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如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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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赶紧爬起来，给秘书打电话。秘书说，客人已经等在会议室了，不过我跟客人说您已经在路上了，但是因为塞车，所以可能会晚到些。他心急火燎地赶到公司时，已经十点半多了。
进入会议室，他发现里面的气氛十分凝重，每个人的脸色都很不好看。毕竟，客人都是上市公司的老总，都是重量级人物，一个多小时的“冷遇”肯定无法忍受。
这时，他没有打招呼，而是站在客人们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诚恳地说：“我不能向各位撒谎，我不是因为路上塞车迟到，是因为我没有听见闹钟叫早，起床晚了。迟到已经让我对不起大家，如果再编理由撒谎，我就是错上加错了。实在对不起大家！”说罢，他又向客人们深深鞠躬。
会议室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客人们都很感动，因为他作为业内一个领袖级人物，能这样谦卑地面对大家，出乎大家的意料。这次会见成为双方合作的契机，客人代表的几家公司后来成为他公司的股东。
他的行为，应验了西方的一句谚语：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钢板的码放方式说明了什么？
如何真正地“信”，我们也需要体悟“信义”这个词的涵义。
孔子就谈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只有合乎道义本分的话，才可以认真去做。作出承诺前，必须考虑承诺的正义性、合理性以及后果。作出承诺后，如果发现承诺的内容本身存在失误，就必须及时纠正，避免犯更大的错误而难以自拔。这才是真正的“信”。
《弟子规》讲到“谨信”，是指要谨而信。没有言行的严谨，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严谨的作风，容易造成轻诺寡信的局面。即使你不是有意欺骗，但言行不谨，信就得不到保障。
一个日资企业在上海一带寻找下游的合作伙伴。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在寻找钢板加工企业的过程中，考察了3家企业。这3家企业，都是用宝钢公司生产的钢板。第一家，材料码放整齐，钢板之间还用标准的木条间隔着；第二家，也是上下码放，但没有第一家码放得那么整齐；第三家，则是随便堆放在工厂院子里。第一家，钢板利用率是几乎100％。第二家利用率则是90％至95％，因为，上面的钢板时间长了则有些变形，利用率就降低了。第三家利用率只有70％左右。
信水长流（5）
日资企业出了一个报价，然后来选择诚信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他会选择哪一家企业呢？最终，他选择了钢板码放最整齐的那家企业。他的分析正是出于谨而信的考虑：只有工作中有严谨的行为习惯，合作中做出的承诺才能有履行的保证。
舍得之间（1）
孔子观水时，说到水的一个显著特点：“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意思是说，水流向下，随圆就方，好像遵循准则和法度。
的确，水总是以谦卑的姿态向下流淌，随处遵循河道划定的准则而行，水涨水落依据自然季节的法度而为。这种品格，与圣人们倡导的“义”十分相合。
“义”的繁体字为“義”：下面是“我”，上面是“羊”。我谓己，羊在古代有善祥之意；于我所表现之善祥为义；事之宜曰义，就是应该做的事情是义，天理、正路、准则、法度是义。
我们知道，大江大河在流行过程中，沿途不断有支流汇集而入，江河得之不拒并逐渐壮大，因为，江河是支流、小溪东流入海的良好载体。同时，江河也随时在沿途释放水分，灌溉田野，补充湖泊，用自己的付出营造出良好的共生环境。在得与舍之间，水才得以实现流畅通达。
水的这种特性，暗合孔子所说的“见得思义”之理。那么，对我们来说，“得”什么？无论财富、名位来归于我，叫“得”。而见“得”，应该想一想是否合乎义理、道义、人情、国法。合则受，不合不受。
假如有一个让你白赚1500万元的机会，并且合理合法，你会放弃吗？
在商场中，获取利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得”是商人必须获得的一个结果。但是，“得”是否合乎“义”却是最重要的，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不过，超出自己的承担能力，杀鸡取卵式的舍，也未必合乎“义”，得和舍之间还颇有意味。
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规定，凡是有人赎回了在国外做奴仆的鲁国人，国家最终要支付那笔赎金。孔子的学生子贡一直做生意，他解救了不少做奴仆的鲁国人，国家要把他花费的赎金补给他。因为子贡很有钱，所以他没有要政府的钱。当时，不少人称赞子贡，说他仗义疏财。但是孔子却对子贡提出批评。夫子说，鲁国人本来就不是很富有，国家出台政策就是为了鼓励人们不需要额外花费就可以解救鲁国人。子贡这么做，自己是做了好事，但负面影响却不得了。有一些人本来要解救人，但子贡救人都不要政府给钱，自己救人如果要政府的钱，那么跟子贡相比，境界要低很多。这样本来要救人的人，因为经济能力所迫，会因为子贡的行为而放弃救人。
孔子另一位学生子路，有一次将快要淹死的乡人从水中救起。那位老乡很是感激，就送给子路一头牛，子路欣然接受。当时，有不少人批评子路的道德境界不高。但是孔子却不以为然。他说，子路救人，并接受人家的谢礼，这对鲁国人有很好的昭示作用。因为子路接受了一头牛，大家感到做好事会有好的回报，鲁国人会因此争相去做诸如救人等等的善事。
回到现代，假如有一个让你白赚1500万元的机会，并且合理合法，你会放弃吗？肯定不会的。但万科董事长王石恰恰选择了放弃，这对一般人来讲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王石应合肥市长的邀请，代表万科同合肥国土局签订了1000亩土地的购地合约，并约定一个月内支付总价的25％作为首期款。三个星期后，万科的首期款还没来得及支付，合肥就传来消息：另外一家企业也看中了万科签下的这1000亩地，合肥国土局有意牵线让万科出让500亩，每亩额外补偿给万科3万元。真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王石的下属高兴地向他汇报这件事。但出乎意料，王石指示：对万科来讲，500亩、1000亩都很大，退回500亩地，并且不要补偿。下属认为是听错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王石是一个注重诚信和商业道德的领导人，可赚到这1500万元并没有违反商业道德呀。王石向下属解释说，如果收了这个钱，公司就会出现新的神话：瞧，老板多有眼光，没动1分钱就赚了1500万元。这样会对公司员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员工们都会钻牛角尖去想办法倒腾土地赚大钱，谁还有心思去好好设计房子、建房子和精心维护房子？所以这钱万科不能要。
上面的三个事例，说明了得与舍的辩证关系。有时，“得”正合乎义理，“舍”看似高风亮节却不合义理；有时，“舍”正合乎义理，“得”看似合情合理却不合义理。所以，看待“义”的问题，不在一招一式的直接效果，而在于其长久的影响。
这些美国富翁是不是太傻了？
在舍与得之间，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两者辩证关系中各自是否合乎义理的显性评价指标。因为，企业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组织形式，作为资金与人力资本的汇聚之地，最有责任为社会贡献力量。
舍得之间（2）
企业获得合理的利润后，纳税是企业以“舍”取义的最直接形式，体现的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政府通过税收，调节社会资源，税收体现社会公平，同时也为企业营造出更为良好的适宜发展的社会环境。
当我们的许多企业每年为偷漏税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的纳税意识已经融入每一个国民的意识里，成为企业和个人自觉的行为。当然，这种结果，与数百年来的制度建设和管理约束分不开。但到了现代，纳税已成为西方企业和商人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形式，尤其是那些商界的领袖人物。
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竞选时，为了得到美国中产阶级及富豪群体的选票，在竞选演说中承诺，一旦他当选美国总统，将大幅下调遗产税。这对那些富人们来说，应该有足够的诱惑力，因为美国遗产税的税率很高，一个人死后留给后代的财产，很大一部分会被国家以征收遗产税的形式拿走，颇有些杀富济贫的味道。出乎意料的是，布什当选以后，美国的四十多位大富翁（包括比尔？盖茨的父亲及被我们冠以“金融大鳄”恶名的索罗斯）联名给布什总统写信，竭力劝阻他实施降低遗产税的动议。理由很简单，如果降低了遗产税，国家就会减少税收，美国国民的教育、医疗等福利自然会受到影响，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平衡。
按照我们的眼光，这些美国富翁是不是太傻了？细想起来，其实不然。表面看，他们的行为是其社会责任感使然。究其内涵，他们的责任意识，将会使美国社会保持稳定和平衡。他们自己收获的，也将是十分良好的生存环境。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自觉纳税是发达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常态了。
李嘉诚的“第三个儿子”是谁？
连续多年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华人首富的李嘉诚，在数十年商海沉浮中，始终坚持一条人生准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说，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比拟的，内心的富贵才是财富。能够在世上帮助他人，对他人有贡献，是内心的财富。金钱的财富，可能变化很快，只有人家已经得益的真财富，才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
2005年初，当他在接受香港《亚洲周刊》杂志采访的时候，他说心中还有“第三个儿子”。众所周知，李嘉诚有两个儿子，长子李泽钜是长江集团副主席及董事总经理，次子李泽楷是电讯盈科主席。那么他所说的“第三个儿子”是谁呢？就是他在1980年创办的“李嘉诚基金会”。他对基金会如此倾注感情、悉心培养、不断投入，就是想让这个“儿子”不断成长壮大，造福他人。他说，我就算把财产留给两个儿子，他们也只是多了一点儿。我着力培育‘第三个儿子’，是想让更多的人得到多一点。李嘉诚告诫所有人，李家的家族成员或基金会的任何其他成员不能在基金会获取任何利益。
扶贫、医疗和教育，始终是李嘉诚最为关心的公益领域。他以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用长期的资助和资源投入改变现今社会对贫穷的冷漠感，唤起全社会的关心潮流。他认为就医能够令社会进步，医疗是一种关怀。他曾为跨代的贫穷现象感到难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要从教育方面着手，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都要思考自己不同的助己助人的办法”。
李嘉诚的“第三个儿子”诞生以来，已捐出及承诺捐出的款项超过数十亿港元，并在全球搭建起了公益事业的平台。基金会推行了一系列的医疗扶贫计划，包括为残疾人装配义肢、扫盲复明行动和为兔唇孩子免费做手术，同时还在全国对贫苦无助的晚期癌症患者施行“宁养医疗服务计划”。2005年，他把投资多年的一千七百多万股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普通股份出售，将此笔约78亿港元（折合约10亿美元）的收益悉数拨给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及新成立的李嘉诚（加拿大）基金会。
李嘉诚的事业有两个，一个是“赚钱”的生意，另一个就是“不断花钱”的公益事业。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他几乎捐出了所有的财产共计亿美元，兴办了3500家图书馆、各种学校和教育机构。比尔？盖茨到目前已经捐赠了240亿美元建立慈善基金，并公开承诺，在其百年之后，只给自己的孩子留很少的一些财产，余者悉数捐赠社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慈善总会70％的捐款来自海外，内地富豪的捐款不到15％。许多国家富人捐款占个人收入的30％，中国则占1％不到。
舍得之间（3）
我的一位朋友是经济学博士，在澳大利亚政府财政部做经济预测专家。他曾同我讲起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今年初，国内的一个商人去澳大利亚旅行时拜访了他。两个人喝茶时，谈起西方人的慈善行为，朋友向这个商人介绍说，大多数的富人已经把向社会捐赠这种慈善行为看作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一向抱有取之于社会并回馈社会的理念。这个商人听后，不屑一顾地说：别信那个，他们不过是为了逃税罢了。“听了他的话，我很惊讶，也很悲哀。”朋友对我说。
经济学中有一个“基尼系数”，是判断一个国家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指标在0－1之间波动。如果一个国家财富绝对平均，系数为0；如果社会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1％的人手里，系数则为1。0或1都是理论数值，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基尼系数在－之间，说明财富分配相对平均；在－之间，说明财富分配比较合理；在－之间，说明财富分配差距偏大。其中，作为“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表明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的“危险”状态。
到2003年的时候，拉美国家的平均0．522的基尼系数，意味着该地区不少国家已经相当接近甚至超过了0．6的危险状态。虽然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已达3000美元以上，个别国家甚至超过5000美元，总体收入水平高于东南亚国家，但近几年，拉美的一些国家局势动荡不安，时有###和骚乱发生。
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1988年，为3；1998年，为0；2003年，达到58，超过了的“警戒线”；2004年，超过65，依旧是上升的趋势，并且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数值比较保守，实际可能会更高些。而在同期，我们的邻国印度是78，日本为49。
在社会总体财富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社会底层群体的利益，就有可能导致这个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这个庞大的群体就像金字塔的塔基，一旦他们被排除在发展之外，社会资源和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个社会就有可能形成潜在的危机，社会的基础就会动摇，社会环境就会恶化。
十八世纪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