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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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秦王殿为宫,增旧殿为九间,以符帝制。同时大修长安城。
既然自己称了帝,自然就应光宗耀祖。于是,李自成追尊其曾祖以下均为皇帝,母吕氏为太后。规定其父、祖以及他自己的名讳,不得使用。他还册封高氏为皇后,陈氏为贵妃。
李自成当然也没忘记手下的那班弟兄。弟兄们跟他出生入死,还不是为了今天的荣华富贵?于是,他大封功臣。权将军、制将军封侯,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则封伯、子、男。刘宗敏、田见秀、谷英、李锦(李过)、刘芳亮、张鼐(李双喜)、袁宗第、刘国昌等被封侯。刘体纯、吴汝义、马世耀、李友、刘忠等被封伯。降将白广恩、陈永福、王良智(即献西安城的王根子)等也被封侯。其余被封子、男爵的。则多达80人左右。
既然武官封了爵,那么文官也该一起荣升。李自成改动了官制,以安排众多文官。内阁被称为天祐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此职相当于丞相,自然非牛金星莫属。宋献策则被任命为军师。行政机构虽仍为“六部”,但长官却升了格,原先只有侍郎各1人,现在则增设尚书。中央其他机构的名称以及地方机构的名称,也都作了改动,以示与旧朝有别。李自成分授各级官员,颁发新印。为了招徕读书人,他还开科取士。另外,他特别关照顾君恩,特意赏了顾君恩一班女乐,以回报其入关之策。
李自成仍然坚持3年免征之政策,以收拢人心。不过,这么多兵马要粮要饷,也不是件容易事,不征钱粮,如何维持?李自成自有办法!他向豪绅污吏追赃。在渭南时,他就责令当地豪绅出饷银160万两。进了西安城后,他又故伎重施。他大宴西安城中缙绅大户,并把秦王府中的金银器皿分给他们,然后对他们说,军中缺饷,你们都是官吏,不会没有银子,应该拿出来助军需。此时站在旁边的部下又恰到好处地故意露出兵器,吓得那些缙绅直发抖。于是李自成规定,当过九卿的出银5万,中丞3万,监司1万,知县之类的也要出5千。这种做法,后来又被李自成用在北京。
此时的李自成,在西安城中是十分风光。他每3日亲赴教场校射1次,身穿蓝布袍,张小黄盖,乘马而行。百姓只要一见他的黄龙纛,便一起伏在地上连喊万岁。
从后来的情况看,李自成在西安匆匆登基,似乎是弊多利少。当时他虽占尽优势,但半壁江山毕竟仍在崇祯帝手中,更何况还有他的劲敌张献忠,此时也是实力大增。更不用说山海关外的八旗兵了。另外,李自成自襄阳挥师河南,从九月大战孙传庭,十月破潼关、占西安,到收三边,占关中,直至次年正月称帝,总共才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胜利来得实在太快了,快得令许多人都无法承受!如果此时能稍作调整,全军上下自满骄傲、追求享受的倾向或许会有所收敛,进京后的局面或许也不致失控。
好在李自成本人在此时还算清醒,还记得崇祯帝仍在北京,等着他去收拾。在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李自成预先派出李友、白鸠鹤两员大将,率先头部队进攻山西。十二月十八日,这支部队在禹门口渡过黄河,并传牌山西各州县,要求各地官吏认清形势,不作抵抗。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统率主力,由西安出发开始东征,直杀北京。权将军田见秀则留守西安。
大军渡过黄河后,便直扑平阳府(今临汾)。正月二十三日,李自成等便到了平阳城下。平阳知府张璘然投降,西河王及宗室300余人被杀。
另一支部队即刘芳亮所率左营,渡河后即沿黄河北岸向东运动,连克河南怀庆府、卫辉府、彰德府,然后攻入京畿,克大名府、河间府、保定府,最后与李自成会师北京。
李自成、刘宗敏占领平阳后,随即北上,准备攻打太原。而太原几乎没有什么防守。太原这样的省会重镇,竟然到了无兵可守的地步,那么,在潼关失守后两个月中,崇祯帝及山西当局到底在干些什么呢?
这也实在怪不得崇祯帝。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潼关失守后,崇祯帝任命兵部侍郎余应桂接任陕西总督。余应桂吓得脸如土色,不敢前往。最后他虽想再去陕西,但陕西已没有他的地方了。崇祯帝再令宣大总督、山西巡抚和陕西总督协剿,宣大总督、山西巡抚避之尚且不及,哪里还敢去剿?便都推说饷乏马缺,不肯应承。
此时的崇祯帝已无多少自信了。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当李自成正在西安兴高采烈登基时,北京城里却是阴风呼啸,起瓦震屋,飞沙走石。凤阳地震的消息也于此时传进宫来。据说当时占了两卦。一卦称:“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无福。”另一卦更糟,竟是“星入月中,国破君亡。”
此日早朝,钟鸣之后却不见人影。过了很久才见文武大臣赶来,个个萎萎缩缩。早朝结束后,崇祯帝留阁臣喝茶。阁臣们乘机向崇祯帝提出用内帑充饷。不料崇祯帝过了半天才说了一句“今日内帑有难以告先生者”,便潸然泪下。君臣议了半天,也没议出个所以然来。
初三日,崇祯帝召见左中允李明睿。李明睿提议崇祯帝亲征,实际是暗示崇祯帝南迁。崇祯帝急忙用手指天,制止道:“此事不能乱说”。李明睿要崇祯帝赶紧决断,而崇祯帝却说不行,并要李保密。
崇祯帝还下令撤掉余应桂,其陕西总督一职由陕西巡抚李化熙升任。但李化熙也不敢前往陕西。
不过有件事却着实让崇祯帝高兴了一番。大学士李建泰是山西曲沃人,有家财百万。他见崇祯帝如此忧心忡忡,便站出来说他愿意返回家乡,散财集兵抗敌。崇祯帝喜出望外,于正月二十六日告太庙,并亲至正阳门楼设宴为李建泰饯行,命其以大学士督师,赐尚方剑。
可是当李建泰在赴太原途中听说山西局势危急后,便放慢了速度。在涿州时,兵士已逃亡千余人。而至顺德府广宗县时,他因县中豪绅闭城不纳,竟下令攻城。二十九日,当他得知农民军已占领其家乡后,便再也不肯向前走一步了,而是退回了保定。
而此时的太原已是危急万分了。
二月初六日,李自成兵至太原城下。当时城中长官是革职巡抚蒋懋德。他率部勉强支撑了两天。至初八日凌晨,巡抚标营裨将打开新南门投降,太原被克。晋王被俘,蒋懋德自杀,布政使赵建极等多人被杀。
二月十六日,李自成再次率部进发,直逼北京。途中发布了著名的《永昌诏书》,大骂朝廷,并要崇祯帝度德审己,看清形势,及早投降。
二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在宁武遇到了总兵周遇吉的顽强抵抗。双方打得十分激烈。李自成虽最终攻下了宁武城,杀了周遇吉,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据说李自成当时已萌生退意,想班师返回关中。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夸大,但也说明宁武之战的惨烈。
李自成东渡黄河后,真正的硬仗只有宁武之战。宁武之战后,李自成再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基本上是兵不血刃,势如破竹,直捣北京。
三月初一日,李自成抵达大同。大同总兵姜瓖投降,代王朱传全家被杀,大同巡抚卫景瑗自杀。
接着,阳和(今阳高)兵备道于重华投降,郊迎十里。
三月初六日,李自成抵达宣府(今宣化),早已约定投降的总兵王承胤开门投降,巡抚朱之冯自杀。
三月十五日,李自成抵达居庸关。守将唐通和监军太监杜之秩投降,京师的“北门锁钥”居然被李自成不废吹灰之力就占领了。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部队已抵达了北京城下。
三月十九日,北京被攻破。
第八章 大崩溃凄凉紫禁城
败报接二连三地传来,真可谓兵败如山倒。
三月十五日,居庸关失守,京师门户大开。居庸关是京师北面的天险,素有“北门锁钥”之称,至此却因守将唐通及监军太监杜之秩的投降,竟未起丝毫作用。
三月十六日,昌平被攻破,“十二陵”被焚。京师之北已无险可守了。
昌平失守的消息传来时,崇祯帝正在依次召对考选诸臣,题目当然是关于外虏内寇方面的。到了这种时候,崇祯帝居然还做如此无聊之举,不知是何用意?其实,他本人亦已方寸大乱。据说他一会儿凭几而听,一会儿东张西望,又是磨墨,又是倒茶,已经坐立不安了。就在此时,内官匆匆递进一封密件,崇祯帝拆开一看,大惊失色,并立即退入后宫。而那般大臣则被晾在那里,一个个不知所措。
崇祯帝拿到的密件,就是昌平失守的败报!昌平一失,崇祯帝深感大限已到,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恐慌了。
对这一天的到来,崇祯帝应该是有预感的。不过,当预感以如此之快的速度真的要变成现实时,崇祯帝仍是感到突然,甚至有点难以接受。因为他对时局的估计,一直就抱有幻想和侥幸。也正是这些幻想和侥幸,才使他落到了此时进退无路的地步。
当李自成的军队杀过黄河,势如破竹时,崇祯帝及其朝廷就在商讨应对之策。除前述李建泰奉命督师的闹剧外,当时还提出来两个对策:一是调辽东总兵吴三桂部进关守卫京畿,抵挡李自成;一是南迁,退守东南半壁江山。
早在正月十九日,崇祯帝就在召对群臣时提出调吴三桂入关之事。他主张抽调5千精兵随吴三桂入关,并认为关外余兵尚多,调走5千仍可支撑局面。不过,他没有直接下达调兵命令,而是要求大臣们商议后再决定是否实行。说到底,他是怕负责任。
崇祯帝把皮球踢给了大臣们,大臣们则又把皮球踢了回来。首辅陈演坚决反对调吴三桂入关,兵部尚书张缙彦也持此态度。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即担心吴三桂率精兵一撤,不仅宁远等地不保,就连山海关能否守住也成了问题。如此重大之事,哪里是大臣们能负得了责的,因此还得请皇帝圣裁。结果最后还是由崇祯帝自己决定放弃宁远,调吴三桂进关。
不过,陈演等人并没有立即去执行此策。他们一议再议,不断扯皮,千方百计地想推卸责任。直到二月二十一日,蓟辽总督王永吉、巡抚杨鹗、吏科给事中吴麟征,再次奏请放弃关外宁远等地,调吴三桂入关屯卫京师。崇祯帝对陈演等人的拖延也已十分不满,便将此疏让陈演及大学士魏藻德阅读,两人不敢应对。即使是到了这时候,陈演等仍因怕负责任而不敢决策。他们先是请崇祯帝召见吴三桂之父吴襄,询问吴襄的意见。在得到吴襄肯定答复后,他们竟又请崇祯帝下令派人赴关外询问吴三桂的意见。这样一来一往,便到了月底。
直到三月初四,崇祯帝才下定决心,于是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挂平贼将军印援剿总兵左良玉为宁南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不久又补封山东总兵刘泽清为平东伯。
三月初六日,崇祯帝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宁远总兵吴三桂入卫京师,同时檄调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勤王。结果是吴三桂根本没有来得及赶到北京,刘泽清则谎称有伤,在大掠临清后率兵南逃。而唐通虽及时赶到,却把居庸关拱手让给了李自成。
南迁之议,也早在正月初便由左中允李明睿悄悄向崇祯帝提出。崇祯帝也曾与李明睿秘密商议过此事。随着形势的急剧恶化,驸马巩永固、督师李建泰、左都御史李邦华等纷纷提出南迁之议。其中有人主张崇祯帝赴南京,太子留守北京,有人则主张太子先赴南京,崇祯帝本人则留守北京。依崇祯帝的意思,则倾向于自己赴南京,而把太子留在北京。同时为照顾面子,他希望大臣们能出面固请,并以亲征之类的名义出京南赴。但以陈演为首的内阁却不肯出面承担责任,更有不少大臣反对此举。到后来,崇祯帝看到不少大臣都倾向于太子南下监军,担心生出事端来,便下决心留在北京。他说:
“祖宗辛苦百战,定鼎此土,贼至而去,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
他对太子南下监军之主张更是不满。他斥责道:
“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如此不济,孩子家又能做什么?”
崇祯帝最终未能下决心南迁,还有另外一原因,那就是对时局仍抱有幻想和侥幸。他先是寄希望于李建泰的督师,后又幻想吴三桂等部的入卫。他甚至认为即使李自成兵临城下,也未必就能攻破北京城。
不过,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想法是大错特错了。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部进抵北京城下,开始攻城。当时京城的防守,外则由襄城伯李国桢主持,内则由提督太监王承恩负责。
李国桢的“三大营”驻扎在城外。当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率部掩杀而来时,“三大营”基本上未作抵抗,便已瓦解、投降。其火炮等利器转而被用作攻城。
城外“三大营”瓦解后,守城的重任全由太监负责。当时登陴守御的兵卒仅五六万而已,外加数千小太监,根本难挡攻城之势。更严重的是,主持守城的宦官此时已起异心,准备献城。
据说在北京城破前夕,已降于李自成的原宣府监军太监杜勋射书城中,与守城太监曹化淳联系。有人甚至断定,杜勋曾进入城中,转达了李自成要求崇祯帝逊位的意见。
十八日下午,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仪门,向农民军投降,外城被占领。而城内竟不知此事!
也就在这一天,崇祯帝下了最后一次“罪己诏”,痴人说梦般地宣布只追究李自成一人之罪,其余的人都可获赦。
到了此日的晚上,崇祯帝得知外城已失的消息后,几近疯狂。他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乐安公主、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