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评传-第5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谌朔追赘呈嗪统幕皇敝ⅲù哟酥螅刍岣呈愠闪酥匮粝八字唬Ｔ谡庑┦髦校环π涣樵苏庵执笫说募巫鳎钅芴逑至踉４耸毙那榈模故切换匏鞯奈逖跃洌�
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
华阳有逸骥，桃林无伏轮！
而就在谢晦赋诗书壮志，刘裕放歌戏马台之时，他所布置的各路北伐兵马，已在大批北府名将率领之下，挥师杀入了后秦的疆域，开始了他“却清河洛尘”的征途。这便是赫赫有名的“义熙北伐”了，它虽然没有获得最后的成功，但仍是在朱元璋之前，中国历史上成就最大的一次北伐。也正因如此，刘裕所取得的业绩，在此后数百年间，都能不断激励着华夏的英雄志士们不懈进取的斗志！
辛稼轩赞曰：“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七路兴师
刘裕第二次北伐各路兵马，是在八月中旬从彭城、寿阳、襄阳及巴蜀等数个地点分别出发的。这次用兵，是东晋立国以来，第一次真正倾全国之力发动的战争，声势远比刘裕七年前征伐南燕的第一次北伐要浩大得多。晋军在东临齐鲁，西至秦岭的千里战线上，从东到西排开了七路大军，齐头并进：
第一路是北伐的主力之一，由老将冀州刺史王仲德为前锋，刘裕本人所率的大军为其后继，从彭城出发，沿泗水入清水、济水，至巨野泽，然后重新开通巨野泽与黄河间的人工运河（即当年桓温北伐前燕时开凿的“桓公渎”）进入黄河，控制黄河水道，然后沿河西上，指向洛阳。这一路大军的行军路线与当年桓温伐燕所走的道路基本相同，不同点在于刘裕伐秦时，淮北和齐鲁之地早为晋朝占有，已成为晋军可靠的后方基地，在补给上远较桓温优越。
第二路，由建武将军沈林子和刘裕的族弟彭城内史刘遵考指挥，也从彭城出发，沿流汴水西上，经荥阳过石门入黄河，而后与第一路汇合西进洛阳；
第三路，为北伐军的陆路主力，由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指挥，从寿阳出师，沿颖水、汝水北上，进取许昌、洛阳；
第四路，由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籓指挥，从襄阳向东北前进，越南阳直抵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
第五路，由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指挥，出襄阳沿丹水而上，经武关入关中。这一路军队的兵力根据不同史书的记载差异很大（《宋书？自序》中称只有数百人，而《晋书？姚泓载记》称有兵力一万。以沈田子的级别，虽然是执行的是疑兵作战，只带数百人也太少了，而且沈田子是《宋书》作者沈约的伯祖，不排除沈约有夸大祖先功绩的嫌疑，故在下认为，《晋书》的记载可能更接近事实）。这一路的任务，是虚张声势，在长安东南面制造压力；
第六路，别将姚珍率数千人经汉中，入子午谷，从南面威胁长安；
第七路，别将窦霸也率数千人假道仇池，入骆谷，从西南面威胁长安。
这七路军队按其承担的任务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组：
前四路大军实力较强，所经过的大道平坦易行，且大多有水道可依，后勤补给也比较方便，是北伐的主攻力量。从地图上看，他们的进军线路就像一把倒置的巨大折扇，后秦与东晋的东部边界就像弧形的扇沿，四路大军就像四条扇骨，大军席卷而过的河南就像广阔的扇面。扇骨越向上，彼此的位置越靠拢，最后在扇柄的根部洛阳汇合，攻占洛阳，完成第一阶段目标。
后三路军队所行进的路线多为高山深谷，行军和补给均不容易，并且狭窄的地形也常常使人多的优势难于体现，所以刘裕给他们配备的兵力都比较薄弱（三路合计应不足两万），只是作为牵制性的疑兵使用（特别是姚珍和窦霸两路，因为兵少将微，又没什么显著战果，一般讲述刘裕北伐的文章中，干脆就把他们给省略了）。他们的任务是制造有大军威逼关中的假像，让秦军主力不敢东出潼关，救援洛阳，从而为前四路大军的胜利创造更良好的条件。
七路大军的总兵力，在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在十万以上，二十万以下。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刘裕七年前的那次北伐，不难发现，刘裕这两次出征的基本方略是大不相同的：刘裕进攻南燕时，将全军集中于一路，如一柄钢刀，直插向广固；而这次进攻后秦，使用的兵力却如风吹蒲公英，遍地都开花。
兵分多路，听起来威风凛凛，很容易造成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浩荡声势，非常适合用来吓唬经验不足的战场菜鸟，但假如要对付的敌人是个高手，那么这种多路分兵的做法无异于做茧自缚，正好方便对手来各个击破。
典型的例子，如在明末讨伐后金的萨尔浒之战。那次战役开始前，明军加上少量的朝鲜、叶赫联军，共集结参战兵力约十万零三千，与之对抗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手下有八旗军约六万。两相比较，明朝方面拥差不多二比一的优势兵力，本处上风，但明军主帅杨镐错误地把十万大军平分成四路进军，这样每路的兵力就只剩下了二、三万人，而且四路兵马相距都较远，难以相互支援。久经沙场的努尔哈赤根本不是吓大的，不管边界如何告急，抱定“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将自己的六万大军集中使用，往来攻杀，在每一战场都能集中两倍于明军的兵力。五天之内，后金军先后在萨尔浒、尚间崖、阿布达里岗三地大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四万五千多人。从此之后，明军对后金的进攻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
让我们再回头来看看义熙十二年的情况：刘裕的兵力虽然比杨镐要多一些，但他面对的后秦也比萨尔浒战役前的后金要强大，东晋与后秦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应该是差不多的。在此大背景下，刘裕却把他的兵力分得比杨镐还要散，战场铺得比杨镐还要广，难道不是犯了兵家大忌么？
虽然分兵的害处如此显而易见，但只要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事物，就往往有利有弊，完全错误的东西是不会有生命力的。而且我们很清楚：杨镐是个军事蠢才，而刘裕却是个军事天才，两者用兵布置在表像上的相似，就必然隐含着内在的差别。要弄明白刘裕为什么要分兵七路北伐的原因，我们还应该来看看硬币的另一面：分兵有什么好处？
多快好省 上
一般来说，进攻方主动分兵，主要有战术运用和后勤需要两大原因。
《孙子兵法·势篇》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也就是说，孙武认为：但凡作战，一面平推不是好办法，最好要兵分两路，一路作正面牵制，另一路侧面迂回，而取胜的关健，就在于侧面迂回。我们可以发现，刘裕的计划在战略角度上并没有违背这个原则，他的西边三路是用来正面牵制秦军关中主力的，东边四路打向软弱的关东秦军。但兵分得这样散，显然光靠孙武的理论还是不能解释的。
战术分兵的另一种主要原因，是为了寻找或包抄敌人。如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数次战争中，除了诱敌深入的马邑之谋外，几乎次次都是兵分数路。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侦察手段比较低下，而匈奴人数不是太多，控制的地域却非常广大，又没有固定的据点，一有警报，逃得比兔子还快。汉军面对这样的敌人，如果不兵分几路搜索，往往连匈奴人的影子都找不到，战争变成浩浩荡荡的武装大游行。不过，这种解释并不适用于刘裕伐秦，因为羌人并不是游牧民族，后秦更不是游牧国家，刘裕要攻击的各个点在地图上都非常明确，秦军也没有太多可供逃跑的地方。
其实，古代造成分兵更常见的原因，是后勤压力。
《孙子兵法·作战篇》中说“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意思是说，聪明的将领一定要设法从敌人的土地上获取补给，因为从战地征集一钟粮食，相当于从后方输送二十钟粮食。
孙武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古代，要从陆路长途运输大宗物资，是一件事倍功半，出力不讨好的事。所谓一比二十，当然是一个很粗略的比例，在实际**作中，路程的远近、路况的好坏、运输工具的优劣等，都会对这个比例产生影响。
对此，北宋学者沈括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中，有过更详细的论述。据沈括的计算，一支军队的补给假如完全依赖后方陆路运输，那么按三个民伕用人力负粮供给一名士兵的最大限度，军队最远只可前进十六天的路程，并且在整个行军过程中，每一石八斗粮食，民伕要吃掉一石六斗，即只有九分之一的粮食能够供给军队！注意，这还是按民伕随军一同前进计算的，如果军队已在远方，则还达不到九分之一的比例。例如在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稿》中，就提到过这样两个实例：秦始皇派蒙恬北征匈奴时，每征粮三十石，只有一石能运到前线；隋炀帝一征高句丽时，因为有大运河水运提高了效率，但平均每运到辽东一石粮，仍要在中原征集十几石。
正因如此，在古代仅仅依赖后方运输来实施的远征几乎不存在，多位兵家都强调“因粮于敌”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个“敌”也不一定指敌人，而是说军队最好要实现就地补给，尽量减少后方运输，不管是不是处在敌人的土地上。
多快好省 下
但“因粮于敌”也有一定上限，因为一个地区所能提供的物资总是有限的，军队如果超过了它能承受的数量，就必然要依赖其他地区进行输送。对此问题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分兵。下面，我们用一个极简化的模型来说明这个道理：
假设有A、B、C、D、E、F这么六个地区，每个地区的剩余物资可供给两万军队，要出动四万军队发动进攻，并有A、B两条道路可供选择，那么就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分兵前进，从A、B两道各出动两万人。因为A、B两地足够供给，不需要从外地运粮，总消耗等于A、B两地物资的和。
二、合兵前进，四万人全从A道走，其中两万人可以就地补给，另两万人需要其他地区输送。假如其他地区运粮到A地的效率为五分之一（看过上面实例，就知道这个比例并不为低），那么就需要B、C、D、E、F五个地区向A地运粮，总消耗等于A、B、C、D、E、F六地物资的和。
很明显，以上两个方案虽然都是出动四万军队，但即使不考虑运粮民伕的人力费用，以及因运输造成的时间损失（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合兵方案的物资消耗也高达分兵方案的三倍。不过，以上理论只适用于古代，越靠近现在，特别是战争进入机械化时代后，军队所需的油料、弹药、武器配件等物资从数量上说已经远远超过了食物，而这些东西都是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就地补给的，同时由于现代化运输工具几百上千倍的提高了运输效率，军队已经可以完全依赖后勤运输进行远程作战，分兵的省钱效果，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一般说来，每一个成功的大型方案，都是多个因素相互协调的产物，并不能仅用一个原因加以解释。以在下推测，刘裕伐秦的计划之所以如此制定，除了满足西面钳制，东面主攻这个战略主基调外，主要原因还是出于对秦晋双方实际情况的准确评估，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知己知彼”。也许可以套用“大跃进”的一句口号：“多、快、好、省”，来评价刘裕的伐秦第一阶段方案。
所谓“多”，就是指兵分多路。如此能造成大兵压境的强大声势，以期迅速夺取后秦在关东的地盘，瓦解后秦军的抵抗。
“快”是兵分多路带来的利处，因为军队从数个地点出发，减少了事先集结部队和粮草的准备时间，使得晋军的攻击行动一旦开始，就能迅速展开。同时，也就减小了后秦根据情况变化，调整战略部署，加强关东防御的机会。
“好”的意思，是说晋军面对的敌人好对付，这是刘裕敢于分兵多路的先决条件。通过前文可知，刘裕在开战前的情报工作是非常到位的，连洛阳的关东秦军统帅部里，都塞满了在秦国居高位领高薪的东晋间谍。通过这些人的努力，刘裕应该已经很清楚地了解了对手的虚实：秦军主力已聚集于关中，潼关以东的秦军兵力非常薄弱，而且他们的主帅姚洸又愚蠢无知，论作风是位典型的纨绔子弟，论军事是个标准的无能鼠辈。用多路攻击来吓唬这种战场小白再合适不过了。
实际上，等战争进行到第二阶段，王镇恶、檀道济等进攻关中，打击名将姚绍指挥的秦军主力时，晋军主力便改为集中使用。
“省”当然是指省银子了，这也是分兵带来的好处。从刘裕用武力手段铲除最后一个大异己司马休之到现在，只过去短短的一年时间，而且在之前的几十年，晋朝几乎是在不间断的各种内乱中渡过，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库府自然大多空空如也，而普通百姓也一直未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刘裕出身下层，亲身体验过贫苦大众的艰难生活，所以即使到他后来成为皇帝，也一直注意照顾广大百姓的利益，尽量不让他们负担过重。但羊毛终究必须从羊身上剪，打仗是一件非常花钱的事，如果仗必须要打，那只好在它的进行过程中能省一点儿就省一点了。
势如破竹
正如刘裕的预料，后秦在关东的防御力量确实很薄弱，晋军东面的几路大军攻入后秦，进展顺利，如入无人之境。
其中攻势最犀利的，还要算王镇恶、檀道济指挥的颖水、汝水方面军。才刚刚进入秦境，后秦将领王苟生便献出漆丘城（今河南商丘东北），向王镇恶投降。稍后，后秦的徐州刺史姚掌也献出项城（今河南沈丘县一带，也就是黄易小说《边荒传说》中，所谓的“边荒集”所在地。当然了，那是假的）向檀道济投降。有了这两位榜样的示范效应，后秦河南各地的守臣纷纷效仿，晋军兵不血刃，连克多城。之所以会如此容易，自然有秦军兵弱的原因，恐怕也有晋军间谍策反的功效。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后秦的守将都当了软骨头，新蔡（今河南新蔡）太守董遵便坚守不降，但他的力量毕竟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