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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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温度不断上升，快要烧焦我的皮肤了，嗓子就像着了火一样。我无法继续坚持，从僵硬的状态中转过头来，睁开双眼，那个苏联士兵已经离去，周围浓烟密布，令人窒息。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出了火焰和浓烟的包围，正准备跨出门口，突然一颗子弹掠过我的左上臂，划破了我的制服。难道苏联人还在屋外等着杀我？
这时，从滚滚烟雾中走出几个身影，为首的第一个人并不是苏联士兵，而是我的同伙，苏军已经被击退了。在第二天黎明前，库茨克交给我一封急件，嘱咐说：“敌人已经被打退了，我们会继续坚持，但需要紧急增援。”
库茨克最后对我说的3个词是：“增援！增援！增援！”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我想他肯定是与手下的众多青少年战士一起阵亡了。面对装备精良且数倍于己的苏军，他们显得如此势单力薄，失败是必然的结局。
在柏林，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人们陷入了更大的恐慌之中。苏军在攻克措森之后，并未做过多停留，而是马不停蹄地向柏林进发。先头部队已经逼近柏林西南郊区，另一部则向西直取波茨坦。至4月21日晚，当我还受困于谷仓烈火中时，苏军已经突破城郊防线，对柏林形成了合围之势。在东面，苏军已经控制了从吾斯特豪森到伯纳的环线公路。陷于钳形攻势中的柏林，正一步步被苏军的钢铁洪流所碾碎。
迅速恶化的军事形势让地堡的夜晚充斥着疯狂和恐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苏联人准备给纳粹最后一击时，整个柏林城却失去了负责防御的军事指挥官。希特勒撤销了雷曼的职务，并指责他办事不力，难当大任。希特勒转而任命一位纳粹的党政工作人员接替其职，但很快又将他撤职。事实上，当时柏林的防御体系非常混乱，毫无组织性可言。这样的局面无论谁出马都于事无补，结局只能是失败。
当时，阿克斯曼和魏德林将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魏德林认为应当解散国民突击队和希特勒青年团，让他们回家以挽救更多的生命。而阿克斯曼却坚决反对，不管结局如何，他都要率领希特勒青年团战斗到最后一刻，以死来向他的元首表忠心。阿克斯曼经常在我面前宣称：“希特勒青年团是元首最可信赖的队伍。”在他看来，我们的命都捏在他手中，不管他让我们干什么，我们都必须坚决完成。尽管阿克斯曼也知道，事已至此已经不会再有奇迹出现，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耻辱和痛苦。但他还是赢得了一个“胜利”，因为在他和魏德林之间，希特勒最终选择了他。
在发泄完对空军和雷曼的愤怒不满后，希特勒突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苏军为了实现对柏林的包围，冒险将自己的阵线拉开，使得自己薄弱的右翼完全暴露出来，这给了希特勒反击的机会。希特勒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武装党卫队的菲利克斯·施坦因纳（Felix Steiner）将军。施坦因纳作为最杰出的党卫队军官之一，在正规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当时，他统率着党卫军第3装甲兵团。
从理论上说，该兵团的据点在柏林城西北的艾伯斯瓦尔德附近，但实际上，此时的施坦因纳正待在奥兰尼恩堡，所谓的第3兵团只是名义上的称谓。凯特尔向希特勒隐瞒了真相，导致希特勒还沉浸在美梦中，以为施坦因纳的部队表现出色，成功击退了苏联人的进攻。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施坦因纳抽调了绝大多数的装甲师前往东线，支援西奥多·伯西的第9军，而残余的部队基本都被消灭殆尽，最后只剩下几辆坦克和1000多名饥寒交迫的士兵，而且还是一支由国民突击队、警察、正规军、海军和空军组成的杂牌部队。
希特勒的孩子们（5）
但希特勒并不知道这一切，他高度赞扬了施坦因纳的“军事调度”才能，并命令他对南线的苏军发动反击，实现与伯西的汇合，从而在柏林东南方向重新构筑一条德军防线。同时，希特勒还授权他调用戈林的空军警卫队。听到这样的命令，施坦因纳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问题，就连在希特勒身边的空军参谋长科勒也感到大惑不解。戈林的警卫部队早已跟随戈林前往巴伐利亚，事实上，这支部队已经不复存在。在绝望中，施坦因纳拨通了克雷布斯的电话，试图弄清楚真实情况。当电话铃响起时，希特勒恰好就在克雷布斯身旁。他一把夺过电话并告诉施坦因纳，为保证军事行动顺利进行，会给予他一切可能的支援。在结束通话时，希特勒还警告说，凡是不遵守他命令的指挥官，都会在5小时以内被处决。
第八章 地堡里的疯狂
地堡里的疯狂（1）
此时，我正在柏林城东绝望地搜寻着哈尼斯的身影，手中还拿着库茨克交给我的求援急件。当我找到他原本藏身的那个地窖时，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突然间，我听到了一个令每个德国人颤栗的词。
“Stoi！”
这是个俄语词，每个德国人都知道它的意思——“站住！”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人来说，面对这样的情形，最好的做法就是乖乖举起双手。虽然长官教导我们不能做俘虏，要战斗到最后一刻直至牺牲，永远不要屈服。但我不是作战的军人，我只是一个送信的。由于粗心我没能发现眼前的陷阱，我也没有手枪，独自一人，看不到希望，心中充满了极度恐惧。现在死亡真的要降临了，我不敢去想像这有多么的残酷。
又一阵俄语声传来，似乎是在下达什么命令。我听不懂俄文，现在该怎么办？继续站着？还是举着手朝声音源头走去？听声音好像不止一个，但周围却看不到任何人。部队的长官曾经反复告诉我们，苏军有多么的野蛮，永远别指望他们会人道地对待俘虏。现在，恐惧的阴霾再次涌上心头：他们可能不会让我马上死，但却会拼命折磨我，让我生不如死。正当我绝望时，从树林中突然钻出2个敌人。令我万分吃惊的是，他们看上去竟然和我一样大，好像还喝了不少酒，摇摇晃晃几乎站不稳脚跟。难道我赶上苏军的庆功会了？
我注意到不远处有一堆刚刚熄灭的篝火，还冒着袅袅的青烟。显然，他们俩昨晚在这里露营。难道他们已经抓住了哈尼斯，并且杀了他？
其中一个上来抓住我，使劲地撕扯我的领子，拽掉了几粒钮扣。他用俄语对我大吼大叫，嘴里散发着伏特加酒的味道，另一个也是满身酒气。他们搜查了我全身上下以及我携带的背包，在一阵推搡踢踹之后，他们从怀中掏出了一瓶酒，并邀请我喝一口。这实在是出人意料，但我并没有喝。后来，这一举动被证明是愚蠢的，因为很显然他们被激怒了。其实我是出于害怕才不敢喝，但由于语言不通却无法解释，而这个错误则差点要了我的命。他们把我扔到地上，狠狠地踢我，其中一个还拿着冲锋枪朝地上射击，激起的尘土飞溅到我的全身上下。不过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把我打晕或杀死，只是在那儿不停地咆哮，我不懂俄文，只有静静地躺在地上。过了不到1个小时，喧闹渐渐平息了下去。
其中的一个人可能发现了什么状况，他们开始在小树林边缘架起一挺机枪，并进行了伪装。难道是德国部队出现了？紧接着，我就听见机枪开火的声音。或许是由于带着醉意，他们显得格外冷酷无情。除了眼前的机枪我没有看到别的武器，但从声音上判断，还有一些人操着冲锋枪朝同一方向射击。没有子弹向我这边飞来，于是我意识到机会来了。
苏联士兵们忙着战斗，没有人顾得上我，我立刻爬起身，以最快的速度向后逃跑。敌人的子弹随时都可能击中我的后背，对此我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过很幸运，我顺利地跑到了一堆干草垛前，一个俯冲就跳到了草堆后面。我落下的时候差点砸到了哈尼斯和他的摩托车，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哈尼斯已经在那儿待了一整夜，他并不知道苏联人的营地就在几百码之外，真要感谢战争的混乱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我又把安妮·玛利亚的戒指戴在了手上。
“让我们离开这儿。”哈尼斯发动起摩托车，急切地对我说道。
在返回的途中我们又遇上了同一拨逃难的百姓。放眼望去，成群的难民、四轮马车、手推车组成了一幅悲凉的画面。有些婴儿车里装着一两个孩子，其他一些都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杂物。绑在手推车上的羊咩咩地叫着，还有许多狗在人群中穿梭，不停地发出各种叫声。苦难、悲伤、荒凉充斥着世间的一切。
我默默忍受着剧痛，身上的每根肋骨都像折断了一般。我忍不住吼叫起来，恳求哈尼斯停下车歇会儿。我们找到了一家比较幽静的农舍，一位老太太正站在院子里。她直接问道：“你们是要找藏身的地方吗？”很明显，有一些难民正躲在屋子里等待战争的结束。
“不，”哈尼斯断然回答道，“我们还要去柏林。”
她无奈地耸了耸肩膀，但还是坚持让我们吃点东西再上路。她为我们准备了一小块熏猪肉，几片面包，还有一些热牛奶。她打开了收音机，机器的收音效果很差，里头播放的音乐我都没注意听，只顾着埋头吃饭。后来，音乐被中断了，主持人播报了一段针对守城部队的宣言：
柏林的保卫者们！敌人已经纠集起来，准备对德国的首都进行致命打击。他们不择手段，只为了实现最终的野心：攻克柏林！
向柏林进军！这样的口号甚至能令死者复生！“再攻下一座城，战争就结束了，你们就可以回家！”国际犹太人指挥官用这样的语言来煽动他的士兵。
帝国首都形势危急。
无数的德国妇女和儿童面临着危难，他们期待着柏林的保卫者，他们期待着你！他们期待着你用满腔的仇恨去同敌人进行斗争，让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让每一座房屋都变成一座堡垒！让每一条街道都变成一座坟墓！埋葬野蛮的侵略者！
用仇恨来压倒一切！
战斗到最后一刻！
地堡里的疯狂（2）
对于敌人在我们的国土上犯下的累累罪行，我们要以牙还牙，加倍奉还给那些侵略者！
对于从帝国电台里传来的这些狂热谎言，人们早就已经听腻了。很快，我们又重新出发，前往柏林。抵达目的地后，我直接前往阿克斯曼位于恺撒大道上的指挥处报告。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开始询问我们一路上的经历，我一一如实禀报。他派人将我送往地下病房进行医治，但是那个女医生看了我的伤势说我伤得很重，必须转移到正规军事医院进行治疗。这个消息真让我感到高兴，因为我急切地渴望好好休息一下。但我也必须要取悦一下阿克斯曼，于是我表示自己不能走，因为他需要我，而他也立刻证明了这点！
阿克斯曼给我布置的新任务是到奥兰尼恩堡向施坦因纳传达命令，希特勒仍然指望他能发动一次有效的反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命令。我实在是累坏了，极度疲惫，伤处又疼痛难忍，但我无从选择。已经有几十个人被派去给施坦因纳送信，现在又多了哈尼斯和我，我们要去寻找那支并不存在的“装甲师”，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不知道施坦因纳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必须出发。在一家乡村小旅店里，我们遇到了来自帝国劳动力量组织的一群女孩，她们已经整装待发，但负责接她们的车却晚点了。于是，人群中出现了混乱，有些人开始大喊大叫，有些则痛哭起来。每个人心中都有着难以名状的恐惧，害怕自己落入苏联人手里，惨遭蹂躏。她们纠缠着哈尼斯和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人甚至给我们香烟和巧克力，难道她们以为我们可以帮助她们摆脱目前的困境？很遗憾，我们无能为力。在旅店里睡了几个小时之后，黎明前我们又再次出发。
走了没多远，苏联的火炮就开始在周围炸开了花，子弹从我们左右两侧嗖嗖地呼啸而过，突然间，我们陷入了敌人进攻的火力中心。我们试图寻找掩护的地方，但还没等反应过来，又一排子弹飞过来，击中了我们的摩托车，发出“砰砰砰”的金属撞击声。霎那间，我感到从手上传来一阵刺骨的疼痛，一颗子弹击中了我握着后车把的右手。我本能地把手举到眼前，发现右手的小指头已经被打断，断掉的部分依靠筋腱和表皮的牵连还晃晃悠悠地悬在空中。安妮·玛利亚的戒指不见了，大量的鲜血从伤口涌出。哈尼斯立刻停下了车，我用一根绳子紧紧地捆住手腕，试图减少血液的流失。
我们决定立刻返回柏林。在敌人强大的攻势面前，众多士兵和平民都涌入了撤退的洪流之中。宪兵们到处驱赶着士兵返回前线，去坚守最后一道防线，并威胁要将那些叛逃者就地正法。哈尼斯和我与一队逃跑的士兵走到了一起，当宪兵上来盘查时，我们表明自己是信差才得以安全撤离。毫无疑问，其他士兵不是成为了苏联人的炮灰，就是死在了宪兵的枪下。当我们最后抵达总部时，已经完全筋疲力尽。
我马上冲到格特鲁德医生的房间寻求治疗。她为我重新接上了断裂的小指头，两边用木夹板捆绑作为固定，还给我打了止疼针和破伤风预防针。由于我失血过多，医生认为需要输血，但病房里已经没有任何血液储备，只能转到军用医院治疗。而阿克斯曼已经明确表示需要哈尼斯和我的帮助，为了不让他失望，我坚决否定了转院的请求。“我没有任何问题！”我信誓旦旦地保证道。
阿克斯曼脸上露出了微笑，眼神中带着由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