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看世界-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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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日子过得滋滋润润！”

“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胥。”一生之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日子，就在这不经意间翻过去了。仿佛做了一场梦，梦境醒来还在起点，就这样，梦境被彻底击了个粉碎，各种努力都告枉然。绝大部分同学和我一样，不得不面对现实，在皇帝脚下绕了个大圈子，旅游了一圈，打道回府。

我的派遣证开到西安市人事局，参加第二次分配。此前，对于北大毕业生来说，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往年，用人单位纷纷涌进学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面对面地交流，倘不满意通过学校还可以调整。如今，各用人单位视学生如同毒蛇猛兽，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有找上门的道理？

在中国，二次分配，意味着毕业生的个人能力退居其次，把家庭背景、社会交往推到了前台。一鞭子吆回地方，如我这般山村穷小子，亲戚朋友不是扛锄头、镢头、铁锨的，就是拉架子车的、推手推车的，两眼一抹黑，与上流社会八杆子也挨不着，想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还找不着路径哩。

西安市人事局拟将我分配到市教育委员会，由市教委再分到莲湖区教委，然后再到某中学教书。父亲的意思，当教师是良心账，不操心，少费神，一年还有两个假期。但当时老师的地位低下，社会上盛传“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宁为×××，不当孩子王”，“傻的像博士，穷的如教授”，连驰名中外的叶老先生都是“满脸菜色”，脑体倒挂严重。我与王珍芳老师商量后认为，倘为孩子王，还不如当年就上了师专，省却不少费用不说，教起书来也更专业。现在名牌大学毕业，应该成就一番事业。

我把不想去学校的意思委婉地告知了西安市人事局，希望人事局能够看在名校毕业的分上，网开一面，重新安排。

“那你自己联系吧！”市人事局一位处长发了话。

在以后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我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穿行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凡是与专业沾边的单位挨个去找，重点是原来进京有过用人意向的单位。每次碰一鼻子灰回来，总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再努力一次，也许距离成功仅一步之遥。”

可是几十天下来，瞧得上眼的单位，要么没有指标，要么人满为患，就连一个郊区的广播电视局也告知：“代表单位来欢迎，个人前来概不接待。”

一家省级行政单位与我接触多次，初步同意接受我，还有意考察我的文字功底，让我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其内部刊物上。因我当初的派遣证是开往西安人事局的，需要通过省人事厅和市人事局交涉，该单位人事处处长让我先回去。

“组织上的事，需要单位出面协调，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处长说，还领我与宣教处长见过面。那时，“组织”二字在我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我以为万事大吉，回家耐心等待。约一星期后，估摸着该有眉目了，于是满怀喜悦之情赶到该机关。

“协调未果，很抱歉。”处长神情怪怪的，说完随手拿起一份文件，装模作样地翻阅起来，不再多言。

亏得当年未进成大机关，否则李真似的，禁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沦为阶下囚也未可知，真到那时，欲杀猪卖肉而不得也。

还有一家省级钢铁企业，我得到用人信息，急急地赶去，却是为子弟中学招考老师，其他岗位并不需要文科大学生。

“如果愿意，先试讲。”企业效益好，门槛也高，人事处长趾高气扬。

“倘教书用得着来企业，娘希匹。”我最烦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公仆，芝麻粒似的官，放在今天，不照样也得下岗。看到人事处长傲慢的神情，我窝了一肚子火，扭头就走。

省级单位协调很麻烦，那么就退而求其次，市级机关也凑合。通过熟人关系得悉，西安市即将升格为计划单列市，许多部门都要跟着齐步走，可能有进人的机会。这回汲取了一个月来的经验教训，托了关系，找了路子，客请了，礼也送了，但某局方面始终不肯明确表态，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事情就这么耗着。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也或许是礼轻人意也轻，香未烧够，搬不动大佛的缘故吧。

表姐早我几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在附属医院工作，表姐夫是一家军事院校的老师。在西安跑工作期间，我早出晚归，就借宿在他们租住的小屋，时间长了，很不方便，尽管他们每次都笑脸相迎，热情有加，可我觉得事情悬而不决，久拖下去不是办法，很无奈，也很无趣。

多方努力无果，表姐夫找到他的一位老同学。其当时为一乡党支部书记，在省委党校脱产学习。这位同学道出了实情：不必白费劲了，上峰有精神，应届大学毕业生必须下基层接受劳动锻炼。

可悲的是，在当时的非常时期，离校匆忙，我竟不知在西安还有个北大陕西校友会。多年以后，很多校友，包括现在北大校友会陕西分会秘书长、西北政法学院王鸿信老师，在谈论起这件事时唏嘘不已，责备我为何不在校友会寻求帮助，却一味依赖个人奋斗。要知道，“个人的力量在强大的社会面前是多么微不足道啊！”

报国无门，走投无路，我请求市人事局将我改派到长安县。

“想好了，下去以后可不要后悔。”市人事局那位处长说话意味深长，话中有话。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人才济济，而长安不过是个下属县，弹丸之地。我榆木脑袋，鬼迷心窍，一时不能领会处长的弦外之音，心想长安是生我养我的家乡，说不定到了小地方能有大用途，正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家乡建设出力。于是，我不假思索，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长安县的。

到长安县人事局报到的第一天，我一山村野小子，见识浅薄，加上第一次独自出门办事，傻乎乎的，不清楚办事程序，也不知道应该找谁，看见一间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就冒冒失失地推门而入：“同志，同—志，同——志！”

里面有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同志在闭目养神。我连喊三声，嗓音提高了两个八度，不知是我称呼有误，引她反感，还是她正在修炼一种高深内功，进入无物无我的境界，眼睛都未眨巴一下。我怕打扰了她的清修静养，更担心触怒了公仆，引来一顿臭骂，赶紧隐身退出。

我的书读痴了，变成了猪脑子，不会脑筋急转弯。按常理，官僚主义的当头棒喝，我应该及时幡然醒悟，回过头来重新找市人事局的那位处长，打躬作揖，磕头下跪，也许他会看在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分上，收回成命，如果那样，也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天生的牛脾气害了我，认死理，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有人说，这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碰过几次钉子，碰得头破血流，世故了，老到了，圆滑了，也就成熟了。我也赞同这种观点，但是事到如今不用说头破血流，简直是血肉模糊了【。52dzs。】，牛脾气仍未见改观，我还是过去的我，正应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老话，真没办法。

毋庸讳言，长安县并没有我十分对口的专业，即使省、市，除了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专业对口的几率也微乎其微。到了这步田地，专业不专业倒放在一边，找个落脚之地乃是当务之急。人们常说“大树底下好乘凉”。那么能进入行政事业单位，捧上铁饭碗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文字作为一种工具，说话或写文章，把意思表达准确、清楚、漂亮就可以了，一般人知道“回”字有几种写法又有什么实在意义？北大在专业设置上，一直沿用传统套路，本科生专而不宽，走向社会学非所用居多，尤其文科学生。当然，作为全国少数几所知名院校，保留传统专业优势无可非议，国粹的继承，文化的发展依然不可或缺。建议北大将诸如中文系汉语专业等部分社会应用面窄、又具有传统学科优势，不能撤销的专业改成本、硕、博连读，为一些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定向培养专门人才，免得弟子走向社会，用非所长，四处碰壁，于弟子无益，更辱没了母校的名声。

八舅爷的一位老乡曾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后来年龄大了，到县政协当了主席。父亲把八舅爷请来，说明来意，政协主席倒挺热心，二话没说，领着我直接去县城建局，闲人不搭话，径直找局长。

“老领导来了，好说。”城建局长很爽快。

末了，政协主席又给人事局打了电话，看来没有问题。几十天的奔波总算有了着落，心里踏实了许多。一时高兴，一起上街，喝酒、吃饭。当然，政协主席等人与我等非同等档次，推说有事，告辞走了。

下午去了一趟人事局，主办人员不在，让明天一大早来。八舅爷眼睛不好，在县城又没有亲戚，人生地疏，住宿困难。我与父亲便一起陪着八舅爷，回了老家。

第二天是星期六，天公不作美，飘着濛濛细雨。去人事局找人，恐怕不好找，白白浪费时间不说，再淋个透心凉，不划算。反正有政协主席的颜面，事情已成定局，煮熟的鸭子，谅也飞不到哪儿去，也不急于一时半刻的。如此想着，便产生了惰性，呆在家里，美美地睡了一觉。

星期一起了个大早，胡乱填饱了肚子，就骑上自行车，直奔县城。到人事局时，还未上班，便耐心等待。八点半左右，工作人员陆续来了，打扫完卫生，慢条斯理地点燃香烟，泡杯香茗，悠悠地坐下。我这才唯唯诺诺地走近前，说明了原委。听完叙述，办事人员犹豫了片刻：“这里有点情况需要沟通，这样吧，你先回去，过两天再来。”

我起了个大早，赶了几十里路，等待了半天，就听到了这几句废话，心里有气，又不便发作。“也许具体办事人员真有苦衷，这岂是你一个才走上社会的毛头小伙子所能理解的。”心里如此想，便心平气和了许多，又回家耐心等待。

如此反复多次，一天天地又过去了两个礼拜，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我感到蹊跷，就又找政协主席。

“没事儿，都说好了的事，你先走，回头我再给你问问。”政协主席以为有老领导的威望，底气十足，满怀信心。

三四天后，我再去人事局时，话已经变了味。工作人员开始给我推荐别的单位，比如长安报社，县一中，二中等等，说我到了那里更能发挥专业特长。我反复强调自己是学文字的，与文学关系不大，教育系统目前不打算考虑。因为如果当老师，市内条件比县里好得多；至于报社是县级小报，每周一期，每期四版，刚复刊不久，不足十人上班，恐怕不得长久（果然，在2003年全国清理整顿期刊杂志工作中停办了）。

后来辗转得知，在我即将被安排的节骨眼上，某科技副县长横空出击，将其亲戚安插了进去——政协主席毕竟年龄大了，退居了二线，再要出山，绝无可能，当今世道，人一走茶就凉，哪里比得上副县长正值当年，前途无可限量！不懂这些，能在国家机关、要害部门混？当然，这些情况我也是后来才得知的，人事局方面始终守口如瓶，而挤掉我的人恰好是我中学的同学，毕业于西安某三类学院，分到城建局后，工作安稳，收入不菲，数次在同学之中炫耀有权倾一时好亲戚撑腰云云，让人不敢小瞧于她。

县计划经济委员会需要人，但是没有编制。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弄清指标、编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进计经委时，没有编制，可是半年之后，又陆续进来两人，人家说是带指标的，顺理成章地进入机关。其中一位是部队转业干部，国家照顾，带指标还能说得过去，而另一位却与我一样，是1989年毕业的大学生，对最初的分配不满意，拒绝上班，在家里呆了半年，后来忽然有了指标。我至死也弄不明白，国家的政策非为我一人量身定做，应该一视同仁，怎么执行起来就有了可操作的空间，这其中必有猫腻。

县人事局的意见，要么无法安排，退回市里，要么服从分配，去县计经委，由计经委再分配。我觉得从西安市回到长安县，又折腾了二十多天没有结果，再被退回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于是无可奈何，选择了扎根农村干革命。实践证明，这是我人生选择的又一次重大失误。若干年后，成为社会闲散人员，为生计所迫，拿起屠刀，街头卖肉，还真让某些人齿冷了。

几经改制，计经委变成了大杂烩，既有机关建制，又有事业编制，还有企业人员。当时流传，机关是金饭碗，事业是银饭碗，企业是泥饭碗。而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到了这份上，如出槽的肥猪，提起来一吊子，放下去一摊子，只有任人宰割了。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人员，为以后的下岗、下海埋下了伏笔。

计经委所属企业，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在“土法上马，大办工业”的思想指导下，盲目兴办的工厂，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没有规模，缺乏竞争力。计经委党委办公室李副主任曾经讲过一则笑话，从一个侧面恰切地反映了当初建厂时的情况。

长安钢厂在筹建之处，资金缺口较大，不能形成流水线，好几道工序必须交叉作业，这样既浪费资源，又费工耗时。技术人员以为不妥，要求县上追加资金，完善工序。此事汇报到时任工业建设总指挥的张常委面前，张常委大手一挥：“苞谷地里套豆子不照样高产？就这么办。”

可谓“活学活用”，许多县办工厂就是在“苞谷地里套豆子”的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不足。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相对匮乏，企业勉强能够维持，一旦引入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很难立足。

可惜的是，我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年轻气盛的我，雄心勃勃，抱着成就一番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在未学会“游泳”的情况下，过早地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注定了以后道路的坎坷多舛。

单纯从名称上看，计经委似乎牛皮哄烘，国民经济综合部门，既抓经济，又管计划。其实，在全县几十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