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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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与价格克服稀缺性的结论，可以导出关于人类社会制度前景的一个推论，即市场
与价格将与稀缺性相依存。只要存在稀缺性，市场便是不可缺的。而我们面临着一个资源日
益稀缺的社会，因此市场制度和价格机制将长期存在下去。迄今为止，我们还想不出能提供
克服稀缺性的任何别的有科学依据的制度安排。
价格是克服稀缺性所必不可少的决策信号和激励手段，然而并不是任何一种价格都具备
这种功能的。例如计划价格，从微观经济学看，本质上是一种扭曲价格，只有在市场机制下
才能产生有效的价格信号。它必须是均衡价格。这种价格信号是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
竞争形成的，它的产生机制是生产者以利润极大化为目的、消费者以效用极大化为目的，并
遵从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即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换言之，均衡价格
是供需双方协调利益冲突的产物。如果没有双方的利益冲突，就不可能有均衡价格的产生。
从而我们又可以得到一条人类社会制度前景的推论，即全面的公有制不可能产生有效的价格
信号。因为在全面的公有制中人民既是消费者又是工厂的主人，利益对立被消除了。此时工
厂一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极大化，而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于是价格就不能有效地形成。
价格高一点，使工厂获得超额利润，但此利润最终仍用诸于民；价格低一点，会使工厂遭至
亏损，但消费者获得低价产品，这本来就是工厂生产的目的。结果价格高低不形成任何区
别，均衡价格就不可能形成。但应该注意到，全面的公有制虽然不可能形成均衡价格，部分
的公有制却是可能的。因为公有制部分可以借助于非公有部分形成的价格信号来指导自己的
资源流向，经济活动仍可以是有效率的。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不少效率很高的公有制企业
便是证明。
在市场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确实可以为克服稀缺性提供无限的可能性。换言之，
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是可以预期的。然而人们对生活的追求除了物质方面还有非物质的。或
更精确他说，除了可交换的享受，还有不可交换的享受。前者包括一切可以在市场上花钱买
到的，后者则包括寿命，健康、友谊、创造欲和好奇欲的满足，对自然环境的欣赏等。根据
微观经济学的收益递减公理，在物质欲望不断被满足之时，它的相对效用将降低，而非物质
的部分的效用将上升。于是人们将用更多的精力从事于非物质或不可交换的享受的追求。这
种趋势将对人类社会制度安排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今人们奔走忙碌无非为了谋生和利禄，到
了将来人们将花费更多的时间于“非生产性”的活动，即增进健康、友谊、创新、学习。非
交换性的享受并非脱离人群的活动，它虽然不能用金钱交换，却是另一种意义的交换，或可
称之为交流。今大我们很难预测这种交流会采取何种具体形式，但这种发展趋势看来是必然
的。
追求非物质性的享受非但从需求一侧看，是普遍的收益递减律起作用的结果，而且从供
应一方看也具有必然性。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如果人类社会还要存在几百年几千年，节
约资源就是一条不可违抗的原则。市场制度是一种能促使生产高效率的制度，因为生产中的
浪费可以转变为利润，而且众多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迫使将浪费降到最低。然而市场制度在消
费领域却造成巨大浪费。因为市场制度中生产的目的是销售而不是消费，东西卖出去了，生
产的目的便已完成。广告和包装花费的巨大资源，大部分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消费。而且
生产者用尽一切办法诱使人们去购买，不论他们真的需要它还是一时兴之所致。所以美国中
产阶级家庭中堆满了没有读过的书，只穿过一两次的豪华礼服，积满了灰的摆设，过了时的
首饰。美国人均能源消耗为中国的10倍，减少一点这类消费并不会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
当今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致力于消除第三世界的贫困现象，可是如果全世界的穷人都像美国
人那样生活的话，资源有限和环境容量有限的制约马上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前面我们
肯定市场制度和价格信号是有效利用资源必不可少的，但这个制度必须在消费方式上加以重
大的调整，否则地球忍受不了对它的无节制的糟蹋。
应付自然资源日益减少的根本措施是回收利用。市场机制本身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要资
源开采的成本越高，回收就变得更为有利。但是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资源不可能长远地百
分之百地回收，即使是可冉生资源如阳光、淡水，渔类，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也不可能永续
不断。因为宇宙的发展趋势是熵的不断增加，资源回收本身是一个减熵过程，它必定伴随着
另外一个更大的增熵过程。因此地球上的废弃物必定日益增多。如果人类社会希望生存得更
久远一些，就必须十分珍惜地球消化废弃物的环境容量。这一要求却不是市场机制所能做到
的，因为环境没有明确界定的所有权。市场只能解决有明确所有权的资源的有效利用。
前面提到非交换性的享受将变得更重要，消费效率有待提高，环境容量需要珍惜，都不
是市场机制所能解决的。一方面我们需要市场以克服稀缺性，另一方面市场又不能解决我们
面临的日益复杂的新问题，说明未来社会的制度必然是市场制度与非市场制度的一种结合。
这里所说的非市场制度是一种什么制度，我们今天很难加以预测。可以想象得出的一条是，
这一制度的立足点或推动力很可能是道德觉悟。事实上这种道德制度的萌芽已经可以在经济
发达的国家里见其端倪，那里人们更重视社区组织，无偿为社区服务，建立社区基金，各种
自发的环保组织纷纷涌现。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道德力量是薄弱的，只有商业利润才
有巨大的推动力。事实上即使在市场制度内，道德仍起着不可忽视的伟大作用。市场的有效
运作需要守信、敬业、尊重对方、协商精神，更不用说维持社会安定的家庭内部关系，并不
是建立在利润基础之上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成熟，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利益与道德互
相补充的更健全的制度的出现。
1994年10月3日
方便怎么成了麻烦
过日子，我们大大要用钱买东西，但很少有人想一想为什么一张带花纹的纸（钞票）可
以用来交换耗费了许多劳动才创造出来的商品。这个问题最精彩的回答是美国获诺贝尔经济
学奖的弗里德曼教授给出的：因为接受钞票的人相信别人也会接受它，所以他再次拿钞票去
和别人交换时不会遭到拒绝。
钞票的发明给现代文明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如果我们回到用贵金属（金或银）交换的年
代，大家会感到巨大的不便，光是那份重量就叫你吃不消。在买私人小汽车的展销会上，大
款们用公文包装满了100元的钞票来付款。如果用贵金属，即使用24K纯金，一辆奥迪也要
用到六七斤金子。何况还有精确称量、校验成色等一系列复杂手续。正由于纸币这些优越
性，当今世界上已没有哪个国家继续用贵金属作主币了。钞票就没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了
吗？别的毛病先不说，至少它不能挂失就是一大缺点，因为钞票是不记名的，它从谁的口袋
里掏出来就证明它属于谁的。你的钞票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到了别人口袋里，就成了别人的，
你有口难辩。正由于这个原因，才会有扒手、强盗、骗子。他们略施小计，你的钱就到了他
的口袋里。如果钞票要记名，就会招来一个新问题，即如何证明持票人确实就是钞票上注明
姓名的人。当然我们可以假定记名的钞票必须同时出示有关的身份证明，方属有效。可是这
又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持票人必须随时携带身份证明，这又造成了新的不方便。何况身份证
也可能和记名钞票同时被偷被盗。
记名钞票的这一难点终于被一个聪明的美国人想出了突破的办法，这就是旅行支票。任
何人都可以到银行去购买旅行支票，只要多付l％的手续费。旅行支票上有两个签名栏，当
你购票时在其中一个栏里签上名。在你用旅行支票付款时，必须当着收款人的面在另一个栏
里签上名。旅行支票不仅可以记名，而且可以指定收款人。当收款人核对两个签名一致时，
便确认付款人确实就是原先购买支票的人。别人即使拾到了旅行支票，也未必敢于当着收款
人的面假冒签名。顾名思义，旅行支票是专为出门携带现款的人设计的钞票。为了使购票人
放心，发行旅行支票的银行还允许持票人挂失。万一旅行支票被窃或丢失，可以电话通知银
行挂失，银行立即将等额支票补发给你，并将原票注销。当然，这一办法为诈骗开了一点方
便之门。几年之前我国的旅行支票刚刚流通时，有一个伊朗籍公民，先后数次在国外购买几
万美元旅行支票，接着就去银行挂失，得到了补发的新支票，然后又到我国来用已经挂了失
的旅行支票付帐。因为他多次作案，被银行识破，逮捕后被判了刑。虽然发生了这些损失，
银行并没有改变发行和使用的办法，譬如要求持票人等候银行去核对该支票的有效性，因为
如果这样做旅行支票就失去了它的方便性。这一制度上的创新使出门携带现款的人大大增加
了方便和安全，而代价仅是票面价值的l％。银行则由于这项服务发了大财，包括最初想出
这一办法的那个聪明的美国人，他后来成了百万富翁。
最近，我的一位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朋友，为希望工程捐款100美元。他用旅行支票付款
给我，当即我就先垫支870元人民币汇往受援地区。过了几天才去中国银行某一分行兑现。
由于我不是原购票人，而且两个签名栏内已经签上了名，签发人指定我作为受款人，所以我
必须出示我的身份证明。可是银行将旅行支票当作普通支票，要等40天之后才能付款给
我。银行要核对此票的有效性，而且要用40天之久。
40天之后我再次去银行领款时。又被刁难说证件不合标准而拒绝。一个专门为增加方
便而设计的制度，到了我们这里反而成为低效、难办、拖延的制度，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可
是我国在各种制度的设计中太缺乏效率观，大大地提高了社会成本。我在前一篇“谁妨碍了
我们致富”一文中就列举了许多日常琐事，它无谓地消耗了巨额人力物力，而且制造了人际
关系的紧张。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不愉快的经验，同时又在制造或执行着这种制度叫别人
品尝。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制造出一个互相提供苦果的工作方式，使我们难于摆脱受穷
又受气的困境，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1994年
政府对发展私人汽车的政策
大家在讨论要不要发展私家小汽车。其实，并没有人绝对反对，也没有人说要不顾一切
地去发展，争论的实质是应该发展到什么程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应该让市场本身去决定
要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是应该由政府对此加以扶植，或是加以限制。
微观经济学的重大成果，是肯定了市场的作用。如果不存在外部性，市场本身可以通过
公平竞争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譬如人们应花多少钱去旅游，应该多喝饮料还是多吃粮食，
如此等等。都不必政府来参与。政府的作用只是站在一旁监督市场规则的严格遵守就行了。
然而如果某种商品存在外部性，市场就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而必须有政府的直接介
入。外部性是指商品价格不能完全反映参与各方的利害时的现象。譬如工厂生产产品时排出
污染物，损害了当地居民的利益（负外部性调养蜂由于蜜蜂授粉，使当地农作物增产（正外
部性），都是外部性。对于负外部性，政府应使居民所受的利益损失转化为工厂的成本，也
就是向工厂征税，用来补贴受损的居民。对于正外部性，政府应向受益的农民征税，用以补
贴养蜂人，这种办法称为外部性的内部化。存在外部性时，经济效益和社会相背离，经营者
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却不能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佳。内部化的方法就是解决两个效益不一
致的手段。工厂排污的外部损失转化为工厂的生产成本，养蜂的外部利益转化的养蜂的收
益。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依旧可以做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内部化的办法说起来容易做起
来难，充其量只能对外部性的扭曲多少起一点限制作用，比之不采取措施应该好一点。
小汽车这种商品是否有外部性？回答是肯定的，而且是一种负外部性。首先它排出带污
染的气体，损害了居民的环境；其次汽车增加了道路的拥挤，造成堵车，浪费了其他人的时
间，为了解决堵车问题，势必要多修道路，增加立交桥，这些都是花费巨大的工程。如果工
程费用不是由开车上路的人负担，就会由其他百姓负担。这不但不公平，而且会鼓励大家去
买车，造成马路上格外地拥挤，因为使用马路不必付费。
用内部化办法解决外部性问题，其实质是使权利和责任对称，任何人不得不付代价地损
害旁人的利益。治理污染的原则之一就是“污染付费”，同样地，解决道路拥挤的办法之一
就是开车上路者付费。北京在近几年内修造的二环、三环等道路工程，花费几十亿元。平均
在每个北京市民身上的负担每年超过1000元。将来还要造更多的路和桥，花费还要多。然
而这些道路完全是为了汽车，其中大约90％是小汽车使用豹，行人和自行车不许可进入。
一般而言，经常使用小汽车的人都是收入水平较高的阶层。如果从一般市政税收去支付造桥
造路，无异于让一般百姓去为高收人家庭义务劳动。上面这些讨论无非是想说明，政府必须
对使用汽车的人额外征收道路交通税。征收的具体方法可以在购买汽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