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护士在美国-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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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信奉主、关心人的一种原动力。感谢主，让我在最困难的时刻，有这样多的爱我的人们，在我身边日日夜夜地陪伴我。
就在康复后不久的2003年6月8日，我正式受洗，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
四、良师益友（11）
4同胞知心有缘相会
说到朋友，我就不能不提到我的知心朋友凯诺。凯诺是台湾人。她的原名叫孙昃如。到了美国以后，美国人的舌头对“昃如”二字的发音，发生了困难。让“昃如”这个名字变得似是而非。无奈，为了有一个响亮而又属于自己的名字。“昃如”由此变成了“凯诺”。
凯诺的父母生育了八个子女，七个在台湾，只有凯诺一人在美国。凯诺和她的先生是上世纪70年代早期的移民，至今在美国生活已长达三十年之久了。
凯诺的美不仅体现在她的清秀、靓丽和典雅上，而更在于她的热情、机智和善解人意之中。她有着一个十分幸福美满的家庭。她的先生是孟菲斯大学的机械工程学的教授。他们有一对可爱的儿女，现在美国一流的大学里读书。
我和凯诺相识相交已有八年之久了。最早是因着我们的儿女都是孟菲斯青少年乐团的成员。所以，我们有着很多在一起共事的机会。比如做义工观看孩子的表演，到欧洲旅行等等。
我和凯诺之间，开始相识的时候并没有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主要原因是我在择友上一向严谨。我不是那种见人自来熟、喜欢和一大群人谈天说地的人。我的择友标准首先要以彼此相互尊重、相互欣赏，慢慢地随着岁月的流逝，两人若仍能够相知相惜，情真意切，才能称之为朋友。所以，我这一生一世，难得有朋友成群的时候，但却有着屈指可数的、情同手足的、真正知心的、经年不衰的挚友。凯诺就是其中的一个。
要从性格上说，我和凯诺是属于完完全全的两种人，她热情如火，我平静似水；她无忧无虑，我多愁善感；她爱热闹，我喜清静；她活得轰轰烈烈，我则过得平平淡淡。然而，这种性格上的极大反差丝毫没有阻止我们之间友谊的发展，反倒成了一种彼此衬托、相得益彰的互补。
我们俩一起参加过无数次的社会公益活动、教会活动。凡是要和外界打交道时，都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我只像她的一个影子默默地陪伴着她。但如果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我的话就自然而然地多起来。我们有着许许多多的只属于我们俩的话题，从孩子、先生谈到美国、社会、教育、文化，以至于祖国的台湾和大陆。我们很少想到我是北京人她是台湾人。我们只知道我们同是龙的传人，我们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我们自有我们的情怀。
2003年，我女儿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当地的一所重点高中。毕业典礼上，凯诺带了她的全家来祝贺，并请她那具有高超摄影技术的儿子为我女儿录像，记下了那无比精彩和终生难忘的一幕。凯诺一贯以我女儿的成绩为骄傲，凡是有我女儿参加的钢琴表演，她都不愿错过。当然，在表演中，她的热情和我的无声，也常常会使许多美国人误认为她是我女儿的母亲，而我只是一无关紧要的朋友而已。
然而，让我难以忘怀和心存感激的是2003年4月，我因阑尾炎急诊入院手术。
这一次病开始并不十分严重。由于医生误诊，我数日高烧不退，阑尾坏死，不得不急诊手术。当时先生和女儿都不在身边，我自己并不想惊动任何人，只想一个人开车去医院手术。
说来也是缘分。在我正准备去医院时，凯诺来看我。那几天，因为我不舒服，凯诺一有空就过来看看。我告诉她医生要我去手术。她当即说要陪我去，我知道她也是一个有家有孩子的忙人，就说不必了，又不是什么大手术。凯诺说不行，问题不在手术的大小，而在于没有人陪伴十分凄凉。
凡是在美国的人都知道，去看医生是件最磨人的事，更何况我是去手术呢！先是数不尽的有关医疗保险的表格要填写，接下来是成堆的检查要做，再加上我是急诊手术，是排在当日手术日程表之外的病人，所以一等再等。从早上9点入院一直等到下午4点才开始准备手术。在这全过程中，凯诺一直寸步不离地陪着我。我疼得呕吐不止，凯诺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轻声细语地给我讲她的家乡和童年的故事。
四、良师益友（12）
等我进了手术室之后，凯诺马上去学校接我女儿，并照料女儿吃晚饭，然后再赶回医院陪我。我术后第一次吃饭，是凯诺送来的她亲手做的稀饭和清炒笋丝，那是我高烧呕吐一周以后吃下的最香的一顿饭。
我只在医院里停留了两天一夜便回家了。回了家并不等于病痛就无影无踪了。由于术后伤口疼痛、乏力以及既不能照顾女儿又不能打理自己的那种挫折感，我的情绪坏到了极点。
在这段煎熬的日子里，凯诺一直是我身边的忠实的伴侣。那时，她就像上班一样，每天一早就到我家来，直到女儿下午放学后家里有了人，她才离开。她料理我的家就像她自己的家一样，打扫、做饭、洗衣、遛狗，样样都做。她也为我读书念报，帮我端水服药。天天如此，直到我身体完全康复。
凯诺是个十分虔诚的基督徒。研读圣经是她每天的必修课，二十多年如一日。她可以大段大段地、一字不漏地背诵圣经的章章节节，也喜欢把她读经祷告的体会讲给别人听。她是我们常去的那所教会里的活跃分子。为主效劳，她总是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她绝不是那种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的人。恰恰相反，她总是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认真而从不敷衍了事。她深深地懂得千千万万的小事的累积便可成就大事。在那所教会里，经她帮助过的人又何止一二。
凯诺自我生活的情趣，一是爱猫，二是爱菊花。
她有一只煞是惹人喜爱的灰、黑、白三色毛相间的小猫。小猫总爱竖着尾巴，在家悠闲自在、韵味十足地遛来遛去。它的性情温顺，目光柔和，吃食时总是不紧不慢。它独立得很，不喜欢任何人碰它。它认定凯诺是它的妈妈，吃喝拉撒睡，一切都要找凯诺。
在美国这个繁花似锦的世界里，凯诺只对菊花情有独钟。每到菊花盛开的季节，她总喜欢把一盆盆菊花摆在门前，迎接着来访的客人和朋友。那些花在太阳的映照下，闪着一片片辉煌夺目的亮点点，一直泻到地上，给人以美妙神奇的遐想。
我于2003年8月离开了田纳西州，迁居费城，从那时起和凯诺见面的机会大为减少，但是我们仍可以通过电话和书信分享着我们彼此生活中的人情趣事，我们仍旧关心着对方的平安和健康。
只要是朋友，哪怕是远隔千山万水，哪怕是散在天涯海角，也总是身远心近、心心相印、息息相关。
5教练敬业难能可贵
在美国，无论别人是如何拿到驾驶执照的，我的驾照却是在美国驾校经过正式培训之后，考到手的。
这本来是不值得骄傲的事。我之所以上驾校学开车，不为别的，只为我胆小。
我的胆小，是出奇的。幼年时节，与朋友结伴出游，凡是登梯爬高的事皆没有我的份，有的只是当观众。随着岁月的飞逝，年龄渐长，胆子却不长。到了十五六岁时，仍旧是“旱鸭子”一只。倒不是没有学游泳的条件，每次学游泳，人浮上水面，手却要死死地抓住池边的栏杆，好像一松手，人就会掉到水底消逝了似的。至于驾着车子，走街穿巷，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一生中不想做、又不得不做的事，是经常有的。
到了美国之后很快发现，在美国不会开车恰似人没长腿。于是我也就慢慢地动了要试试方向盘的心思。
无奈那时初到美国，经济拮据，想上驾校学车，完全痴心妄想，只好拜先生为师。朋友警告说：“先生教太太开车，会导致离婚的”。
我别无选择！把心一横，跟着先生上路了。果然，“内战”不断，练车场成了“战场”，可是我仍旧坚持。
直到那一天，我终于放弃了！
那是个明快秋天的下午，一望无际的青草地与晴朗开阔的天空，相映成辉。人的心情也随之欢快起来。先生提议出去练练车，我很高兴地同意了。坐在方向盘后面，我觉得我那天的状态不错，就像那天的天气一样。
四、良师益友（13）
我当时的水平，还停留在慢悠悠地开直线上。谁知，那天先生心血来潮，说是要教我怎样将车子停在车位上。这本来并不是件难事。但事情凑巧的是，练习停车的车位是在一个小山坡上，山坡的斜度，增加了我的紧张感。就在我提心吊胆地按照先生的指令轻踩油门，转方向盘，缓缓进入车位。踩闸车时，我却神不知鬼不觉地错踩到了油门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给足了油的车子，顺着小山坡像是坐滑梯似地一路下滑，等我反应过来，马上踩闸刹车。车子停住了，先生没法不生气，换了我，也会气得七窍生烟。当时，我什么感觉都没有，脑子里一片空白，爬出车子像是走出地狱。从此，不要说开车，就连把钥匙插进钥匙孔的胆子都没了。自然，学开车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没了下文。这一放，居然七年之久。
再次坐在方向盘后的那一年，我正好四十岁。
从主观上讲，我还是胆小如鼠。不过客观的条件却变了。先生那时开始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生意上的事使他不得不经常回中国出差，而女儿那时正好刚刚升入中学，每天都有很多的课外活动，没人接送，根本不行！于是，我上了驾校。
我是在上课的第一天才正式地和我的教练见面的。我们约好在我家门口的一棵苍天大树下见面。
那一天，当我准时打开前门，一眼望去，看到树阴下，站着一个老先生。他的背影挺拔，一头的银发，正背着手，仰望着那五月万里无云的蓝天。太阳的光辉透过那层层密叶，点点滴滴滴洒在老人那健康的体魄上。他上身穿着一件米色的短衫，下面是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上衣整齐而又宽松地别在裤子里，一身衣服虽不新，但却整齐清新得无以复加。脚的尺码好像出奇的大，穿着一双名牌的崭新的旅游鞋。
我站在他身后，和他打招呼。他回过头来，和我握手，眼里全是慈祥。他作了一些自我介绍，我不说话只是听，一脸的紧张和严肃。以至于他说完一番话之后，马上接着问了一句：你怕车？这回轮到我说话了！是的，我怕车。我讨厌开车，但又不得不学开车。他拍拍我的肩，说他专会教胆小的人开车。
于是，我将信将疑地跟着这位名叫彼德的老教练上了他的教练车。
那是一辆半新不旧的蓝色四门小型轿车。车里车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车门两侧有着“驾驶学校”的字样，后车窗上有着另外几个醒目的大字“学生实习车”。寥寥几个字，在那川流不息的公路上，起到了确保师生安全的重大作用。
教练车的另一个特点是，车子备有双闸，一个在学生脚下，另一个则在教练脚下。原来，教新手开车，乃人命关天的大事，安全与否全拴在教练的这只脚上。难怪彼德教练的脚部那样发达，而且总要旧鞋换新鞋呢！
第一天上课，彼德教练用了近一个小时，介绍了他的驾校、交通规则、机车的简单功能以及正确的驾驶姿势。当然，他讲得更多的还是开车人的心理建设。他说：实际上，开车和行走没多少区别。人行走的时候，是靠脑、眼、腿、脚的协调，而开车就像人在“走车”，最多是加上一个手的动作，就全齐了。人开车时，要放松心情，以稳为主，严格地遵守驾驶规则。
我和彼德教练是从小路上练起的。他有着一套教人开车的技巧，没过多久，我就掌握了开车的各项操作手法。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强调这样三件事：一是人在开车时，是处在一个流动的画面里，所以，要经常不断地瞄一下后车镜和旁视镜，以随时达到知己知彼的状态。二是必须使自己的车子与前面车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万一。三是充分且严格地利用指示灯，让其他车子知道我的行动意图。他和我开玩笑说，你若是走在路上，可以说一声“对不起，我要过去”，别人就给你让让路，可你坐在车里，再怎么喊，别人也听不见。所以“指示灯”便成了大家沟通必不可少的语言。我牢牢记住他的话。
四、良师益友（14）
彼德教练每周开着车，到我家来接我，然后换上我在马路上驾车两小时。开始我们都是沉默不语，只是聚精会神地开车。后来，随着我渐渐地熟练，并可将开车转换成下意识动作之后，我和彼德教练也就可以边开车边聊天了。由此，我也就了解了更多彼德教练的故事。
彼德教练的这家私人驾校成立于1970年。开始作为全家共同参与和经营的一种行业，主办人除了彼德先生以外，还有他的太太和两个儿子。驾校的教学分为课堂理论和路面驾驶两个部分。然后，要通过全国的统一考核，方可得到驾照。其学生的来源，一是16岁的高中生，二是像我这样的成年人。
由于长年以来，他们一直本着认真教学、安全第一的方针办学，所以，很快就成为附近几家驾校中首屈一指、人口皆碑的驾校，从而学生来源不断，生意也就做得有声有色、有板有眼。
几年前，发生了两件不幸的事，一是彼德夫妇在携手共同走过了30年婚姻之路以后，决定和平分手。二是就在他们彼此分手后不久，他们的小儿子和一帮朋友外出野营。这是美国年轻人喜欢做的一件事，一群人开着车，夜晚就在指定的地点，支起帐篷露宿。可不幸的是，野营结束后，他们的小儿子即感到周身不适、低烧、头疼，开始就医，只当成一般性感冒。几天内，病情急转直下，再送医。才发现是在野营时，某种虫类侵入体内，这种小虫可在人体内快速繁殖，专门侵蚀人体的神经系统，目前尚无药物可以抑制该病。入院的第三天，他们的小儿子便不幸离开了人世。
所以，现在这所驾校就剩下彼德先生和他的大儿子两人来经营了。我听了以后表示了极大的歉意，并下意识地侧头看了看坐在我身边的彼德教练。他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