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看世界-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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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动过考研的念头，重新考回母校，经过几年寒窗苦读，以求再次分配。转念一想，老父为供我读书，两个弟弟相继辍学，好不容易盼到毕业，分担家庭负担，竟又想一走了之，徒增老父伤心；而且，自己胡子一大把，究竟把书还要读到何时？况且学那么多“回”字有几种写法的知识走到社会又能用得几许？以后年龄渐大，结了婚，拖家带口的，便打消了考研的想法。
在机关跑腿，没有硬性指标，尽干些人云亦云、无关痛痒、鸡毛蒜皮之事。虽然整日上班下班，忙忙碌碌，却是碌碌无为，劳而无功，忙得没有名堂。对于这种活法，开始很不习惯，觉得年华虚度，时不再来，心中时常惴惴不安。然而大家都这样，渐渐地就习以为常，心安理得了。革命导师说过，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待媳妇熬成了婆婆，一切都会随之改观。
但后来发生的几件小事，彻底破坏了我的心理平衡，转变了我的价值观念，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聪明难，糊涂更难。”这是一句有关酒类的广告语，在我看来，却是人生真谛。我在自己的寝室贴着“忍”、“制怒”、“难得糊涂”等字画，用以自勉，但关键时刻，尤其几杯“马尿”下肚，就沉不住气，容易头脑发热，将这些人生格言抛诸脑后，以致追悔莫及。这叫胸无城府，用关中话说，叫巷子不深，也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
有一个故事该是出于某位愤世嫉俗的人之手：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一头肥羊问一匹饿得东倒西歪的狼：“为什么不多吃点东西长胖点？”饿狼说：“现在天冷了，东西不好找。”肥羊：“怎么会呢？人不是挺多吗？可以吃人呀！”饿狼却说：“没有胃口。”肥羊不解：“为什么？”狼说：“吃人？现在一些人的骨头软得像肉，而肉连人味都没有了。”
我人黑心不黑，看似粗皮大胯，实则细皮嫩肉，特别是脸部，面皮忒薄，生怕伤脸，说不出话，尤其在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按理，在党委办公室工作，与领导接触的机会很多，趁领导高兴之机，提出转入正式人事关系事宜，或者逢年过节，多去领导家里走动走动，联络感情。或许领导会看作“自己人”，当成心腹，或许看在我农村出身，无依无靠的分上，法外施恩，给我解决个人问题。但我不会来事，不会曲意逢迎，拍马巴结，至今连领导的家门向哪边开都不知道。也曾口头提过几次，大概扫了领导的兴致，领导或沉默不语，或以长者的口吻教训：“你还年轻，多考虑工作的事，至于个人问题，领导们会考虑的，不用你操心。”
话说到这个分上，再说来说去已经很乏味。
1991年，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在经济领域开始治理整顿，表现最为明显的是银行紧缩银根，泡沫经济得以遏制。影响最为严重的则是，企业形势直转而下，以往依靠银行贷款维持表面繁荣的企业，周转不灵，无米下锅，出现大面积亏损、停产。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县委能做的就是及时调整计经委的领导班子，原来的领导带着遗憾，灰溜溜地走了。新主任上任，一是熟悉情况有个过程，二是企业成批瘫痪，职工上访不断，一大堆事儿需要处理，领导脚面上的火都拨拉不清，在这个节骨眼上，麻烦领导，无异于自讨没趣，于是我便很知趣，张不开口，调动的事就又搁置起来。
“鸟过留声，雁过留影。”新领导上任，必定大兴土木，宛如到某旅游胜地，在围墙、石碑刻上“×××到此一游”一般，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所谓“前人种树，后世乘凉”。留下标志性建筑，让后来者“吃水不忘挖井人”，牢记其业绩，也不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长期以来，计经委一直分南北两院办公，为方便管理，卖了砖瓦厂之后，前任领导就决定用自留资金在北院兴建办公楼，并已付诸实施。新领导推陈出新，在办公楼尚未交付使用的情况下，又决定修建住宅楼。一方面给下属办点实事，显示皇恩浩荡，笼络人心；另一方面，那几年建筑市场鱼龙混杂，十分拥挤，在县级小单位，一把手是绝对的权威，无论大小事，都要“一竿子插到底”，这中间有无猫腻，天知、地知，局外之人，哪个说得清？
集资建房，单位补贴，比市价便宜不少，等于变相的福利。大家的态度都很积极，而我更表现出空前的兴奋，自告奋勇，请我的同学帮忙设计。我的同学刘××，是高考制度恢复后长安县第一个考入清华的学生，早我两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结构专业，在西安某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住宅楼分两居室、三居室，因为我的关系，七万多元的设计费只收取了一万五千元的劳务费，除去上缴单位的管理费和其他专业人员的报酬，我的同学自己等于白做。为了图纸，我不辞劳苦，骑着单车，多次奔波于长安与西安之间，具体跑了多少趟，已经记不清了。其间，施工方多次要求变更图纸，而刘××去了海南淘金，从海南打来电话，委托其同事更改，我夹在中间，予以协调，那种滋味别提有多难受。
原以为，家属楼必有自己的一套，因为在单位上班的人数总共不到五十人，而房子是六十套，而且许多人已经拥有一两套住房，我是真米实曲的困难户，当时就借住在仅有六平方米的门房里。可是分房方案出台，取消了两居室，全部变为三居室，住房面积增大了，户数却从原来的六十户压缩至四十户。
一位中层领导刚刚在老家盖了新房，又参加单位的集资建房，银钱紧张，便发牢骚：“他奶奶的，干了一辈子，倒拉了一屁股烂账。”
“若把你家盖成金銮殿、雍和宫，拉的烂账还多。”工会主席反驳道。
分房规定，未婚者与人事关系不在本单位的不得参加集资建房。
两条规定如对我量身定做，不大不小，恰恰合身。然而单位还有一位顶替父亲接班的，年龄小我几岁，也未婚。按规定他也不在集资建房之列，但其父是离休干部，“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负过伤”，有功之臣，天不怕，地不怕，领导就忌惮三分，于是急忙改口：“老干部是党和国家宝贵的财富。”便照顾了一套。
世间之事大抵如此，领导处理问题也与我卖肉如出一辙，抱定一个原则：老头吃柿子——净拣软的捏。善良的人总是吃亏。
经营形势日趋严峻，亏损企业不断增加。县政府也没辙，唯一能做的就是任用贤能，专家治国，计经委的领导也走马灯似的更换频繁。1992年，又更迭了新一届领导班子。主要领导是位读书人，颇有儒将风度，上任伊始，“八”字还未见一撇，便在媒体上将扭亏增盈的方略和盘托出，最后承诺，一年之内彻底消灭亏损户，否则就地引咎辞职。
既立下军令状，夸下海口，就非得采取切实措施，扭转乾坤。措施之一：调动企业领导的积极性，为厂长、书记兴建住宅楼，解决后顾之忧；措施二：领导包厂，机关干部下基层，与企业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
为企业领导集资建房，依旧采用我同学设计的图纸，照例没有我的份儿。理由是，我不是企业的人，更非企业领导。厂长、书记们工作在第一线，起早贪黑，多么辛苦，即使亏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同学后来知晓了此事，非要控告计经委，原因是图纸未经其审核并授权就擅自使用，一个地方与另一地方的地质构造不同，出了事故该谁负责。好在两个地方相距并不太远，地质构造可能也大致相同。总之，楼盖好了，并没有倒塌。我与同学喝了一晚上酒，相互开导，看在我还要在单位混，得罪了人于我不利的分上，方才作罢。
十年后，柴油机配件厂倒闭，拆除了厂房，地皮搞了房地产开发，职工们均分到了福利房。我则早已离开了单位，在社会上晃荡，人事关系虽仍放在该企业，可没有在企业上过一天班，对企业没有任何贡献，“三金”都无人交，福利房哪能轮到我？捯来捯去，弄得我连自己究竟是哪儿人都不知道，成了货真价实的社会闲杂人员。
至于领导包厂，机关干部下基层云云，领导干部手中掌握一定权利，社会交际又广，可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倒还有些许效果；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后，工厂自主经营，一般干部下到基层，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相反，会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带来消极影响，作为企业并不欢迎。大家发现这个问题后，便不太常去企业，而领导的指示又不能不贯彻，呆在家里闲得无聊，时间长了，倒会闷出病来。于是逐渐在办公楼四楼，没有办公室的地方形成了棋牌娱乐室。
有位老干部，人称“刘老干”，时任工会副主席，擅长跳舞，打麻将，最拿手的便是“闷八，一、四、七，缺门出风听”，倘若谁坐了高庄，刘老干便使出撒手锏，往往能起死回生，反败为胜。
一日下午，领导忽然接到通知，急需汇报材料，找遍一、二、三楼各科室，无人，以为大家都遵照指示，下基层去了，便回到二楼自己的办公室，亲自动手，准备相关材料。不知过了多久，待完成材料，走出办公室，天色已晚。领导正要锁门回家，却发现楼上滴水，以为下雨，返身回办公室取雨伞。然仔细一瞧，月光朗朗，繁星满天，丝毫没有下雨的迹象，便颇感诧异。抬头一望，四楼灯火通明，似有喧哗之声，遂上楼，楼上牌局正酣，有人内急，来不及如厕，站在楼道，溺于楼下。
转眼过了半年，企业的亏损户非但没有消灭，反倒把盈利户消灭了。到1992年下半年，计经委所属工业企业全面亏损，纷纷停业，企业到了破产的边缘。而该领导非但没有就地辞职，反而调离了计经委这个破烂摊子，荣升为副县长。
这时恰遇机构改革，计经委又分家为县计委与工业局，我是企业身份，当然属于工业局。分家后的工业局，趁机构调整之机，又进了不少人，这时的我已经浪迹于江湖了。
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一位朋友，在搞企业政工人员职称评定时，调到了市委宣传部，他曾经讲过一则笑话：某县委、县政府召开动员大会，主题是压缩编制，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会后立即行动，展开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卓有成效，形成经验，上报市委、市政府，得到上级的肯定。而县上的部、委、局、办则从原来的六十个变成六十一个，多出了一个“精简机构办公室”。
古时候，一名县令，几个衙役，连断案都行了。如今，哪一个县不拥有几十个部、委、局、办？又有几个部门不执法检查，搞些创收？衙门多了，浪费纳税人的银两权且不论，每家都要找些事干，门槛自然多，难怪老百姓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上学时，曾读过一本小册子，叫《帕金森定律》，大意是，一间办公室原来只有一个人，负责某项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招到两名下属，其人自然而然成为科长，再过了一段时间，两名下属也想过过科长瘾，各自招兵买马。有一点值得注意，招人的时候，不能只招一个，每次至少两名，最好成倍地增长。这样，科员成为科长，科长就变成了局座，如此这般，金字塔似的上升，用不了几年，原来的科员就变成了省部级。后来社会上出现了传销，我想，发明传销之人必定深谙“帕金森定律”。
读了一点书，识得几个字，闲暇无聊时写点文字聊以自慰也成了一件趣事。在单位写材料，必须贯彻上级精神，遵照领导的意图，填括号似的填充内容，水平能高到哪儿去？刚毕业时，将大喜大悲之事时常诉诸笔端，顺应时代潮流的，拿出去发了，不合时宜的，压到箱底，想着留到以后，倘有机会，整理出来，也算是一段心路历程。然而，十数年来，命运多舛，如雨中浮萍飘忽不定，居无定所，几经搬迁，所写的文字慢慢地遗失殆尽了。当然，这与后来的封笔不无关系。
大概是1991年，县委宣传部、《长安报》联合举办征文活动，按照领导的意图，我写了一篇关于企业改制方面的文章，题目已不记得了，发表在《长安报》上，获得一等奖。想不到的是，报社与政法委的两位同志，将文章稍作改动，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名字缀在了我的前面。领取获奖证书时，我才发觉了此事，当即撕毁证书，从此辍笔。
2003年，《南方都市报》记者姜英爽采访我时，无意间提到此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可能是记录失误，也可能是为行文之便利，竟将改我文章之人说成是报社的主编，弄出许多误会，其实与薛亚利先生并无半点关系，况且1991年时，薛先生也并非报社的主编。
七农村社教（1 ）
20世纪90年代初，不公正的待遇与诸事的不顺心，犹如疾风暴雨般向我袭来，使我的心一下子凉到了冰点，我开始自暴自弃，酗酒、打牌、逛街，过一种自由散漫的生活。如果不是割舍不下烟、酒的刺激，真想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1992年夏，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简称“农村社教”。由于农村条件艰苦，大都市的人自不待言，即使在小县城里呆惯了的机关干部们，谁也不乐意去。而我当时身心疲惫，情绪异常低落。我心里清楚，长此以往，自己的一生将会毁于一旦，但是自己管不住自己。为了换换环境，调整心态，从头再来，我强烈要求去农村，甚至扬言，若不批准，就请病假。因为当时的心境实在太坏了，看猪狗都不顺眼，连桌椅都想踹一脚。
好在当时是孤家寡人，了无牵挂，可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脚一抬就算搬家。
终于如愿以偿了，我被分到马王镇新庄村。那是个容易被人遗忘的角落，地处长安县最西边，与户县为邻，民风淳朴，阡陌纵横，泥土飘香，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一派田园风光，正是修身养性的所在。
我们一组五人，其中有一位女同志，是某中学老师，自幼生长于城市，对农村环境不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