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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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他临撤之前，再次遗书明朝廷，表达了议和的意向，把事情做得有条有理。不久，他又派遣大贝勒阿敏、贝勒硕托率5000兵马前去换防，驻守永平、滦州、迁安、遵化。至五月初，孙承宗先后收复4城，把后金兵赶出长城，局势才稍稍平息。阿敏在撤退时，下令对永平、迁安进行了残酷的屠城，给明朝只留下了空城。　　　　
　　　　


第四章　后金的挑战活剐袁崇焕

　　　　与皇太极相比，崇祯帝的表现要差多了。　　　　
　　　　各路兵马的败报频繁传来，令崇祯帝又急又恨，而更多的是无奈。他一度竟躺倒不干了。他不理朝政，不见群臣，急得大臣们直跺脚，顺天府尹刘宗周上疏劝说道：　　　　
　　　　“国势强弱，视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极门，延见百僚，明言宗庙山陵在此，固守外无他计。”　　　　
　　　　刘宗周说得很对。在这种时候，你做皇帝的一举一动，对人心士气影响很大，只能鼓气，绝不能泄气。这位刘宗周，也是犟脾气，他从清晨把奏疏呈上去后，就跪在宫门外，等候崇祯帝的答复，一直跪到太阳落山，崇祯答应召见群臣后才站起来。　　　　
　　　　战局的每况愈下，又令朝中的党争激烈起来。　　　　
　　　　袁崇焕被逮捕后，便有人跳出来挖他的后台。有两位御史，一姓高，一姓史，率先跳了出来，攻击阁臣钱龙锡。这两位御史，本是阉党，在被起用时，钱龙锡曾竭力反对。因此他们便用袁崇焕之事来攻击钱龙锡，说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与后金议和诸事，都是钱龙锡幕后指使，要求皇帝治其罪。双方吵得不可开交。最后钱龙锡称病辞职。　　　　
　　　　由于钱龙锡辞职，崇祯帝便命礼部右侍郎周延儒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不久再命何如宠、钱象坤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两人开始不干，崇祯帝严令立即入阁办事。周延儒从此得势。　　　　
　　　　到崇祯三年（1630）正月，有一位靠捐资升官的中书舍人加尚宝司卿的原抱奇，跳出来攻击首辅韩鑛，说韩鑛属无能之辈，又是袁崇焕的座主，请求皇帝罢免他。韩鑛的门生、左庶子丁进和、工部主事李逢申也反戈一击，攻击韩鑛。韩鑛感到心寒，再三要求辞职，崇祯帝最终同意。　　　　
　　　　韩鑛素以稳重老成、办事干练著称。由他任首辅，文官系统尚能维持。而崇祯帝放他一走，朝政便急剧恶化，正人君子一个个不安其位了。　　　　
　　　　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被迫辞职。　　　　
　　　　三月，首辅李标即任不到两个月，也辞职归里。　　　　
　　　　与此同时，周延儒逐步把持朝政。此年六月，温体仁与吴宗达一起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温体仁因诬陷钱谦益，引起不少人的厌恶，朝臣纷纷上书揭发他的丑事。然而，攻击越多，崇祯帝反而觉得温体仁没有结党营私，值得信任，再加上周延儒帮他敲边鼓，最终得于入阁。温体仁一入阁，事情就更糟糕了。袁崇焕当然也就在劫难逃了。　　　　
　　　　当后金外患渐渐平息时，陕西的内乱已十分猖獗了。焦头烂额的崇祯帝穷于应付，登基时的那个中兴梦想已完全破灭。这个责任到底要由谁来负？他自己当然不会去承担这个责任。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失误之处，局面之所以弄到这种地步，还不全是那些大臣的错。他又想到了袁崇焕！一个现成的替罪羊。　　　　
　　　　攻击袁崇焕、钱龙锡的官员，仍不乏其人。那位首先对钱龙锡发难的史御史，此时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上疏说袁崇焕与钱龙锡之间还有更可怕的阴谋。除重弹钱龙锡是袁崇焕的幕后主使这一老调外，他还列举出新的罪证，说钱龙锡辞职离京前，曾把袁崇焕赠送给他的数万贿赂，转寄姻家，巧为斡旋等等。据说温体仁、王永光等人，甚至还想借袁崇焕之事，做一个逆案，把钱龙锡等异己一网打尽。只不过因兵部尚书梁廷栋胆小，不敢出头而罢。　　　　
　　　　这些新的罪证，对崇祯帝无异于火上加油。他下令以最严酷的方式来处死袁崇焕。此年八月十六日，崇祯帝来到暖阁，召见阁臣成基命等人。然后再到平台，召见文武大臣。崇祯帝对大臣们说：　　　　
　　　　“袁崇焕付托不效，专事欺隐。市粟谋款，纵敌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僧入城，卿等已知之。今法案罪案云何？”　　　　
　　　　这种事情，哪个肯乱说话，文武大臣只是顿首唯命。其实，崇祯帝也用不着大臣们发言，他早已成竹在胸。于是他接着说：　　　　
　　　　“依律磔之。家属岁十六以上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特流其妻、子、兄、弟，余不问。”　　　　
　　　　崇祯帝似乎觉得自己很宽容，只磔袁崇焕一人，充军其妻子兄弟，而没有像《大明律》规定的那样，满门抄斩。群臣们一听，连忙叩头感谢皇帝的宽大仁慈。崇祯帝又问诸臣：　　　　
　　　　“更何言？”　　　　
　　　　大臣们一听，连忙说：　　　　
　　　　“其罪不宥。”　　　　
　　　　意思是说皇帝实在是宽容得不能再宽容了，袁崇焕罪大恶极，绝无饶恕之余地。于是，崇祯帝下达了正式的圣谕，公布袁崇焕之滔天罪行：　　　　
　　　　“袁崇焕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束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效，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　　　　
　　　　于是，刑部侍郎涂国鼎被任命为监决官，在西市设刑场磔袁崇焕。　　　　
　　　　这磔刑是最惨酷的死刑，俗称“杀千刀”、“活剐”。就是用锋利的刀刃一刀一刀把活人身上的皮肉削下来，多达数千刀，受刑之人要承受长时间的煎熬，才慢慢死去。　　　　
　　　　袁崇焕就这样被一刀一刀地活剐。当时的京师城内，对袁崇焕已是恨之入骨。试想，当百姓在得知身为辽东最高统帅的袁崇焕，竟是通敌的叛徒后，是何等的心情！因此，在袁崇焕行刑时，城中百姓蜂拥而至，都要亲眼看看这令人解恨的场面。于是，一块块手指大小的血淋淋的皮肉，从袁崇焕身上刚被刽子手削下，转眼就以一文钱一块的价钱，卖到了百姓手中。买到肉的百姓，看着袁崇焕血淋淋的身躯，听着袁崇焕痛苦万分的呻吟、嘶叫，在用最恶毒的言辞诅咒完袁崇焕以后，再吞下那块血淋淋的皮肉。这场面真是大快人心！　　　　
　　　　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吗？未必！试想当初袁崇焕赴任辽东时，京师的百姓是何等感激！感激袁崇焕受命于危难之中，保家卫国。然而在短短的两年之后，他们又以能生吞袁崇焕一块皮肉为快事。两年之隔，竟是天壤之别！　　　　
　　　　至此，辽东前线最能干的两位统帅，即熊廷弼和袁崇焕，一个被枭首，另一个则被活剐，皮被剥，肉被啖，血被饮。两人的家族，也跟着受罪。熊廷弼为官清廉，却背上个纳贿贪污的恶名，让本不富裕的家族在他死后还要为他退赔那莫须有的赃款，吃足了苦头。袁崇焕的家族更是不幸。在袁崇焕被磔之后，其妻、子、兄、弟都跟着倒霉，被流放3000里之外，却还要感谢崇祯帝的格外开恩。细想起来，在明末这个奇怪的时代，凡是有所作为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袁崇焕死后，崇祯帝也没有放过钱龙锡。当时廷臣根据那位史御史提供的罪证，定钱龙锡“大辟，决不待时”，意思就是斩立决，并设厂于西市以待。不过崇祯帝思前想后，总觉得钱龙锡没有逆谋的迹象，所以，最终还是手下留情，没有立斩。正巧有一位名叫黄道周的官员，觉得钱龙锡实在冤枉，便上疏申救。当时没有人敢为袁崇焕喊冤，因为谁帮他说话，谁就有同谋之嫌。而钱龙锡的问题却是可大可小的。所以黄道周上疏之后，尽管崇祯帝以忤旨之罪把黄道周降级外调，但心里还是很受感动，觉得在这种时候黄道周仍敢站出来为钱讲话，不容易！或许正是黄道周一疏，打动了崇祯帝。崇祯帝不久便改变了主意，免钱龙锡死罪，戍定海卫。　　　　
　　　　钱龙锡能从崇祯帝手中捡回一条命，实在难得！　　　　
　　　　崇祯帝登基以后的几年中，辽东的局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弄越糟。这原本是一场局部边疆战争，至此战火竟烧到了京师城下。朝廷原先对付的，只不过是一个藩属，而正是这个原先低声下气、称臣纳贡的藩属，竟强大到把一向居高临下的天朝打得落花流水。　　　　
　　　　天朝的颜面何在！小小的后金何以能不把堂堂天朝放在眼里？　　　　
　　　　这是当时不少人共同思考的问题。崇祯帝自然也思考过这一问题。他把罪责都推到了袁崇焕身上，说是袁崇焕误国，把事情搞糟了，于是，袁崇焕寸磔而死便是不可避免了。　　　　
　　　　不过，袁崇焕被处死之后，辽东的局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步步恶化下去。　　　　
　　　　


第四章　后金的挑战长山、大凌河之败

　　　　袁崇焕一死，崇祯帝只有依靠孙承宗来统辖辽东战事。　　　　
　　　　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进士，高阳人。在天启年间，他曾被重用，以兵部尚书兼大学士的身份，亲赴辽东，主持战局，一度稳住了辽东的局势。后因与朝中不和，辞职赋闲。一般认为，孙承宗具有东林色彩，魏忠贤曾拉拢过他，但被严拒。而魏忠贤大杀东林党人时，他在前线也没有多大的表示。因此在魏忠贤时代，他没有受到迫害。总的来说，孙承宗有才干，能做事，也深谙朝廷上下的利害关系，处世方式较温和中庸，但不失机敏。　　　　
　　　　孙承宗重新被召时，年龄已过60，属三朝元老。他在危难之际重挂帅印，尽心尽职，先后收复遵化等4城，为崇祯帝笼络住几乎要叛乱的大将祖大寿，并深得崇祯帝的赏识。　　　　
　　　　崇祯帝给了孙承宗很多荣誉，希望孙承宗能为他稳住局势。孙承宗在多次辞谢而崇祯帝不许的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硬着头皮干下去，以兵部尚书兼大学士的身份，督理山海关内外军务。　　　　
　　　　在后金兵退出长城防线后，孙承宗着手布置辽东的防务，加强边备。为了解前线情况，孙承宗不顾体衰年迈，出巡关外。　　　　
　　　　他从山海关出发，由前屯（广宁前屯卫）、宁远抵达松山、锦州；再由三道关历经石门、燕河、等地；最后由石塘路过平谷，途经盘山，进入蓟州而还京师。　　　　
　　　　巡察全线之后，孙承宗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战略部署，主要有：先任封疆大臣，精择八部大帅，分别战守；蓟镇备守，辽镇备战；合蓟辽战守，防御插汉，收复城池等。崇祯帝极为赞赏，立即同意，就像袁崇焕当初上任时言听计从一样。　　　　
　　　　崇祯四年（1631）初，辽东巡抚丘禾嘉，要求收复广宁（今北镇）、义州（今义县）、右屯三城。孙承宗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命丘禾嘉先据右屯，修筑大凌河城。这样一来，锦州、大凌河（今锦县）、右屯就形成犄角之势，可以相互依托。守住这3个据点以后，再向东北依次推进，收复较远的广宁城。　　　　
　　　　总兵官祖大寿、副将何可刚率兵4000，驻守其地。另有班军1万余人，负责修建大凌城。但就在此时，朝廷内部的不同意见再次影响到前线的形势。由于原先支持筑城的兵部尚书梁廷栋的下台，筑城之举引起朝廷的非议。朝廷不少官员认为，大凌河过于荒远，不应重新修筑，浪费人力物力，而应把重点放到蓟州一线来等等。朝廷的意见，明显与边臣不合，严重影响了前线的战略步骤。　　　　
　　　　到了崇祯四年（1631）八月，皇太极再次突然出兵，攻打朝廷的辽东防线，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皇太极在崇祯三年（1630）退兵之后，曾遣使入朝，要求与朝廷议和。当时朝廷上下没有一人敢提此事，因为袁崇焕的下场就摆在眼前。而崇祯帝也对此事讳莫如深。至此，皇太极得知祖大寿、何可刚率兵推进，重筑大凌河城，便以此为借口，重开战火。　　　　
　　　　皇太极是不会让朝廷的军队在此重新立足的。因为一旦明军建立起锦州、右屯、大凌河三角形防线，并以此向广宁推进的话，那么进可继续东进，向后金腹地纵深发展；退可扼制住后金军队进入蒙古地区，切断后金与蒙古的联系。因此皇太极此举，是想乘明军立足未稳时打个措手不及，纯粹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至于他出兵时声称的那些理由，如朝廷进兵辽东、破坏和议之类，只不过是借口罢了。皇太极此举，反过来也证明孙承宗收复大凌河之类的计划是正确的。可惜远在京师的朝廷中能理解的人不多！　　　　
　　　　此时的皇太极，实力绝对不可低估。后金军队擅长的突然、凶狠的骑兵战术，已令官军闻风丧胆。此时，他又经过千辛万苦，铸成欧式火炮。在崇祯四年（1631）初，首批40门欧式大炮铸成并投入使用，由佟养性指挥。这样一来，后金就将其固有的那种突然、凶猛的骑兵战术与持续、猛烈的炮兵技术结合起来，实力大增。　　　　
　　　　崇祯四年（1631）八月初四日，皇太极亲率满汉大军2万余人，在大凌河城下集结。鉴于大凌河城防守坚固，为减少伤亡，皇太极下令对该城进行围困，沿城四周修建栅栏，并挖出一条宽5尺、深7尺的壕沟，以切断城内外的联系。同时他派兵扼守住通往锦州的要道，阻击锦州方向出动的援兵。　　　　
　　　　当时守城的是辽东名将、总兵官祖大寿和副将何可刚。面对敌兵的包围，祖大寿几次派兵出击，企图撕开缺口，打通城内外通道，杀出一条血路，但都没有成功。皇太极随即下令用新式火炮轰击城外的台堡。在猛烈的轰击之下，大凌河城外围的台堡一一落入敌手，包围圈不断压缩。　　　　
　　　　当大凌河被围的消息传来后，督师孙承宗、巡抚丘禾嘉立即组织援军，急赴前线增援，以解大凌河之围。孙承宗、丘禾嘉亲自率军，与总兵官吴襄（祖大寿的妹夫）、宋伟合兵，约4万之众，由山海关向锦州进发。　　　　
　　　　当援军前锋近万名兵马赶到松山（广宁中屯所）附近时，被阿济格率领的千余名满蒙骑兵拦截击败，退回锦州城内。九月初，另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