这些幼儿园小朋友都掌握的技能也靠别人服侍才能完成，否则就得饿死、冻死。毫无疑问，对权臣来说，再找不到比这性价比更高的橡皮图章了！九月二十三日，司马道子升任太傅、扬州牧，赐黄钺（总算拿到这把斧子了），朝政尽归司马道子与王国宝。双方对弈至此，我们总结一下战况，可以说：在中央，道子党大获全胜；但在地方，昌明党独领**，正在酝酿着反攻。
数日后，昌明党大老王恭从京口入朝，参加孝武帝的葬礼。入朝前，有人劝他乘机率军入京，诛杀王国宝。但因孝武帝的死事出突然，且豫州刺史庾楷也有一支军队尚站在道子党一方，在没有与另一昌明党巨头殷仲堪协调的情况下，王恭担心事情不成，独自承担造反的罪名，因而没有答应。在道子党一方，王绪也劝王国宝乘王恭入朝的机会，伏兵将他杀死，结果也未等到批准。毕竟现在东晋的大部分武装力量掌握在昌明党手中，司马道子等人也不敢轻易摊牌。孝武帝的葬礼仍然平静地完成了，双方并未擦枪走火。
十月十四日，王恭返回京口，临行前警告司马道子说：“当今主上暗弱，执政的责任就更加重大，这是连伊尹、周公这样的大才都不易做好的事。希望王爷好自为知，亲自处理国务，多采纳忠正的言论，疏远奸佞的小人！”旁边的王国宝听到这话，对王恭又恨又惧（看来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王恭回京口后，王国宝、王绪等人都向司马道子指出，应该设法削去王恭、殷仲堪的兵权。这个建议虽然理由很充分，道理很正确，但实际**作谈何容易？没等他们制定出削藩的实施方案，王、殷二人已采取联合行动，上疏要出兵北伐，同时开始整兵备战。司马道子当然知道他们两位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便以白痴皇帝的名义下诏，用夏天出兵妨碍农时的理由令他们解严，不准北伐！
然而一纸诏书岂能阻止王恭、殷仲堪两位的“爱国激情”？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四月七日，王恭正式上表，列举王国宝的罪状，请求清君侧，连北伐的幌子都不用了。而荆州的殷仲堪也在桓玄的鼓动支持下，宣布响应。
事到临头，王国宝露出了草包本色。同党王绪劝他杀掉朝中的昌明党分子王珣、车胤二人，然后挟持安帝与司马道子出兵讨伐京口。王国宝先已同意，可等王珣、车胤二人到了以后却又不敢动手了，还傻呼呼地向二人问计：现在怎么办啊？
王珣说：“王恭、殷仲堪和你又没有深仇大恨，所争得不过是权位罢了。你放弃权位不就没事了？”王国宝有点不自信：“你该不是把我当成曹爽了吧？”王珣“诚恳”地说：“这叫什么话？你哪有曹爽的罪大啊？王恭又岂是宣帝（司马懿）？”车胤在一旁继续吓唬他：“当初桓温何等英武，攻一个寿阳尚且久攻不下。如今你若出兵讨伐王恭，他一定收兵守城，京口岂是容易攻下的？到时候京口攻不下，而上游的荆州军又到，唉，我都替你担心！”
注：公元369年，桓温北伐后燕，大败而归，将战败责任推卸给豫州剌史袁真，袁真又惧又怒，便据寿阳造反，叛降后燕。桓温亲自出兵讨伐，于太和五年（公元370年）八月围寿阳，至咸安元年（公元371年）正月克城，擒袁瑾（袁真之子，袁真此时已病死），历时六个月。
王国宝吓坏了，惊慌之下辞去官职待罪，但随即又后悔了，让人去弄一份诏书，让自己官复原职。但现在已经由不得他了，因为害怕的人并不止他一个。司马道子不敢对抗两路大军，又见王恭的矛头指向的是王国宝而不自己，决定丢车保帅，派谯王司马尚之逮捕王国宝、王绪，移送廷尉审判。四月十七日，即王恭声讨王国宝十天后，朝廷下诏赐王国宝自杀，王绪斩首。同时，司马道子派人去见王恭赔礼道歉，王恭也不乘机来个一劳永逸，便收兵回京口。另一方面，荆州刺史殷仲堪虽然响应王恭，但他胆小怕事，一直干打雷不下雨，并不敢真正出兵，等听说王国宝被杀了，才威风凛凛地挥师东下，司马道子连忙又写信道歉劝阻，殷仲堪赚足了面子，班师！
这一轮的斗争以道子党的大败告终，不过细察经过，可发现双方的水平也就和意大利打仗、中国队踢球一个档次（国足最近好象有所进步，希望不再是昙花一现），只是在一群笨蛋之中比较谁更笨而已。此时的东晋领导层，可以说是自东晋建立以来水平最低的，不过这种状态已经不会维持太久了。
战事再起
低头服软总不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司马道子的妥协退让，激起了道子党内一位新秀的愤慨，他便是司马道子的世子：司马元显。比起只在喝酒、睡觉方面比较有心得的父亲，实岁只有十五岁的司马元显聪明机警，英锐果敢，虽然只是初三学生的年纪，但因为是皇族，已经官居侍中。他向父亲司马道子进言，认为王恭与殷仲堪二人一定会成为大患，这次我们虽然借王国宝的脑袋躲过了初一，还能躲过十五去？所以不可不在暗中加强戒备。
司马道子是个没什么主意的饭桶，又刚刚损失了最得力的二把手，一见司马元显说得好象很有道理，那么好吧，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四月，也就是王国宝丧命的同月，司马道子任命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中央的警卫部队和徐州的文武官员都配属给了他。好好干吧，你办事，我放心！
除了司马元显之外，王国宝死后司马道子最信任的人，是负责逮捕王国宝的司马尚之和他的兄弟。谯王司马尚之，是晋元帝司马睿叔父司马承的曾孙（司马承在第一次王敦之乱时，任湘州刺史，忠于朝廷与王敦军队作战，不敌被杀，是晋帝国的“革命先烈”），与弟弟司马休之都是当时司马宗室中比较提得起的人物。他向司马道子建议说：“如今各地藩镇强大，而中央弱小，宰相权轻，相王应该挑选最亲近的人，在外边建立起忠于自己的藩镇。”道子深以为然，经过一番筹划，采取了第一个重大措施：任命王国宝的哥哥王愉为江州刺史，防备荆州的殷仲堪。
江州的治所在寻阳（今江西省九江市），是一个大州，辖区根据时间段的不同一般在十到十一个郡，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福建两省，不过较之地广兵强的荆州，还是比不上。为了加强王愉的力量，司马道子又自作聪明地调整了东晋的行政区划，将豫州的四个郡划给江州。
早在战国时的楚国几位门客就已证明，给蛇画上脚，并不能让它变成龙，如今司马道子又把这个实验重做了一次。他这一举动，很快引起了豫州方面的强烈反弹，豫州刺史庾楷勃然大怒：你要提拨王愉是你的事，可凭什么从我的盘子里切蛋糕？上疏抗辩说：“江州不过是内地，不用太多防卫，而西府（指历阳，今安徽省和县，当时是豫州的治所，此处代指豫州）北临后燕、北魏，与强大的敌寇相联，不能被削弱！”因为庾楷本也是属于道子党一派，所以司马道子才放心大胆地削减他的地盘，现在看到他的上疏，不觉一楞：老庾啊，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啊？江州需不需要防备你还不懂吗？于是不答应庾楷的请求，该割的还是得割。中央决定你也不服从吗？我们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到哪儿去了？
可让司马道子没想到的是，庾楷是一位拥有斗争精神，维权意识很强的刺史！在他看来，道子党的集体利益那算个鸟，既然你司马道子这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