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评传-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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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的第二年二月（也就是姚兴去世的同一个月），沮渠蒙逊与西秦主乞伏炽磐联姻和解，两国停止交战，虽找不到确实的史料佐证，但其中很可能就有东晋的调解之功。此后，西秦就能无后顾之忧的不断给后秦找麻烦了。
除了联络北凉、西秦，刘裕也没有放松对夏国的接触。他派使者至夏，与夏主赫连勃勃相约为兄弟（因为赫连勃勃原姓刘，一笔写不出两个刘）。赫连勃勃得知刘裕的使者要来，事先让手下文笔出众的中书侍郞皇甫徽写好回书，自己再暗中背熟，等到了会面的时候，他当着刘裕使节的面，表演文采飞扬，出口成章的绝技，把回书文不加点地背了下来。使者回去之后把会面情况报告刘裕，把肚子里没多少墨水的刘寄奴唬了一大跳，叹息说：“唉，我比不上他啊！”（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详，可能在刘裕灭后秦后，但赫连勃勃在刘裕出兵前，已知刘裕的伐秦计划，两者应该早有联系。）
当然，因为今天能找到的这些证据彼此孤立，形不成完整的证据链，以上都只能算是捕风捉影的推测。比起外交战，今天可以找到确凿证据的，是刘裕发起的情报战。
刘裕对情报工作的重视，可能源自刘穆之。史书上说：刘穆之在处理政务之余，还专门花了很大功夫来打探各种各样的消息。他每天都要接待宴请大量的宾客，然后又以这些人作为耳目，组建起一个相当规模的情报机构有了这样的成功经验，刘裕自然会将它发扬光大。于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谍报攻势，在正式北伐前已对后秦全面展开，负责人是有勇有谋的冠军将军檀道济。从本质上说，和今天FBI们干的活计差不多，檀道济向后秦派出了大量的谍报人员，从事侦察、收买、策反等工作。因为据资深苍蝇的经验总结：最好叮的蛋都是有缝的，所以檀道济也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河南的秦军主帅，陈留公姚洸身上。
坐镇洛阳的姚洸，虽然在参与兄弟相争时目光如炬，但面对外敌的渗透，就糊涂的可以了。他最信任的手下，如尚书姚禹，主簿阎恢、杨虔等人都被檀道济发展成了晋军的卧底，他却还茫然不知，依旧视他们为心腹。
后姚兴时代 下
如同高手搏弈，胜负往往在布局阶段已见端倪。由于后秦新主的软弱无能，后秦自身存在的各种矛盾，北方列国并立的战略现实，再加上刘裕从中的运筹帷幄，自姚兴死后，后秦形势持续恶化，出现了对刘裕北伐极为有利的势态：
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二月，姚兴刚刚去世，后秦就发生了北地（今陕西三原县东）太守毛雍的叛变，姚泓派叔父，也是朝廷的头号重臣东平公姚绍前往镇压。正在镇守李闰（今陕西大荔县北）的姚宣得知此事，不由得怦然心动。这位在和兄长姚弼的斗争中显得“忠勇无比”的公爵，在部下参军韦宗的建议下，决定乘姚泓新立，姚绍又出征导致中央空虚的机会，率部南下，逼近长安，建“霸王之业”。没想到姚绍用兵神速，很快生擒毛雍，回师又攻破李闰，姚宣只好厚着脸皮来晋见姚绍，向叔父谢罪。姚绍毫不客气，立即把这个侄儿斩首，这次变乱被迅速平定。
四月，西秦大将乞伏昙达进攻后秦，击败后秦的秦州刺史姚艾，掳走居民五千余户。
六月，仇池王杨盛出兵后秦，攻克祁山（今甘肃西和县北，三国时诸葛亮数次北伐途经之地），又败秦将姚嵩于竹岭（今甘肃天水市西南）。
差不多同时，夏主赫连勃勃亲率四万大军南下，攻克上邽（今甘肃天水市）、安定，又在阴密（今甘肃灵台县西南）大败秦军，随后推进至镇西将军姚谌据守的雍城（今陕西凤翔）。大敌当前，姚谌弃城逃往长安，夏军已逼近后秦的国都。危机关头，又是东平公姚绍力挽狂澜，他集结五万步骑反攻，逼退夏军，收复安定，接着姚绍又在马鞍阪（今甘肃平凉）击败不可一世的赫连勃勃。因为这是后秦军第一次在战场上打败赫连勃勃亲自率领的夏军主力，后秦军士气为之一振。
大概受这次胜利的影响，后秦军终于改变了之前连战连败的颓势，又连续获得几次胜利：殿中将军敛曼嵬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击败仇池军，车骑将军姚裕在池阳（今陕西泾阳）打败赫连勃勃的侄儿赫连提，战局重新向有利于后秦的方向发展。不过，这个趋势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刘裕要来了。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一段常被忽略的战史，不难看出，从姚兴死后到刘裕北伐前的这一系列交战，基本上都发生在关中，而且几乎都是按照刘裕需要来进行的（刘裕的外交战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不太好评估，但它一定对此产生了影响）。虽然看起来后秦军在内部不稳且三面受敌的情况下，先败后胜，重新稳住阵角，但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而且还远没有获得胜利。更重要的是：这些战役使得后秦军的精兵良将几乎全部被牵制在潼关以西，而潼关以东的广大地区变得非常空虚，就像一个熟透的桃子，只等刘裕伸手去摘了！
附：后秦的“减肥”历程
后秦的国势兴衰，从它的领土变迁中能够更直观的表现出来。
公元393年，当姚兴从父亲姚苌手中接掌帝国的大印时，后秦的疆土并不大，只相当于今天的大半个陕西省和甘肃省的一小块。此后，姚兴励精图治，四处用兵，后秦的疆域和国力同时膨涨：394年，姚兴灭前秦和盘据武功的窦冲，后秦占据关中、陇东；公元396年，姚兴乘后燕慕容宝被北魏拓跋珪打得满地乱蹿的机会，出兵从后燕手中夺取河东、平阳、蒲阪等地；公元397年，姚兴乘北魏重心东移，北上夺取河套；从公元399年开始，由于东晋的昌明、道子两党内战，后秦陆续蚕食东晋领土，逐渐控制包括洛阳在内的河南、淮北大部份土地；公元400年，后秦灭西秦，收降西秦王乞伏乾归，又夺取陇西；公元403年，后秦灭后凉，并迫使南凉、北凉、西凉等国向其臣服，势力伸入河西走廊。至此，后秦的疆域达到最大“南至汉川，东逾汝颍，西控西河，北守上郡”，更直观点说，约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宁夏两省全部，甘肃的东半部，内蒙古南部，河南的大部再加上山西的东南部，总面积在当时并列于中国的各政权中，居第二或第三位（之所以说不清准确位次，主要是因为此时北魏的北部边界难于确定）。
公元402年的柴壁之战，是后秦国势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但由于惯性作用，后秦在第二年还取得了迫使仇池降服的最后一次战果。在此之后，后秦结束了扩张，它的疆土就像住进了纳粹集中营的犹太胖子（没发现那个减肥班的减肥效果及得上后秦的瘦身运动），开始痛苦的“减肥”过程：
第一次大瘦身是姚兴的主动选择。公元406年，迷上了佛教，一有空闲就帮着鸠摩罗什译佛经的姚兴，对《金光明经》中佛祖“以身饲虎”的博爱精神活学活用，主动将河西的中心城市姑臧割让南凉，将南乡等十二郡归还东晋；
第二次，就不再后秦自觉自愿的结果了。公元407年，刘勃勃背叛后秦，在河套地区建立夏国，此后不断蚕食后秦领土，把后秦的北部边界逐渐压缩到安定、杏城一线；
公元409年，乞伏乾归乘后秦征讨南凉和夏国双双失利的机会，重建西秦，后秦势力退回陇东；
公元412年，仇池王杨盛背叛后秦，并击败姚兴组织的四路征讨，成为后秦西秦西南面一个虽然很小，却颇为顽固的敌人；
到公元415年，后秦又因为姚宣事件丧失了杏城（见前述）。
总之，经过一系列的丧城失地，到姚兴逝世时，后秦的疆土已缩小到不足极盛时的一半。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后秦丧失的土地，多数是相对贫瘠的地区，而保留下来领土，都是当时最富庶的地方，它仍然保有一个大国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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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出道以来，刘裕给人的印象就是擅长打硬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喜欢摘桃子。而且这株桃树虽然不是他种的，但为了让桃子成熟他也是施过肥的，没理由让给赫连勃勃那些人给摘了去。
于是，到了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也就是在姚兴去世半年之后，刘裕的各项准备工作差不多已经就绪，可以对北方一试身手了。
和以往的出征一样，刘裕这次的准备也是分两方面进行的，首先仍是对内。大军出征，后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保证后方政局的稳定和安全则更不可少，否则家里起火，前方还能打仗吗？世上没有无根之树，江南是刘裕的根基所在，是不能不用心打点的。
尽管此时，所有看得见的朝中反对派都已被刘裕铲除了，但大权在握的刘太尉依然非常小心。这大概是与他自己的发迹史有关：刘裕就是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揭杆而起，挑翻桓玄，而成为东晋政坛第一人的。以己度人，谁敢说像当年自己一样跃跃欲试的人如今就不会有？因此不管多谨慎都是没错的！何况，现在因不满他低下的出身、不满他强硬的政策、不满他的飞扬跋扈，而在暗中对他敢怒不敢言者，也大有人在。刘裕对此心知肚明，要不然去年讨伐司马休之时，怎么会平地冒出这么多叛军？
所以，为了避免历史重演，按照先安内后攘外的原则，刘裕先给自己刚满十岁的长子刘义符封了一大串官衔：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事，做京都名义上的留守最高长官。刘义符只是一个资质平庸的十岁小孩子，当然做不了大多数成年人都不见得能干好的复杂工作，所以实际留在朝中管事的人还是最忠实的老部下刘穆之，他也被加授为尚书左仆**兼中军府军司，住进东府，全权处理朝廷内外政事。
刘穆之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此时他对内总管各种政务，对外供应北伐大军的粮草军需，事务极为繁重。按史书的说法，刘穆之能够同时用眼睛阅读上报的文件，用手中书写批示回复，用耳朵听着一个下属的汇报，还能用嘴与另一个下属讨论实施方案，一心四用，而且还从不会混淆错乱！这种本事，让一心一用，还时时出错的在下叹为观止，这家伙当真是人么？不过，这种服务器式的工作量，不管放在谁的身上都是超负荷运转，不可能长久维持，这种情况不用太聪明的人也能看出来，所以刘裕属下的咨议参军张劭都悄悄对刘裕说：“人的生命其实很脆弱，必须考虑长远。刘穆之万一过世，有谁能接替他的工作？”
于是，刘裕把老同事徐羡之任命为太尉左司马，担任刘穆之的副手。除此之外，刘裕命自己一手提拔的左将军朱龄石负责戍卫宫禁；刘裕从母之子刘怀慎，沾刘裕报恩的光，已经做到徐州刺史，此时被刘裕调任京都警卫；还有亲信扬州别驾张裕，暂时替自己代理扬州牧的职务。总之，刘裕在中央上上下下的要害位置上全换上了自己信得过的人。
刘裕有信得过的人，自然更有信不过的人，其中又以晋安帝的亲弟弟琅琊王司马德文为最。说句实在话，司马德文其实够规矩了，从没给刘裕找过麻烦，比司马休之还要安份，手中又无兵无粮，本不该享受这一待遇的。但就像今天的中国处处不敢招惹美国，老美却总把中国当假想敌一样，谁让你司马德文是皇帝的弟弟，整天在皇帝身边（司马德文是安帝司马德宗的大保姆，一直照顾吃喝都不能自理的白痴哥哥），而且智商又很正常？这样的人，即使自己没有异心，也很容易成为有异心者的工具，何况刘裕又怎么会相信，司马德文能心甘情愿地坐等晋朝灭亡？自己这次要远离建康，在傻皇帝身边有这么一样定时炸弹，能放心吗？
隐患很快就暂时排除了。三月时，司马德文上表，请求随同大军北上，前往洛阳祭扫皇家的祖陵。换句话说，就是他司马德文将乖乖地置身于刘裕的亲自监视之下，甘当人质，绝无二心。至于司马德文这个请求的由来，是他太善解人意，主动要求以避祸，还是刘裕暗中派人唆使，他不敢不来，那就不得而知了。
放歌戏马台 下
大军即将出征前，正好宁州（大致在今天云南）派人进献琥珀枕，刘裕得之大喜。按中医的说法，琥珀性味甘平，有镇静，利尿，活血的作用，可以用来治疗惊风，癫痫，心悸，失眠（这大概就是宁州用琥珀作枕头的原因），因能活血，也可治疗刀箭伤。于是，刘裕命令将琥珀枕捣碎，分赐给北征将士。
一个枕头，即便是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枕头，捣碎了也不会有几斤重，假如要均分给数量庞大的出征将士，每名兵士能分到的数量，恐怕得用放大镜才观察得到。所以这个枕头在北伐军医疗保障方面所做的贡献，那是相当的有限，但刘裕却通过此事，在士兵中再次树立了他不爱财宝爱将士的良好声誉。
做好朝廷的人事安排后，刘裕本人则在一大批文武阁僚簇拥之下，从建康出发，于九月初进驻北伐的大本营彭城（今江苏徐州）。因为彭城是刘裕的祖籍所在，此行也颇有当年高祖还乡唱大风的风彩。
九月初九，正是重阳佳节，在中国古代，有登高远望的习俗。刘裕便与谢晦、孔靖、谢灵运等一百余同行文武，登上城南里许的南山（今称户部山）戏马台，置酒高歌。戏马台，原为西楚霸王项羽所建，以“因山为台，以观战马”而得名，号称“徐州第一胜迹”。其台“高十仞（约18。4米），广袤百步”，这在一马平川的淮北平原颇为难得，正是“欲穷千里目”的绝佳去处。
上得台来，迎着清爽的秋风，已经五十三岁的刘裕举目西望，不见沦陷已久的中原故土那袅袅的炊烟，但见威武雄壮的北伐大军那猎猎的旌旗！眼看着这必将载入史册的时刻，刘裕兴致大发，一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充斥**膛，只可惜他没有曹孟德的文采，自己横槊虽然拿手，却没有本事赋诗，便让谢晦代替他当场挥毫，诉说此行必胜的豪情，随后，众人纷纷赋诗相和唱，文华集一时之盛（从此之后，聚会赋诗便成了重阳习俗之一）。在这些诗作中，不乏谢灵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