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幽灵-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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霖的花车在皇姑屯车站附近被炸起火，颠覆在铁轨旁。浓烟散去，现场竟然躺着三具穿着北伐军士兵服的尸体。身负重伤的张作霖被送到沈阳督军府，〃凶手抓到了没……〃他想抬起留着大胡子的军阀的面孔，但是死神已经降临。　　　　
　　　　日本参谋本部为谋略研究所用，于1942年12月1日留下了河本大作的手记。他在有25页格纸的手记中写道：〃当时的满洲已不是从前的满洲了。与张作霖谈判，当谈到与他不利之处，他便称牙痛而溜掉，因而未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张作霖的排日气焰比华北的军阀更为浓烈。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1928年5月下旬，七千关东军从旅顺移到奉天，而张作霖有三十万军队，要解决问题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我认为中国军是头目与喽罗的关系，只要干掉头目，喽罗便会一哄而散。我们同时还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实行这个计划，唯有在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点才安全。为保万无一失，我们在铁轨上装设了三个脱轨器，爆炸不成就令其脱轨，以便拔刀队来解决。当时中国方面常常偷盗满铁的器材，为防止盗用，我方在路边构筑了沙袋。我们便以火药代替沙土充于袋内等待着机会。　　　　
　　　　〃我们得悉张作霖于6月1日从北京出发，便做好了准备。张作霖乘的是蔚蓝色的钢铁车，夜间很难辨认，我们特意在预定地点装了电灯。他乘的专车在北京至天津间开得很快，而在天津至锦州间降了速度，并在锦州停了半天，所以迟至4日上午5时23分过后才抵达预定地点。适时我们躲在监视偷货物的了望塔里，用电钮点爆了火药。〃河本大作不愧为搞阴谋的专家，把火药量、时间等都计算得如此精确。　　　　
　　　　河本大作还写道：〃这个事件过后，我要石原莞尔来关东军帮我。那时我已开始计划'九·一八'事变的方策了。〃　　　　
　　　　这是凶手的亲笔记录，它不仅披露了炸死张作霖的真相，而且从事情的性质上证明，〃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可惜这个材料一直被密藏着，迟至70年代才被发现，如果当时就被国际军事法庭掌握，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推断会更加准确有力，一些重大的历史结论及某些战犯的命运将被改写。　　　　
　　　　〃皇姑屯事件〃轰动了全世界，日本国内要求调查事件真相的呼声也很高。但足足压了一年多，直到1929年7月，迫于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河本大作才被停职。一年后他出任〃东京中日实业公司〃顾问，换瓶不换酒，继续从事侵略中国的阴谋勾当。　　　　
　　　　〃九·一八〃事变前夕，河本大作受参谋本部之托，携带5万日元的机密费，专程到沈阳交给了土肥原特务机关，作为炸柳条湖铁路的经费。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几个热昏的阴谋脑袋又在一家日本酒馆的酒桌上凑到了一起。板垣等人介绍了他们的行动计划，河本大作不断地往里兑酒，阴谋又一次发酵膨胀。在回国途中，河本大作不负老朋友们的重托，经过一番游说，得到了〃满铁〃和驻朝鲜日军的承诺：一旦关东军行动，它们将给予全力支持。　　　　
　　　　1932年至1945年，河本大作先后任〃满铁〃理事、〃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理事长、〃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等职，从事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活动。在东北期间，他依仗关东军的力量，巧取豪夺，逐步霸占了那里全部的煤炭资源，每年掠夺的煤炭高达一千余万吨。〃山西产业株式会社〃在他的经营下，工厂从36个增至42个，资金由三千万日元增加到八千万日元，生产大量的钢铁、煤炭、棉布、皮革，除直接供应驻山西的日军外，还把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回国。为了最大程度地实行掠夺，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他强征劳工，不顾他们的死活，用刺刀和皮鞭逼着他们进行长时间的封闭劳动。矿工们吃冷窝头，喝煤沟里的黑水，加上每天超强度地干活，不断有人病死、累死。而井下条件同样恶劣，冒顶、片帮、瓦斯爆炸等恶性事故时有发生。抚顺煤矿仅在1939年就伤亡矿工10190人，平均每掠走八百吨煤，就遗下一具中国矿工的尸体。在日本人统治期间，山西大同煤矿被迫害死的中国矿工达到60000余人。　　　　
　　　　日本投降后，河本大作投靠了山西军阀阎锡山，后又伙同伪山西省日本顾问城野宏等人发起所谓〃在晋日人残留运动〃，加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暂编独立第十总队，与共产党的军队作战，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新的罪行。1949年4月，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在牛佗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歼。太原解放后，这个〃双料〃战犯被公安机关逮捕，但还未及审判，便因病在太原战犯监狱一命呜呼。　　　　
　　　　


第五章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首相（1）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当被问及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同胞投入战火与灾难时，所有的被告人都站在荒诞的基石上，异口同声地阐释着一个邪恶的真理。他们说：“日本有8000万人口，而领土狭小，缺乏一切物质资源，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只能向、满州、中国、朝鲜和东南亚扩展‘呼吸空间’。”东条英机按照这个逻辑响亮地回答：如果不进行战争，“我们的民族将等待毁灭。与其坐守待毙，还不如铤而走险冲出包围，去寻找生存的手段。”多么响亮！但它只能证明他们在罪恶的道路上走了多远。　　　　
　　　　战争是政治的工具。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了金钱和土地。野兽扑出去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需要支撑它的力量。19世纪的战争理论家约尼尔写道：“军事行动的勇敢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军队的影响。”日本军队需要得到政府的允诺和支持。　　　　
　　　　“九·一八”事变之后，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加上扩军的压力，日本急需更多的市场和资源。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的软弱可欺，掀动着军国主义分子疯狂膨胀的欲望。他们感到政府太缓慢，妨碍了他们疾进的步伐，于是一次次掀起血腥的政变浪潮。1932年5月15日，他们暗杀了首相伏养毅，在此前后，企图暗杀首相滨国雄幸未遂，但暗杀了三井财阀的巨头团琢磨等人。1936年2月26日，一些右翼军官纠集部队，杀死内大臣斋藤实和藏相高桥是清等人。“二·二六”事件之后，广田弘毅上台，狂躁的军国主义分子平静了下来，他们终于用血的代价竖起了自己的旗帜。　　　　
　　　　广田弘毅一上台，就按照天皇的紧急敕令，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也就是把军部大臣的候选资格限定在现役陆海军将领中的制度，使军部逐步控制国家政权，形成法西斯战时体制。广田弘毅把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魔鬼们尖叫着涌了出来，像粗壮的浓烟摇着腰身升腾，贴着天空向四面漫开，播下火雨和黑暗。　　　　
　　　　1945年12月2日，驻日盟军总部以战争嫌疑犯逮捕了广田弘毅。1946年3月18日，国际军事法庭确定他为甲级战犯，以“破坏和平罪”对他进行起诉。　　　　
　　　　广田是一个独特的战犯。在长达两年多的审讯中，他拒绝作自我辩护，一直保持沉默。说他独特，还因为对他处以绞刑的判决，在法官中分歧较大，以荷兰审判官雷林克为首的不少人认为不合理。这是为什么呢？　　　　
　　　　广田1878年出生于一个贫苦人家。他的父亲是个以吃苦耐劳出名的石匠，每个月都要干35天的活，人们都管他叫“三十五天先生”，但家境并不见转机。上小学的时候，为了贴补家计，广田常常靠卖些马蔺、松枝来赚点小钱，有时甚至在殡葬仪式上给人提白纸灯笼。贫微的出生使他自小就萌发了一定要出人头地的思想和刻苦勤奋的性格。1901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在就学期间，他先后结识了“右翼运动大祖师”头山满和前外相副岛种臣等人，从他们身上吮吸了扩张主义的思想毒素和诡诈方术。1907年，他被派往日本驻华使馆工作，由此开始了外交生涯。此后，经过在英国、美国、荷兰、苏联使馆的磨练，1933年担任了斋藤实内阁的外相。广田的出生、性格和经历，使他成为一个狡猾、老道的外交骗子，善于通过隐蔽、巧妙的手段来达到日本的侵略目的。　　　　
　　　　上任外相之始，为了避免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广田打起了“协和外交”的幌子，与国民党政府交涉，恢复中日通邮，将两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并实现了“满洲国”与中国的通车，使“九·一八”事变后绷紧的中日关系一度出现了松动与缓和。他标榜自己说：“在我充任外相期间，是不会发生战争的。”在“协和外交”这个幌子的遮护下，日本加紧了对中国华北地区的渗透，继《塘沽协定》之后，又压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并阴谋策动“华北自治”活动。1935年8月，在广田的主持下，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合议制定了一个压制中国政府的“广田三原则”。依仗这个侵略政策，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更加无所顾忌。10月20日日本特务策动香河县汉奸武装暴动；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关东军源源不断地向平津地区增兵。与此同时，广田弘毅与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多次会谈，胁迫其接受他的“广田三原则”。在日本的军事和外交的双重逼压下，蒋介石于11月20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对前述三原则，本人完全同意”。不久，国民党迎合日本的要求，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个半傀儡的机构。1936年1月，广田在日本国会上公开发表了他的三原则。他赤裸裸地宣称：　　　　
　　　　 　　日本应以陆军主导华北分离工作的事实为基础，　　　　
　　　　　　　　　　通过同中国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合作，以谋求调整日中　　　　
　　　　　　　　　　国家关系。中国方面应该采取下列措施：　　　　
　　　　　　　　　　　　　　　一、停止排日；　　　　
　　　　　　　　　　　　　　　二、承认“满洲国”；　　　　
　　　　　　　　　　　　　　　三、共同防共。　　　　
　　　　但是日本战败投降后，当负责调查广田罪行的检察官、美军大尉桑德斯基在秘密侦讯中，向他讯问起所谓“广田三原则”时，他却滑得像条泥鳅。　　　　
　　　　桑德斯基：“‘广田三原则’是由你主持制定的吗？”　　　　
　　　　广田：“是由陆相、海相同我会谈作出的。”　　　　
　　　　桑德斯基根据已掌握的证据问道：“是你指导外务省东亚局起草的吗？”　　　　
　　　　广田的眼睛都没眨一下：“其中的大部分外交政策是由军部起草的。公布这个文件，尤其是与外交政策有关的部分，是外务大臣的责任。”　　　　
　　　　桑德斯基：“你是否认为三原则违反了九国公约和巴黎和平条约呢？”　　　　
　　　　广田的脸上爬满了无辜者的委屈：“我主张‘协和外交’，我是一贯主张和平的。”　　　　　
　　　　他当初的伎俩与今天的狡诈，似乎通过一条暗道在遥相呼应。　　　　
　　　　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迫使首相冈田启介辞职，其内阁的所有大臣也一道下了台，唯独广田弘毅在这承转的时刻奉命组阁。他完全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他不打折扣地按照陆军军部的意志，将陆军推荐的5个人任命为阁僚，而将被陆军指为“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吉田茂等四名人选除名。1936年3月，广田以文官的面目登上了首相的宝座，但这是一张画皮，甚至是他本人的画皮，在这张画皮的后面，是一群被欲火烧红了的脸，闪烁着屠刀寒冷的光辉。事隔两个月，内阁恢复了被废除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生产战争的法西斯机器得以高效率的运转，内阁实质上成了它的口舌。　　　　
　　　　尽管广田内阁的寿命不长，但它却似一支新型号的法西斯连发枪，毒弹频发。1936年8月7日，广田在“五相会议”上批准制定了《国策基准》。这个国策基准兼容了长期争执不下的“北进论”和“南进论”的主张，形成了南北并进的二元化方针。它的纲领是：要以“内求国基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确保帝国于东亚大陆之地位，同时向南洋发展”为基本国策。它站在狭小的岛国上，野心勃勃地挑起了沉重的担子，一头是中苏大陆，一头为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国策基准》推动了日本的全面扩军备战：陆军制定了扩军五年计划；海军制定了庞大的造舰计划；工业、教育、对外贸易都围绕着这个重心运转，并加强了对国民思想的控制。作为实施《国策基准》的一个方面，广田内阁抛出了《日本政府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华北的行政独立，建立反共亲日地区，掠夺必要的军需物资。　　　　
　　　　


第五章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首相（2）

　　　　1936年10月2日，广田内阁的藏相公开宣称，日本已经进入“准战时体制”。同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签定了《日德反共协定》，向建立国际法西斯联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广田内阁把日本推到了火山口上，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不安和反对。1937年2月1日，广田内阁被迫宣布总辞职。但在日本滑向战争的过程中，它出色地完成了使命。　　　　
　　　　对于他在事业顶峰创造的光辉业绩，在巢鸭监狱的秘密讯问中，他是怎样向桑德斯基陈述的呢？　　　　
　　　　他说：在“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的天皇救语中有一句活：“对这次在东京发生的事件，我感到遗憾”。这句超乎寻常的话是他广田要求天皇加进去的，意味着对陆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谴责。　　　　
　　　　他说：组阁人选是陆军制定的，他的抵制没有奏效。　　　　
　　　　他说：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是陆相寺内寿一和海相永野修身提议的。他同意他们的提议，是为了防止因参与“二·二六”事件而退出现役的军人此后再作为军部大臣得势。军部大臣现役制的恢复最终是由内阁和枢密院讨论决定的，谁也没想到军部的统治范围会因此而扩大。　　　　
　　　　他说：《日德反共协定》是因陆军希望与德国结成密切关系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