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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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在党总部地下室的平民和士兵中产生了，并弥漫了整个地堡。有留声机、歌声和舞蹈以及许多狂欢者。当希特勒经楼梯向上层地堡走时，聚会已变得非常混乱了，嘈杂声已渗入并穿过了食堂，所以，地堡的话务员罗切斯·米士被派过来要求他们安静一下，但是没有人答理他。一位党卫军军官过来要求这些狂欢者安静下来，也没有人把他的话当回事，狂欢继续着。希特勒终于在时常在他身边的马丁·鲍曼陪同下到了上层地堡的门口，在这种密闭的场地，上面的叫喊声和狂欢声每个人都能听得见。
被召集的是一些佣人和警卫。希特勒沿着秘书、勤务兵和军官组成的这个列队与他们一一道别，最后一次道别。没有人记得他当时说什么，无非是含糊地说一些陈词滥调。但是在随后对他们的讲话中，希特勒解除了他们对他许下的诺言并且祝愿他们能够逃出苏军追捕。他告诉大家，他别无选择只有死在柏林，他不想让斯大林把他放在一个展览馆里示众。说完后，元首又消失在了下层地堡中，这时大概是凌晨3点。
中午，希特勒收到了战争报告。到处都是苏联人，离地堡300米的地方就有射击者，没有什么希望了。元首收到这个消息无动于衷，他把鲍曼叫来并对他说他会在那个下午自杀。随后他让他的副官奥图·甘什去检查一下焚烧尸体的安排，希特勒指示甘什不允许留下他的残骸以免让苏联人得到。然后他回到了他的客厅与葛达·克里斯蒂安、 特劳德尔·琼格和康斯坦茨·曼扎利一起吃了午饭。通常在那儿的爱娃·希特勒这次没有出现，或许是因为她觉得作为元首的妻子，现在她的身份要比他的那些秘书们高一些。
午饭时，希特勒体贴地给了他们每人一些毒药剂，并且抱歉地说他没有更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给他们了。克里斯蒂安和琼格都接过了小瓶的毒药，但都暗暗地发誓永远也不会服用它。当他们在静静地吃午饭时，甘什命令一个勤务兵去找在地下油库的凯姆普卡，让他送200公升汽油来。凯姆普卡觉得他没有那么多（他真的没有），但是最后，他的4个人还是设法找到了180升汽油，并用汽油桶装着经由党总部的花园抬到了元首地堡的紧急出口处。他们和元首地堡的卫兵发生了争执，卫兵们想知道这些汽油是用来干什么的，最后海因茨·林奇来了才把卫兵和凯姆普卡劝开了。不一会，来了新的指示，要把所有其他的出口和办公大楼通往花园的门都锁上，只有几个被秘密选择的目击者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希特勒打发走了他的午餐客人，自己在房间呆了一会儿。随后在大约下午2点30分左右，甘什又把他们叫到了会议厅。到了以后，他们看见了马丁·鲍曼和他的秘书爱尔斯·克鲁格，玛格达和约瑟夫·戈培尔，布格多夫将军和克雷布斯，约翰·拉登胡伯以及海因茨·林奇。希特勒从他的房间里出来了，爱娃·希特勒在他的身边。他穿着他常穿的黑色的裤子、束腰的制服和白色的衬衣，爱娃穿着带有白点点缀的蓝色的裙子。他们沿着屋子默默地走了一圈，一边握手希特勒还给这些聚集起来的人说了些什么。他这个时候的腰弯得比任何时候都厉害，他的皮肤死一般的苍白。特劳德尔·琼格记得爱娃可能说了“替我向家乡致意，美丽的巴伐利亚。” 玛格达·戈培尔与希特勒会面的时候几乎都快疯掉了。几分钟后希特勒一句话没说回到了自己房间。
在这同时，戈培尔的几个孩子正在上层地堡玩游戏，他们不知道在他们下面几米的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一定注意到了他们的妈妈陪着爱娃·希特勒匆匆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之间说了什么已经不得而知了。这个年轻的女人已夺取了帝国第一夫人的头衔。玛格达·戈培尔是一个聪明、机智和独立的女人，她从未把温顺天真和易于感动的爱娃·勃劳恩放在眼里。特劳德尔·琼格意识到由于恐慌玛格达·戈培尔忘了给孩子们吃午饭了，她去党总部的厨房给他们找东西吃了。
众神的黃昏（4）
她的发现把她吓了一跳。当特劳德尔向堪恩伯格的食堂走过去时，从远处的国会大厦防空洞里传来的狂笑和叫喊声清清楚楚。当她想进一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时，她看到了狂欢无处不在。“性欲的狂热占据了每个人，”她后来回忆道，“到处都是，甚至是在牙科医生的椅子上，我看到身体淫荡地紧紧抱在一起。女人们已把矜持抛之脑后，随意地暴露着她们的私处。”早晨曾经扰乱到元首最后告别仪式的欢闹也不及这次无所顾忌的狂欢。很显然牙科医生的椅子成了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做爱的地方，因为它可调整适应不同的姿势。
在党总部底下的地下室和防空洞里，这拥挤的每个地方男男女女们都在做爱，以在这最后关头寻求一丝的快乐。他们对老人和年轻的妈妈们毫不在意，对在战地医院里哈思教授的那些濒临死亡的伤员毫不在意，对落在头上的弗斯大街上的炮弹也毫不在意。许多被授权处决逃亡者并杀身成仁的党卫军军官也已把他们的誓言抛到九霄云外了，从党总部食堂抢来的香槟酒、巧克力和美味佳肴被他们当作引诱女人们投怀送抱的诱饵。
这时，爱娃·希特勒和玛格达·戈培尔再一次出现在了下层地堡的走廊里。玛格达·戈培尔问奥图·甘什她是否能再一次跟元首说句话，希特勒同意了并且出来给她谈话。她对他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一些猜测说她可能是恳求他去布彻斯加德。但是无论玛格达·戈培尔说什么都没有用，元首回到了自己房间，爱娃也跟了进去。楼上的特劳德尔·琼格已回到了上层地堡，她给戈培尔的孩子们找了些三明治和果汁。孩子们和她聊天并且一起玩，他们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烦恼。这时正好是3点30分。
在下层地堡的走廊里有一股令人焦躁不安的气氛，这种气氛被从紧急出口跑下4层楼梯到来的亚瑟·阿克斯曼暂时打破了。甘什正站在希特勒的门口，手里拿着他的鲁格尔手枪。阿克斯曼拼命地请求甘什让他再见元首一面，但是这位焦头烂额的副官不能再容忍任何进一步的耽搁了，所以拒绝了他的请求。希特勒门外为数不多的人这时都僵硬地站着，但是预料中的枪声并没有传来。10分钟过去了，海因茨·林奇忍受不了了，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
阿克斯曼和戈培尔依次先进了房间。他们进去后看到元首坐在一个小躺椅上，爱娃在他的旁边。爱娃的身体微向前倾斜，很显然已经死了。她的头靠在她丈夫的肩膀上，身上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苦杏味，是典型的氢氰酸的味道，她的嘴唇被毒药弄得起了褶皱。她的华尔瑟6。35毫米口径的手枪放在他们面前的咖啡桌上，枪并没有发射。
在她身边，希特勒沉重地靠在那里，他的下巴耷拉着。一把华尔瑟7。65毫米口径的手枪从他的手中掉在了他脚附近的地板上，血从他两边的太阳穴里流出来，弄得满嘴都是，但是几乎没有血溅到四周。当时阿克斯曼认为希特勒是对着嘴开枪造成的爆炸才弄得两边太阳穴上都是血（事实上，后来苏联人在找到希特勒的头骨后，他们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他是对着嘴开枪的话，空气的压力会把他的下巴炸开，而他的下巴是完整的）。一小瓶花从桌子上掉了下来，林奇把它捡起来放到了原位。
戈培尔和林奇离开了死亡现场，而阿克斯曼又在尸首旁呆了一会儿思考着什么。不一会儿林奇和其他几位党卫军军官进来了，用粗糙的军用毛毯把希特勒的尸体裹了起来。他们把这个包裹运到了走廊里，希特勒考究的黑色裤子十分难看地露了出来。他们把尸体传给了另外两个党卫军军官手里，这两位军官用力地搬着它上了4层楼梯到达了紧急出口处。随后，马丁·鲍曼进来了抬起爱娃的尸体，他把它传给了凯姆普卡由他搬到了楼梯间，凯姆普卡又把它传给了甘什由他把它背到了花园。
后来哀悼者和预先指定的仅有的葬礼见证人回到了他们的位置，他们是鲍曼、克雷布斯将军、布格多夫、约瑟夫·戈培尔、凯姆普卡和林奇。甘什主持了仪式。这两具尸体被并排放在了紧急出口附近的一个炮弹坑里，随后这两具尸体被浇上了汽油。由于苏军的炮击，哀悼者被迫撤到了紧急出口走廊的安全处。约瑟夫·戈培尔划着了一根火柴去点燃尸体，但是没有点着，最后有人点燃了一块蘸有汽油的布才把火点旺。接着，哀悼者们最后一次向希特勒致敬——“希特勒万岁”，然后才从炙热的火焰旁和苏军的炮击下撤了回来。甘什没有完成希特勒的命令，他委派了希特勒的两位党卫军警卫看着尸体被完全烧毁。同时，地堡中的人也慌忙地准备逃离这座城市。据一个报告里说一名党卫军警卫偶然发现了尸体燃烧的现场，他是在党总部的临时餐厅里喝酒的党卫军人员之一。他飞快地跑下地堡找到了话务员罗切斯·米士，“领袖被焚烧了，”据说他曾经说过，“你想去看一下吗？”
元首已不再与他们在一起的最明显标志，是地堡里现在发出了令人兴奋的香烟的味道。希特勒禁止吸烟，但是现在他实际上已经不在了，地堡中所有的人都点上了一支放松一下。魏德林来到地堡参加他下午的例会，还没有人告诉他下午发生的重大事件。当他得知希特勒已选择了懦夫的行径解脱时，他心里非常烦躁。他回到了自己的指挥岗位上去解除他部下所立下的誓言。最后，大约是在晚上11点钟，拉登胡伯命令把希特勒和爱娃的残骸埋掉。
众神的黃昏（5）
4月30日下午晚些时候，我从元首地堡回到了阿克斯曼的战地指挥所，我不知道元首地堡中发生的巨变。阿克斯曼消失了大约2个小时，当他出现的时候，明显地有些心烦意乱。他用嘶哑的声音说：“元首已经饮弹自尽了！”我惊呆了，元首死了！真令人难以置信。
几乎在这同时，我脑子里想起了一个问题：“神秘武器怎么样了？”我现在有点惊慌失措，就像13年前我的父亲把我留在马路上驱车离开时的感觉一样，这次我没有哭喊。由于阿克斯曼非常心烦，我没敢提出这个问题。他伸手拿了一张纸，用左手在纸上草草写下一些东西。
我记得几个月前，我们曾被告知，神圣的上帝曾在1944年7月20日的一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阴谋中救过元首的命。假如有神圣的上帝保佑的话，他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呢？看来这一切都是假的。
阿克斯曼让我去叫格特鲁德医生。她很快就感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她抓住我的胳膊并且一直抓着，直到来到阿克斯曼的办公桌前。我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后我看见她哭着出来了。
她好像比我还要慌张，但是我们的工作还要继续。由于新伤员仍然不断地被送来，她需要另外的医疗用品，所以我再一次离开了。在这最后一次的任务中，我跑步穿过了爆炸产生的大火、呛人的浓烟和枪林弹雨。这时差不多已是午夜了，从我上次见到希特勒到现在为止还不到24个小时。我们发现了大批的苏军坦克，而且预计它们正在接近威廉姆斯大街和赫尔曼戈林大街，因此我改变了我的路线，穿过花园到达了紧急入口处并且通过了下层和上层地堡。我继续前进从地下到达了在新帝国党总部底下的防空洞。
战地医院所在的这个在新帝国党总部底下的地下室已经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地方。盥洗室的水正在不断地往外流，人们不得不设法尽力寻找干净的地方。只有少量的清洁水，而且里面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现在挤进来的这些人。勤务兵一个也找不到了，我必须要到这些天来到过的许多防空洞里去。它们就像是一个个动物园，孩子们在哭，大人们在相互厉声地指责。他们都是臭气熏天，粪便的味和汗味混杂着。
随后我在地下室见到了堕落的景象，到处都是夫妻拥抱的身影，一种世界末日的气氛弥漫在空中。几乎可以闻到对死亡的恐惧的气息——而且可能是一种非常强烈地对死亡的恐惧。可以听到沉默的抽泣声和急促的窃窃私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了希特勒的背叛。经常会听到剧烈的呼吸声，很难辨别出到底是受了伤的人因疼痛发出的，还是因为认识到了希特勒的所作所为而发出的。还有人们严厉的诅咒声和压抑的哭声，包括老人和孩子等所有的人都好像知道了笼罩着这座城市的恐怖形势。
我发现了两个没人照看的孩子。他们的妈妈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能再次见到他们的父母吗？他们在将要到来的攻击中的命运如何？在另一个角落，我听到一个小女孩说：“我们会离开这儿的，元首不会把我们丢在这种地方不管的！”她好像只有八九岁的样子，看上去比我的妹妹多尔特还要小。
“元首死了。”她的妈妈对她说，话语中带着恐惧和愤怒。
“元首死了？”小女孩回应到，露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
“他把我们留给了共党分子，”她的妈妈激动地说，“元首抛弃了我们，仗打败了，敌人会把我们全杀光的。”
格特鲁德医生所需的用品一样也找不到，我两手空空从原路返回。我查看了一下元首地堡的接待室看看有没有急件要取，我从未见过的两位军官正在那儿，其中的一位大声对我喊让我离开，然后对另外一位军官说：“谁让这个坏小子进来的？”
希特勒青年团突击队的制服在希特勒的地堡中是不常见的，更何况那位军官因为离我太远而没看到表明我身份的勋章。
我从紧急出口离开了，最后一次从岗哨旁边经过。他们都没戴姓名标签，所以我不知道这些哨兵的名字。每当我对他们说话时，我都称呼他们的军衔。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就是“小伙子”，没有人像那位军官一样称我为坏小子，它有一种贬义的含义。我没有军衔，早些时候我曾被称为Melder，这是我最喜欢的称谓。
哈里·门格尔撒森在我等炮火间歇的时候也来到了紧急出口处，这时我有了一个询问的机会。格特鲁德医生想知道希特勒是如何被埋葬的以及埋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