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幽灵-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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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东京后，莫罗向基南提交了一份《中国旅行报告》。报告除列举对诸方面调查到的情况外，还特别指出，日军使用过毒气。至于这一点，他弄到了日军俘虏的证词、中国外科医生的证词、被芥子气毒死者的照片、中国国民政府关于日军毒气伤害36968人（2086人死亡）的记录。
莫罗在东京又写了一份专题报告《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一般说明》。这份报告指出，日军在1938年淞沪战役中首次使用催泪性气体和呕吐性气体。此后毒气战例频繁，尤其在进攻武汉时，日军肆无忌惮地开始使用剧毒的糜烂性毒气和路易氏毒气。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历年使用毒气达1312次。这个数据确实不完全，它没有包括用毒气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屠杀。1994年，《朝日新闻》报道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保管的微缩胶卷，这个从未公开的胶卷证明，日本军部曾发布在中国使用猛毒毒气的命令，自“七·七”事变到日本投降，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达2911次，伤亡人数达8万之众。
在众多的证据中，日军中枢机关撰写的《日中战争中化学战例证集》是极有价值的资料，它证实了日军对毒气武器的研究开发、制造、教育、实战使用等有计划的过程，并证实了日军军部对化学战的指导。在这份资料记载的40个战例中，宜昌攻防战应该算是突出的：1941年秋正值第一次长沙战役，乘日军在宜昌的兵力薄弱，蒋介石严令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夺回宜昌。驻宜昌日军被完全包围，濒临全军覆没，于是孤注一掷，向围攻的中国军队发射了包括芥子气在内的大量毒气弹，才保住了占地不失。
证据结结实实地握在莫罗的手里。然而他又空忙乎了，他起诉的愿望又被压制了。就是对化学战也不予追究。检察方面不起诉，法庭便谈不上审理。
麦克阿瑟即使坐在马桶上，他也牢牢地控制着一切。对于化学战与细菌战的战犯是否追究，他有两个顾虑—个企图。
其一，1925年订立的关于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日内瓦国际公约，日本虽签字了，但却未予以批准，而美国同样没有批准，如此要是在法庭上饶起舌来，没准会招惹多少麻烦。其二，美国在日本的土地上扔了两颗原子弹，同样是底气虚的事。当年日本政府就提出抗议，说原子弹的残酷性远远地超过了毒气武器；在法庭上，东条英机就利用了这一点，反驳了法官有关毒气武器的审讯。其三，美军一直把研制和实验细菌武器与化学武器作为一个优先任务，日军耗费了巨额资金和无数生命，在这方面取得了领先的成果，美国只需勾销战犯的罪状，便可以空手筹码在袖子里头做成交易，获得罪恶的研制成果，来充实自己的武库。
这第三点才是最重要的。早在1943年，日军下级军官伊藤在九江地区误入中国军队防区，被抓获后供出日军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一些情况。战区的苏联顾问组马上要求与伊藤见面，通过双重翻译，询问了伊藤。重庆美国顾问团得到情报后，立即派来三名美国顾问，自带三名美籍日侨作为翻译，与伊藤秘密交谈达两周之久，了解日军细菌武器的详情。
这情形就如同一群强盗乘着月黑风高杀人越货，聚集了大量沾着血腥的金银珠宝，密藏了起来。结果另一拨子强人占了寨子，并以压寨夫人作人质，要么交出金银珠宝，要么杀了压寨夫人。当然，我得一笔逆财，你拣一条小命，这实在是一件两全齐美的事。细菌武器对美国来说，无疑比金子还要贵重。
白白地获取日本的细菌武器，确实不知要使美国省下多少力气。
日本为研制细菌武器，投入了巨额资金和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尽了灭绝人性的手段。
日军最初的细菌研究机构，是1932年设立于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的“防疫研究室”。次年，考虑到需用大量活人进行试验，经参谋本部批准，在哈尔滨南岗地区成立了细菌研究所，它是保密的，对外称之为“加茂部队”，此后还用过多种假代名称。1936年，根据天皇的敕令，以原有的研究机构为基础，在中国长春和哈尔滨建立了两个强大的细菌基地，后又在南京和广州建立了细菌部队，其中最重要、规模最大的是“东乡部队”。
“东乡部队”位于哈尔滨东南约20公里处的平房镇。在五公里长的围墙里，中央耸立着一座异常高大的四方形的楼房，它周身镶嵌的瓷砖闪耀着白色的光辉。它的东边有一座直插云霄的烟囱，整日制造着滚滚乌云。烟囱的外侧是一个机场。中央大楼的西面，并列着一片白色的像医院似的建筑物、仓库、公寓式的宿舍。到处都弥漫着石炭酸的气味，阳光像鱼鳞的反光一样幽晦，来往的人静无声息，脸上包裹着严密的铁丝网。一声惨叫划破了寂静，使这里像是一座阴森恐怖的杀人魔窟。
第七章细菌战之父用细菌赎命（2）
1941年，“东乡部队”改称为“关东军第731部队”，工作人员增至3000人。
这里的魔王是石井四郎。从一开始，他一直是研制细菌武器的核心人物。
石井四郎1892年出生于千叶县一家大地主家庭。从小聪敏过人，且有一股坚韧的钻研精神。1919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院，由于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校长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做妻子。此后他专事研究细菌学、血清学、防疫学和病理学，对一战中的毒气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萌发了制造细菌武器并用于战争的野心。
日本法西斯的需要和支持，使他的研究得到了肥沃的土壤和雨水丰沛的季节，也使他的研制手段残酷到了极致。
他身穿草绿色的连衣裤工作服，外面套一件白色的防疫大褂，戴着口罩、胶皮手套和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向地下室走去。这是一条阴森可怕的走廊。为防止蚊子苍蝇这类昆虫飞进来，顶棚、护墙板和窗户上都涂满了血液般的大红色，使得这里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
石井四郎推开地下室重重的铁门，一声凄厉的叫声迎面刺来。这是“木头”发出的惨叫。石井四郎把用来做实验的活人叫作“马路大”，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木头”。
一个“木头”被绑在像是涂了沥青的墨黑色铁床上，他挣扎着，约摸十二三岁。几个身穿防毒服的冷血怪兽死死地按住他。他们没有给他打麻药，就用锋利的手术刀切开了他的腹腔。孩子呻吟着昏死过去，他的肠、胰腺、肝、肾、胃等内脏被一一取了出来，放进了装有福尔马林液的玻璃容器中，在福尔马林中不停地抽动。接着，刀子从小孩的耳朵到鼻子横着切了一刀，撕开了头皮，又用锯子锯开头盖骨，取出了脑子。刀子又把大腿根上的皮肉切开一圈，剥开的皮肉往外卷起，刀子一气切下去，鲜血泉水般地涌流出来。咯吱咯吱，大腿骨一下被锯子截断了，落到水泥地上，溅起汪在地上的血水。锯子又杀进了左臂……
新鲜的标本被送到了陈列室。石井四郎跟了进去。陈列室是个四壁粉刷得煞白刺眼的大房间，贴墙摆着一排三层的搁架，上面放满了高60厘米、直径约45厘米的玻璃容器。泡在福尔马林里的人头，有的裂开一道大口子，像个石榴；有的被军刀从当顶劈到耳根，分成两半；有的额面骨被炸弹炸出个大窟窿；有的带着红、青、黑色的斑点……这些男女老少，中国人、苏联人及蒙古人的人头，眼睛有的闭着，有的怒气冲冲地暴张着充满血丝，散乱的头发向上漂起，不住地晃动。
干得挺漂亮！石井四郎眯缝着双眼，满意地点点头。
在他的指导下，这里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五花八门的残酷绝伦的实验：
往一个汉子身上注射鼠疫菌，然后把他推进透明的隔离室，观察病变的过程。数小时后，“木头”痛苦地死去。他的腋下和两股之间的淋巴腺肿得非常厉害，前胸和面部因为皮下出血而完全变成了黑紫色，其余部分的皮肤呈现出暗淡的粉红色。
把伤寒菌冲入甜水、注进西瓜，分给一群男女老少吃下去，从“木头”染病的情况来测试细菌的浓度和繁殖的效果。将母女两人关进透明的毒气实验仓里，放进毒气，以测试毒气致命的速度。四岁的女儿突然从母亲的怀中抬起头，瞪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惊恐地向四周张望。母亲拼命地抱紧女儿，像是要保护她。不久，她们便全身痉挛着含冤而死。
为了确定人体各种器官在高气压中忍耐的限度，一个青年被塞进了真空环境实验仓。他赤裸地站在里面，抽气机开动后，仓内的空气渐渐抽尽，他张大嘴拼命呼吸，双手拼命抓自己的前胸，血淌了下来。他的眼珠暴突出来，痛苦地倒了下去。
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夜晚，把12名中国人和1名苏联人押到室外，用刺刀逼着将双手插进冷水桶，又提出水面冻僵，再把他们押到室内敷药“治疗”，不能治的手指就用剪刀剪去。再冻伤，再“治疗”，以进行冷冻实验。直到锯掉四肢气绝。
为了实验细菌炸弹的效果，把10名中国人绑在彼此间隔5米的柱子上，用飞机投掷“石井式”瓷壳细菌炸弹，弹片扎进了他们的身体，使他们染上无可救治的炭疽菌疫。
将一批中国人押入坦克和装甲车内，用火焰喷射器喷射，看达到什么程度能把人烧死，以进行火焰喷射器杀伤力的实验。有时还让“木头”分别穿上厚棉衣、普通军服及赤裸着身子，分组排成10人，用三八大盖枪瞄准排头开火，记录下步枪的穿透性能。
这些灭绝人性的冷血家伙还拿活人进行人、马、猴之间的血液交换实验；在妇女身上进行梅毒实验，把人头往下吊起来进行倒悬实验；把人憋死的空气静脉注射实验；把人烤干的干燥实验；电击实验，把人烧成一摊焦炭……
只有魔鬼才有这样的想象力，也只有魔鬼才能有如此坚强的神经。
那座插入云霄的烟囱整日冒着滚滚黑烟。那是焚尸场的烟囱，每天都有被折磨死的人运往那里，浇上汽油，烧成烟雾和灰烬，连一块骨头渣都不剩。被烧掉的“木头”每年约有五六百人，累计起来至少有3000人。
石井四郎的事业飞速发展，细菌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战败前夕，每个生产周期至少能生产三万万亿个细菌。731部队的细菌储蓄量，足以毁灭全人类。如果真的使用了细菌武器，我们这个星球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也许真像一些恐怖片的创作者们想象的那样：空空荡荡的大街上偶尔出现几个人，转眼间他们又出现在一个隧洞里。他们脸上闪烁着与生由来的惊恐，长着的疤痢流着黑稠的脓血。一个小伙子渴得实在忍不住了，他在一条水沟旁蹲下去，掬水凑到唇边，就在这一刹那，他神经质地怔住了。像铁一样闪着蓝光的水从他的指缝间漏下来，一滴一滴落在沟水里，这声音越来越响，仿佛预示着什么灾难要临，黑暗中的人们睁大了眼睛。
但是失败像闪电一样来临了。如同德国法西斯研制的“雷特”式战机一样，这些毁灭性的武器没有来得及大规模使用。逃跑之前，为了毁掉证据，石井四郎指挥731部队进行了最后的屠杀和破坏。他们用卡车把1000具人体标本扔进了松花江；焚烧了不便携带的实验材料；销毁了细菌培养器、冷冻设备、显微镜、化学天秤、陶制细菌炸弹；用炸药和重油把所有的建筑物炸成一片废墟。
731部队用毒药和机枪杀死了最后的300余名“木头”。已死与未死的“木头”被抛进事先挖好的八个大坑，浇上汽油焚尸。燃烧的尸体滋滋地响着散发出异样的臭味。火熄灭后，又将烧掉一半的人脸、半生不熟的肉块、七零八落的骨头、糜烂不堪的腑脏扒出来，扔进粉碎机搅成粉末，拌进浸湿的石灰和动物残骸，用卡车拉到草原上，抛进积存着雨水的洼地。石井四郎要毁灭一切证据，甚至给731部队的每个成员配备了一小瓶氰酸钾，让他们在迫不得已时毁掉自己。
天下之残酷暴烈，莫过于此！
天下之罪大恶极，莫过于此！
对石井四郎及731部队战犯的罪行，检察方面已掌握了足够多的证据，包括田中隆吉的证词，但都被沉重的铁盖死死地压住了。
起诉书没有涉及，莫罗法官的始讼词也没涉及。但陈述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莫罗还是不知其由地突然回国了。然而在莫罗回国后不久，法庭上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场面。也许是对免究细菌部队罪行的做法心怀不满，美国法官萨顿出示了中国提供的有关细菌部队的证据，他曾与莫罗一起到中国搞过调查。萨顿念道：
“敌方的多摩部队将被俘的我国人民带入医院实验室，向他们的身体内注射各种有毒细菌，试验其反应。由于该部队是最秘密的机构，所以无法弄清死者的确切数字。仁者为医学实验牺牲猫犬尚不忍，何况将我被俘同胞用于实验。我同胞还不如猫犬，其何哀哉！总而言之，敌人的残暴尽凶恶无道之极……”
闻者大惊。没等萨顿念完，韦伯审判长即打断他，说：“你打算继续出示关于毒液反应的证据吗？这可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吧。”或许起诉中没有这方面的内容，韦伯缺乏对细菌部队的了解；或许由于别的什么原因，他阻止了萨顿。而萨顿竟也就很轻松地说：“我并没有为此事出示更多证据的意思。”此后检察方面再也没提起过细菌部队的问题。
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抓获了部分731部队成员，根据掌握的材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期间，要求将石井四郎作为甲级战犯审判，但是遭到美国的反对与拒绝。美国决心庇护到底。1947年9月8日，美国国务院给麦克阿瑟回复密电称：“美国当局从美国安全保障的立场出发，不追究石井及同伙的战犯责任。日本的细菌战经验，对美国的细菌研究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