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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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洋右的闪电外交，受到日本国内媒体的极大关注和得到很高评价，他又在自己的外交上为日本放心扩大侵略立了“大功”一件。
但是，日本当时的外交策略并非铁板一块。就在松冈洋右同苏联周旋的时候，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则在近卫文的直接授意下，同美国国务卿赫尔展开“日美调解”的谈判，并形成了“日美谅解案”。这份谅解案以外务省名义向政府做了通报，并获得了军方的“原则上”的接受。身为外相，松冈洋右开始对这个活动却全然不知，最初接到有关“谅解案”的报告，是在从苏联回国的旅途中，这当然对他打击很大，让他十分“愤慨”。
形势的变化不仅仅在于此。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突袭，苏德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日美关系日益恶化。日本国内召开的大本营和政府的联席会议上，两派分别主张“南进”和“北进”，争论激烈。松冈洋右开始主张“南进”，但后来判断助德攻苏可以扩大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利益，因而极力主张“北进”。不过，当时的大本营，已决定了“南进”夺取东南亚的方针。
在这种侵略方针的冲突之下，松冈洋右被排挤出内阁核心。7月16日，松冈洋右被迫辞去外相职务。为了对松冈洋右表示一些“安慰”，表彰他外交上的“功绩”，天皇在他辞职后，授予了他一枚一级“白象”勋章。这是松冈洋右所获得的第11枚荣誉勋章，不过也是最后一枚了。
％％％日本败局已定的时候，尚不死心的松冈洋右抱着病体，四处活动，鼓吹与美国战斗到底。战败后的审判中，病入膏肓的松冈洋右仍不思悔改，拒不承认自己的侵略罪行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的松冈洋右因患肺结核，长期卧病，再未出任公职。不过他无时无刻不关注战局之变化。1945年8月，美军在广岛、长崎先后投掷了两枚原子弹。同时苏联对日宣战。面对败局已定的情况，天皇不得不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以陆相阿南惟几为首的狂热军国主义分子坚决反对投降，主张倾国家之力，战斗到底。松冈洋右亦不甘失败，全力支持阿南惟几的主张。卧病不起多年的松冈洋右，此时以有病之身，四处活动，鼓吹“绝不能向美国示弱”。
然而，这种螳臂当车的反抗，在盟军的进攻下，被彻底粉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向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等待发动侵略战争的刽子手们的将是历史的正义审判。1945年9月19日，驻日盟军司令部公布了甲级战犯名单，松冈洋右即包括在内。接到逮捕令后的松冈洋右，非常恐惧，惶惶不可终日，颓丧地说：“要把我带到巢鸭监狱去，可我现在全身硬化，怕是一步也走不动了。我六十六岁，已经不行了。……打败仗是一件严酷的事。最近爱读的俳句一句也想不起来了。”“既然失败了，这是必然的，要是在过去，也许还将罪及九族呢！”“现在已发出了逮捕令，也许我将被判处死刑。”
推动侵略的“国民英雄”松冈洋右（5）
9月23日，松冈洋右被关进东京巢鸭监狱。被捕前，他的儿子松冈谦一郎担心他在狱中受苦，悄悄把一包毒药塞到他手里，示意他自杀。但松冈洋右拒不接受，并生气地说：“我不要这种东西，自杀是怯懦的表现，我绝不自杀。我不为自己蒙受侵略合谋的污名而悲叹，因为缔结三国同盟绝不是为了侵略。”松冈洋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一直坚持这种拒不认罪的态度。
1946年5月3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松冈洋右虚弱而颓丧地坐着，光头腮上的胡须蓄了很长，脸色青肿。检查官宣读了《起诉书》，法庭指控他犯有《起诉书》中所列第1项、第27项、第29项、第31项和第32项等项战争罪行。当法庭庭长韦伯用英语问松冈洋右，主张有罪还是无罪时，松冈洋右用英语断断续续地为自己顽固辩解，称“我对全部起诉……主张……无罪”。
在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期间，松冈洋右因病住进了美军医院。1946年6月27日，在医院病逝，时年66岁，至死没有认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在审讯期间死去的战犯一律未进行最后判决，松冈洋右因而逃过了判决的结果，但他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永远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
第四部分
发动侵略战的公爵首相近卫文（1）
近卫文出身显赫，又是公爵世袭爵位的继承人。其父近卫笃是活跃于政界的狂热大亚细亚主义者，他对近卫文侵略思想的形成有很深的影响，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则成为他初入政界的庇护人
近卫文，1891年10月12日，出生于日本东京。近卫文出身名门豪族，他的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日本7世纪大化革新时期的大功臣中臣镰足。中臣镰足当时官拜内大臣，并被天智天皇赐姓“藤原”。从这时起，藤原氏就一直与皇室关系密切，成为日本国内最有势力的官僚贵族，长期把持朝政大权。随着子孙繁衍，藤原家族分裂形成南、北、广、京四个支系，其中北家最为鼎盛。
幕府统治时代，随着皇权的实质弱化，武士阶层把持大权，藤原家族渐渐失去昔日盛气。其中的北家分化为九条、鹰司、近卫等5个家族。虽然作为依附于皇权而生的贵族，其权势因皇权的弱化而渐渐衰落，但政治地位还是很高的。这5个家族轮流出任摄政、关白（相当于宰相）之职，被时人称为“五摄家”，近卫家族是“五摄家”中地位最高的。近卫文出生在这样一个古老而显赫的世袭华族之家，他是近卫家族第25代嫡长子，这意味着他日后将继承家族的公爵爵位。
近卫文的曾祖父近卫忠熙效命于明治天皇之父孝明天皇，是天皇的心腹重臣。父亲近卫笃在明治时期曾历任学习院院长、贵族院议长、枢密顾问官等要职。近卫笃是一个活跃于政界的狂热大亚细亚主义者，他极力鼓吹国家主义，认为日本与中、韩两国命运紧密相连，要“保全支那”、“扶植朝鲜”，使之成为“东洋之东洋”，从而为天皇尽力，扩展帝国的基业。
近卫笃的“言传身教”对近卫文的思想和成长有极大的影响，他所渴望的就是日本能够独霸东亚，为此，他不断参与和掀起武力侵略活动。比如，1900年，沙俄出兵中国东北时，近卫笃就马上组织起国民同盟会，攻击沙俄染指日本的势力范围，后来又筹建了对俄同志会，主张对俄强硬和武力解决“满洲”问题。
近卫文的生母衍子也出身名门贵族，是旧加贺藩主前田庆宁的女儿，不过，在近卫文出生仅8天后，就因患产褥热去世了，继母贞子是衍子的妹妹。近卫文是正妻所生长子，他另有同父异母弟妹4人，近卫笃对这个在襁褓中就失去母亲的长子非常珍爱，视作掌上明珠，对他寄予厚望，同时，也不疏于对他的家教。在日俄剑拔弩张之时，1904年1月，尚处壮年的41岁的近卫笃却因病去世“壮志未酬”，14岁的近卫文继承世袭的公爵爵位。年幼的他除了因父亲的去世而悲伤以外，家道中落也使他备感世态之炎凉，生活之艰辛，这种经历使他形成了一种谨慎、猜忌的性格。
1909年4月，近卫文从贵族院学习院中等科毕业，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英文科学习。这时的近卫“沉溺于阅读西欧传奇文学之中，是个有很多偏见而忧郁的青年”，只有芥川龙之介、六米正雄、山本有三等几个为数不多的朋友。1912年，从一高毕业之后，近卫文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学习，后来觉得没意思，又转入京都帝国大学法学科。在京都帝大时，近卫结识了当时的贵族政治家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公望出身名门，曾赴法留学，深受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社会风气的影响而主张自由主义。他曾出任过伊藤内阁的文相、枢密院议长，还担任过政友会总裁，并且在1906年、1911年两度组阁，因而可算是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曾受业于近卫文的曾祖，并与近卫文的父亲是好友，因而颇为喜爱这名身穿学生服、关注政局动向的青年。
近卫文秉持父亲的遗志，具有贵族的出身，同时由于家道中落的艰苦而形成的谨慎性格，这些成为他日后政治生涯起起伏伏的重要资本。
1917年，近卫文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进入内务省地方局工作，从此开始步入政坛。从1918年至1920年期间，近卫文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强权政治思想。1918年，他在《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排斥以英美为本位的和平主义》的文章，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维持现状国”和“打破现状国”之间的战争，德国想打破现状，“诚为正当之要求”，“日本不能不给予深切的同情”，“日本为了自己的需求，不能不像战前德国那样，采取打破现状之举”。这种言论明显反映出近卫文希望日本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殖民地利益的侵略主张。
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近卫文又写了《议和会议所感》一文，认为“大国的横暴”、“实力支配”才是真正的铁的原则。而在《战后欧美见闻录》一文中，他进一步阐述了《排斥以英美为本位的和平主义》一文中的观点。他公开宣称“国土面积狭小、人口过多”的日本，对外扩张是“自然之势”，日本国民“应堂堂正正地为自己的生存而要求发展之地”。
近卫文这些主张和论调赤裸裸地反映了他支持侵略扩张、宣扬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思想。他的这种思想暗示了当时作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帝国——日本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对外侵略扩张的需求，因而引起了日本国内广泛的响应。
除了撰文阐发自己的侵略思想以外，近卫文亦积极投身于实际政治活动中。早在1916年10月，近卫文就以世袭公爵议员的身份，获得了贵族院的席位。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日本派遣以西园寺公望为首的全权代表团出席会议，近卫文凭着与西园寺的关系，得以作为随员同行。这次和会中，他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之间瓜分侵略利益的激烈争斗。1921年，30岁的近卫被推选为贵族院的临时议长。1924年6月，加藤高明组成联合内阁后，近卫就任贵族院研究会常务委员。
发动侵略战的公爵首相近卫文（2）
这一时期，日本处于政党政治即议会政治中。近卫文除了活跃于国会政治活动、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外，也积极进行民间政治活动。1922年，近卫担任“东亚同文会”的副会长。同年，他组织了“十一会”。1926年，近卫出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此外，他还先后参与组建了“火曜会”、“日本青年会”、“新日本同盟”、“二五会”等宣扬法西斯侵略的政治团体。在国会与民间的政治活动过程中，近卫文的势力和影响力一步步扩大，39岁时，他当选为贵族院的副议长，开始了在权力中枢“长袖善舞”的政治活动。
话说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早已有之，但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得势，却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的刺激下，日本企图转嫁危机摆脱国内困境的直接产物。
1929年，纽约金融股市大暴跌，一夜之间，无数商人宣告破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这次危机同样波及到日本，造成日本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萧条使大众内心对当时执掌政权的政党及政党内阁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强。特别是，日本国内的大资产阶级为了保证既得利益，极力企图防止社会革命的出现，因此转而支持以专制保证社会“秩序”的法西斯力量，这种倾向使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势力急剧膨胀。
军部把摆脱危机的筹码压在发动侵略的军事冒险上，而中国东北就是其首要目标。陆军，尤其是少壮派军官，对外侵略的野心日益嚣张，公开叫嚷“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对内则要求进行所谓的“政治革新”、“改造国家”，实质就是鼓吹皇道精神，提倡“国体明征”、“天皇亲政”。他们或要求通过武装政变，建立军部法西斯政权，或主张依靠合法手段，自上而下建立军部独裁的法西斯政权，这只是具体手段的不同罢了。这种情况下的日本，统治阶级整体上虽尚未下定彻底法西斯化的最后决心，但法西斯势力的影响和膨胀则是显见的。
近卫文在这种背景之下当选贵族院副议长。他作为世袭贵族，也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自然十分关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为自己的政治生命选择“恰当”的晋升之途了。在近卫文选择自己的政治投资方向的时候，他的一位政友会老友——森恪（政友会前干事长）对他的影响极大。
森恪，早年曾在中国投资创办中日实业公司，后来从政，当过议员、外务省政务次官等，他支持军部侵略力量，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1931年5月，近卫文与阔别数年的政友会前干事长森恪在日本驹泽的一家高尔夫球场偶遇。二人交谈中，森恪这个曾经主张政党议会政治的人，却极力抨击“政党政治论者”，甚至说：“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若不改变诸如政党、贵族院之类的狭隘思想，将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森恪的话深深刺激了当时还寄希望于议会政治的近卫文，使他的“注意力才转向新时代的潮流方面”。经过这次交谈，近卫对法西斯化越来越感兴趣。近卫文通过极力宣扬法西斯化的森恪、治贺自方等人，与众多主张法西斯化的右翼势力接触，受到这些势力的支持而不断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
随着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膨胀，日本对华的侵略步伐也一步步加紧。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乘机侵占了我东北三省。不久，又于1932年1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并扶植清末废帝溥仪，一手炮制出驯服于日本的“满洲国”。对外侵略的一步步得逞，更刺激了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野心。从1931年“十月事件”（樱会内的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