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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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全靠希特勒一手提拔，但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却公开背叛了希特勒，他周游德国各地，积极劝说当地领导人不要执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对于这些，希特勒全都了如指掌，马丁·鲍曼负责向他汇报斯佩尔的一举一动，可能斯佩尔自己也知道这一情况。
斯佩尔的所作所为，如果放在其他纳粹分子身上，必定难逃一死，就地枪决已经算是运气，若是倒霉的话还会被挂肉钩活活折磨死。但此时的斯佩尔却主意已定，他要重返纳粹狼穴，当面向希特勒解释他的行为，即使因此丧命也在所不惜。如果可能的话，他还要向希特勒致以最后的道别。
同一天晚上，希姆莱与勃纳多特伯爵进行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4月22日之前，希姆莱一直在犹豫是否要与瑞典红十字会代表进行谈判，出于对希特勒的忠诚和敬畏，他始终没敢跨出这一步。但现在，元首的命运已经临近终点——用他最信赖的巫师的话来说，不能再错失良机。于是，在位于吕贝克的瑞典领事馆里，希姆莱再次见到了勃纳多特。为了保证安全，房间里的灯全部熄灭，只留下几盏蜡烛照明。在昏暗的房间里，希姆莱告诉勃纳多特：“元首伟大的生命已经临近终点。”他向面前的瑞典贵族承诺，德国会向西方盟军投降，同时也幻想着盟军愿意和他进行交易。在这条路上，希姆莱并不缺乏同伴，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戈林，也正处心积虑地想要分一杯羹。不过很快，无情的现实就会把这两个魔头的幻想击得粉碎。希姆莱和勃纳多特的谈话持续了1个小时，会谈结束后，瑞典伯爵立刻飞往了斯德哥尔摩。
在空军护卫队的陪同下，斯佩尔从雷赫林飞到了加图。在那儿，他又坐上前来迎接他的“斯托尔赫”轻型机，一直飞到位于柏林东西轴线上的勃兰登堡门。接着，斯佩尔亲自驾车穿越险象环生的街区，最后抵达地堡。斯佩尔深知自己是希特勒最钟爱的门徒，希特勒待他亲如骨肉，但在过去的24小时中，从地堡内传来的坏消息令他也感到非常担忧。不过等他到达时，希特勒已经恢复了往日的镇定。（一些地堡里的人发现在莫雷尔医生离开之后，希特勒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怒无常，令人恐惧了）
现在，偌大的地堡内已经空旷得能听见回声。在上层餐厅的走廊里，戈培尔孩子们的故事书杂乱地扔了一地。厨房里依然透着亮光，曼扎利还在忙碌地准备着每天的三明治和鲜汤。许多官员、秘书、勤务员和佣人都已经永远地离去了，剩下的人除了希特勒和爱娃，还包括他的两个秘书葛达·克里斯蒂安和特劳德尔·琼格、助手奥图·甘什、佣人海因茨·林奇、私人医生路德维希·斯达姆普菲格，另外还有戈培尔一家以及他的助手昆德·施瓦格曼（Gunther Schwagermann）。在以后的几天中，每日来访的人数也在不断减少，主要是一些纳粹顽固分子如鲍曼、阿克斯曼等人，以及克雷布斯、布格多夫、魏德林、蒙克等德军将领，还有希特勒最忠实的飞行机师汉斯·鲍尔。
在进入地堡时，斯佩尔第一个遇到的是马丁·鲍曼。鲍曼之所以留在希特勒身边，并非出于其忠心，而实属无奈之举。他所有的权利和威望都是希特勒赐予的，离开了希特勒的保护，鲍曼的名头就变得微不足道，即便是低级别的纳粹文职官员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过去的几个月中，鲍曼一直在希特勒耳边说斯佩尔的坏话，现在斯佩尔主动出现更令他感到惊诧万分。不过，他很快意识到在目前的情况下，斯佩尔或许是自己惟一的救命稻草。一番寒暄之后，鲍曼请求面前的军备部长说服希特勒尽快离开柏林，前往布彻斯加德暂避。斯佩尔静静地听着，心里却并不打算这么做。
当斯佩尔进入希特勒办公室时，希特勒显得非常冷漠和疏远。他没有同他的部长握手，也没有招呼他就坐，不过至少有一点斯佩尔应该感到幸运，希特勒没有任何要杀他的意思。两人的谈话非常冷淡，斯佩尔试图解释自己抗命行事的原因，不过希特勒显然对此不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斯佩尔对海军司令邓尼茨的看法，此时斯佩尔马上意识到希特勒正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希特勒还让斯佩尔在柏林和布彻斯加德之间选择一处作为自杀之地，斯佩尔回答说如果自己要自杀，肯定会选择柏林，而不是一个“度假胜地”。希特勒还谈到了爱娃，爱娃希望能死在他身边。希特勒对斯佩尔说：“相信我，斯佩尔。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很容易的事，只要短短几秒钟，我就可以彻底解脱了。”
最后的道别（2）
在随后的8个小时中，斯佩尔同地堡内的其他人一一道别。他看望了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并主动提出要把她的孩子转移到安全之处，但戈培尔明确表示拒绝撤离。看着眼前的这对夫妇，一切都已无需多言，斯佩尔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但一想到那些天真的孩子们，他还是感到无比的恐惧。斯佩尔还拜访了爱娃，她拿出一瓶香槟，两人开始坐着聊起来，而此时的希特勒正在隔壁屋子里睡觉。
第二天一早，凯特尔元帅就在离美军阵地不远处找到了温克的部队。虽然温克一贯看不起凯特尔，但面对元首的命令，他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他向元帅保证会去解救柏林，但等到凯特尔一走，他立刻向手下疲惫不堪的将士传达了另一个命令。温克以近乎道歉的语气告诉他的部下，他们又将面临新的艰巨任务。他强调说，第12军会开赴柏林，但绝不是去救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帝国，而是要在易北河与柏林之间开辟一条通道，让士兵和平民可以安全撤离，逃往西方盟军处。温克的计划是兵分两路，一路直取波茨坦以打通一条逃亡之路；另一路则向东挺进，突破苏联人的包围圈，与伯西的第9军实现会师。他再次向士兵们重申，他们的任务不是营救希特勒，而是去拯救深陷苦难的士兵和民众，避免更多无谓牺牲。
在那天晚上逃离的人群中，有一个人显得格外行色匆匆，那就是卡尔·科勒——赫尔曼·戈林在柏林的联络官。当希特勒前天在地堡内大发雷霆时，科勒并不在现场，但克里斯蒂安将军向他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包括元首歇斯底里般的怒吼，他对军队的痛斥并誓言要死在柏林。当然，还有一条最为重要的信息，即希特勒有意让戈林负责与盟军进行和平谈判。科勒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不宜通过电话传达机密，他匆匆登上一架飞往慕尼黑的空军飞机，直奔戈林在奥巴萨尔斯堡的住处。
在听到科勒的汇报后，戈林惊呆了。虽然早在1941年6月，希特勒已经发布法令，任命他为元首继承人，但突如其来的变化还是让戈林大感意外。很显然，希特勒已经流露出退位之意，这是否意味着帝国元首的宝座马上要落到他戈林的手里？希特勒还宣称戈林比他更善于谈判，很明显是要求他的空军元帅与盟军展开和谈。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戈林感到高兴了，他早就盼着能和美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举行和谈。但戈林还想进一步证实消息的可靠性，他明白他的死对头马丁·鲍曼一定会竭力阻止他登上王位。
4月22日，戈林决定往柏林拍发一封电报。这封电报用词十分小心，避免出现任何对希特勒的不敬。在征求了法律顾问的意见后，最终形成了如下文字：
我的元首：
惊闻您决定留守柏林的消息，令我感到万分意外。为了维护帝国的千秋基业，我请求您允许我根据1941年6月29日的法令，代表您掌管国家和人民，并在国内外享有自由行动的权力。如果在今晚10点之前依然没有得到您的回复，我将认为您已经丧失了自由行动的能力，该法令的生效条件自动满足，我将正式代理行使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这个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我为您的处境深感担忧，言语已经无法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愿上帝保佑您，期望您能早日平安归来。
您忠实的奴仆：赫尔曼·戈林
当这份电报抵达时，斯佩尔正在希特勒身边。马丁·鲍曼把报告呈给希特勒，脸上难掩欣喜之情。尽管戈林的措辞已经非常注意，但鲍曼还是找到了几个把柄，他特意把晚上10点前回复那段递到希特勒眼前。戈林竟然向元首发出最后通牒！希特勒立即怒不可遏，他似乎完全忘了自己曾亲口对约德尔和凯特尔说，戈林是惟一能够代表纳粹同盟军进行和谈的。鲍曼提议严惩戈林的叛国罪行，将他就地正法，但希特勒想了想，还是决定回复一封电报给他的空军元帅，声明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构成了叛国罪，应当被执行死刑。考虑到他过去对纳粹党的贡献，可以免去死罪，但他必须立刻辞去所有职务。4月24日午夜，戈林、科勒以及其他奥巴萨尔斯堡的纳粹官员全都遭到了软禁。当天晚些时候，当局宣布戈林由于个人健康原因，正式辞去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同戈林相比，斯佩尔的叛逆行为实际上要严重得多，因此这个小插曲也让他感到有些可笑。不久之后，斯佩尔就向希特勒做最后辞别，气氛依旧很冷淡，希特勒还是没有和他握手。“再见！”希特勒冷冷地说了一声，旋即转身离去。斯佩尔走出地堡，重新穿过混乱的柏林街头抵达勃兰登堡门。他坐上飞机，再次开始一段危险的航行，只不过这次，他要永远地告别柏林了。
当纳粹帝国的末日即将到来时，哈尼斯和我仍然穿梭在柏林城中传递信息，但是我们的工作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柏林大大小小的街道上都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和动物，我们每次出行都会遇到极大的阻碍。无家可归的难民带着所有能拿上的家当，许多孩子都成了孤儿，无人看管的动物满街乱跑。人类发动的战争残酷地折磨着这些可怜的动物，一些残忍恐怖的场景深深地刺痛了我这个动物热爱者的心灵。我曾亲眼看到一匹马被活生生地残杀，那个可怜的生命被榴弹炸伤，无助地躺在马路上。人们因为饥饿过度而又没有任何武器，就直接围着它用刀和锯子一块块割下它身上的肉，直到今天我还会想起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母亲屠宰了一条狗，然后用狗血来喂她的孩子们。这种可怕的场面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而最常见的就是被坦克履带碾过后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尸体，每每想到这些我都想作呕。
最后的道别（3）
我们还曾见到过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一个十几岁左右的男孩被晾衣绳吊死在柱子上，尸体晃晃悠悠地悬在空中，右耳被扯掉了一半，鲜血浸透了整个右半边身体。他穿着一件过于肥大的国民突击队制服，脖子已经明显被套索扭断了。他的双手被捆住放在身后，双腿在脚踝处被捆绑，眼睛直直地望着天空，显出一种恐怖扭曲的神情。他的袖子上并没有希特勒青年团的臂章，可能是已经被摘掉了。周围没有张贴任何布告来说明他的罪行，如果我猜得没错，他应该是一个逃兵，一个“懦夫”，这种人都会被活活绞死。
我们不禁盯着这个可怜的灵魂看了好久，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我们又向前走近几步，但马上，我们就发现自己成了可疑人物。一位年轻的武装党卫队军士拦住了我们，要求说出口令，可是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任何的口令。在他后面还站着一个年纪稍大的人，穿着一件不带任何徽章标志的外套，在我们看来，那似乎是普通警官的衣服。但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件外套上却挂着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这显然有违常理，因为一般人都不会把勋章戴在外衣上。连哈尼斯都开口说：“他可能是从阵亡的人身上偷来的。”除此之外，他身上没有其他任何勋章，也没有二级铁十字条纹。一般而言，只有在得到二级铁十字勋章之后，才有资格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这就让我们怀疑他是个冒牌货。此外，他的举止表现更令人生疑。整条街的街边窗台上都悬挂着白旗，他疯狂地朝这些旗子射击，但精准度却差得好远，显然，他以前从未使用过枪械武器。他转过头来，恶狠狠地威胁道：“要么重新回去战斗，要么我就把你们这些胆小鬼全枪毙了！”
“我们是大臣花园元首府的信差。”我向他解释道。
那个年轻的士兵推了我一把，嚷嚷道：“你别撒谎！”
“我没有！”我坚定地回答。
他显然被激怒了，这下麻烦来了。他长得人高马大，而且从脸色上看吃得也比我好。身上穿的制服崭新笔挺，我这套肮脏破旧的军装跟它相比简直就像一块臭抹布。我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好地方熬过了这场艰苦的战争。
哈尼斯身上只带了希特勒青年团摩托兵成员证和驾驶执照，他向那个士兵解释自己是我的司机，受命于希特勒青年团总指挥部，但对方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你们是从前线来的逃兵，”他的语气中带着施虐的快感，“毫无疑问！”
接着，他又转而盘问我。我随身携带了两份证件，分别是武装党卫队的征召证明和国民突击队的资格证。他一看完，立刻得出结论：我是武装党卫队的叛逃分子，现在又假扮成国民突击队的成员。他认定我们没有合理的身份证明，坚决不允许放行。我给他看了一封信件，收件人一栏清楚写着阿图尔·阿克斯曼的名字，可他还是不为所动。难道他不知道阿克斯曼是德国青年军团的头面人物吗？他脑子出了什么毛病？这时，哈尼斯终于看出了其中的奥妙。
“这小子眼睛盯着我们的摩托车呢。”他小声对我说道。在战争期间的柏林，任何交通工具都显得那样宝贵。事实上，想逃跑的人并不是我们俩，而正是他，他才是真正的懦夫，真正的逃兵。
当时，我们随身携带的武器只有口袋里的手枪，而他们正拿枪对着我们。我的使命是去传达来自阿克斯曼的命令，而且这个命令据我所知很可能直接来自希特勒，事关重大。我也曾经两次从苏联人的手底下逃脱，可现在呢，瞧瞧我们，被谁抓住了？一个举止可疑的老警官和一个身体健壮的武装党卫队士兵。真见鬼，他应该到最前线去保卫柏林的妇女和孩子！我暗自气愤。
“跟我来！”这位年轻的军士下令道。
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