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看世界-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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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一下，一个天生不善于商业，天生而且后天的培养使之成为适合做学问的人，被分配到一个西部偏僻县城的小企业里，那么最后从事类似卖肉的行当，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如此而已。
对“北大人”卖肉的惊讶是传统社会等级观念的体现——这种观点我不认同。因为，人与人在权利上是应当平等的，但是，人与人生来却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或许就是唯一体现在智力上。无论应试教育有多少问题，能考上北大本身就是智力成就的一种证明。而陆步轩被发配到一个毫不相干的企业里并最终操起刀斧，是智力优秀分子命运的沦落，而这种沦落，因由非在陆步轩本人。
社会进入多元化时期，每个人看待问题都有各自不同的角度，有赞成便会有反对，这很正常，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2003年7 月29日，《工人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曹林的文章《“北大才子卖肉”与“文凭崇拜”》其中写道：笔者认为，公众对“北大才子街头卖肉”新闻的这段惊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凭崇拜”。在我看来，“街头卖肉”是市场经济下，企业人才使用与个人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这种社会自生自发的理性制度不应该因为卖肉者是“北大才子”而受到质疑。
是不是北大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都是“人中之极品”？是不是政府要为北大毕业生找到好工作才算是成功的政府，才算是不失职的政府？这恰恰与当下社会人才使用中企业与个人双向选择的理念相悖，与政府“不再以强制的手段干扰人才使用”的政策相左，以前媒体上曾经有过“中国改革的成功与否要看北大教授是不是拥有了私家车”的争论，难道我们也要搞出个“人才使用的理性与否要看北大学子是不是能找到最好的工作”？
在今天社会大环境下，北大出来的人没有找到好的工作以致“沦落”到街头卖肉，反而恰恰说明了社会人才使用制度中双向选择的纯净度越来越高，企业与个人都越来越理性和成熟。事实上，据新闻内容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示，陆步轩在失业后曾多次找过工作，但最终没有被录用。企业的理性在于，没有因为陆步轩是“北大才子”，有一张北大的文凭就“收归门下”，而是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陆步轩的个人能力进行了理性的选择，在文凭与实用之中选择了后者；而陆步轩的理性在于，没有因为自己是北大毕业的，就放不下架子，也没有因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在委屈中愤世嫉俗。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在别人看来“低贱”得与自身身份不符的职业：当街卖肉，以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责任。敬佩之余，我们更应该尊重他个人的选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和舆论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呢？我真希望，政府千万不能因为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审判”就积极地干涉陆步轩的工作问题，或是指派哪个企业接收陆，或是强制哪个单位收留陆，这只能破坏本来很理性的双向选择，企业的人才选择权应该是绝对的；公众也不要再把矛头指向所谓的“人才浪费”和“政府失职”了，毕竟陆没有找到好的工作可能在于他个人能力方面存在着许多缺陷，比如说个人推销，自我包装、自我定位、人际交流等方面的能力漏洞，这些能力的提高都需要我们的公众去帮助他，去鼓励他，这才是要紧的事。
值得声明的是，陆步轩曾经被借调到长安县计经委工作几近三年，计经委即后来的计划委员会和工业局。工业局主管县办企业，该陆对企业情况了如指掌，绝不会睁大眼睛再往火炕中跳，即使失业之后，也不会再去企业寻找栖身之地。眼看着一家家企业停产、倒闭，一次都不可能，更谈不上多次。那么“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陆步轩的个人能力进行了理性的选择，在文凭与实用之中选择了后者”实为无稽之谈。国家机关与行政事业单位臃肿庞大，人浮于事，又有“编制”这道门坎，缺乏一定的人脉背景，企业人员想要改变身份，端上国家的铁饭碗，简直难于登天。陆步轩泥腿子出身，祖上风水欠佳，人老几辈都于黄土之中刨食吃，祖上贪生怕死，既未参加老红军，又未加入老八路，社教中还是个中农成分，与“根红苗正”一点也扯不上关系，何来提携？陆步轩明明知道自己姓甚名谁，除了某中学外，从未联系过任何单位，甚至连曾经借调过他的长安县工业局都未找过，以免碰歪了鼻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全国各大媒体报道、评论陆步轩的文章铺天盖地，何止千百，其观点或褒或贬，或无所谓。而作为长安区委、区政府的喉舌，其机关报《长安报》万千文章不选，偏偏看中曹林先生这一篇文章，是曹先生文采好，立意巧妙，还是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其用意显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光明日报》发表郭之纯先生署名的“一家之言”，认为“才华不是一种虚名，才华也不取决于师门的高低。对于真有才华者来说，如何成就并不取决于身处何境，如贝多芬耳聋偏能作曲，大作家陈忠实几乎要去养鸡，比尔。盖茨在车库里成就宏业基础……”“如果‘才华’不能转化为‘本领’，那种所谓的‘才华’便只能是屠龙之技。”
不知郭先生是否听说过陕北拥有数项发明专利的高级工程师照样给单位看大门，咸阳街头工程师依然在擦皮鞋谋生，更有宝鸡大山中的留美博士陈声贵在养猪……这种偷换概念，以点带面的文字功夫着实了得，请郭先生注意，纵然陆步轩不济，起码是“吃得宴席打得柴”，拿得起放得下，拿起笔能吃文化饭，拿起镢头、铁锨还能种庄稼修理地球，实在混得没办法，拿起屠刀还能杀猪卖肉，还不至于把一支破钢笔故意七扭八拐，被人当作枪手，看人颜面，仰人鼻息。把您郭先生放在黄土高坡试试？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报道得多了，北大副教务长、教务部长李克安教授脸上挂不住了，“打狗还得看主人”，于是公开表示，如果需要，学校愿意为陆步轩提供必要的帮助。但北大校长许智宏先生认为“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行行出状元，北大的学生同样可以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甚至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让大家到美国加州或者纽约去看看，中国出去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开餐馆的、跑单帮的、做小买卖的比比皆是，我们的大学生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研究生也是这样。现在就业完全是市场导向，所以，大家不要奇怪大学生培养出来后去干第三产业的工作。
如果王委员能够举出例子，说美国加州或者纽约的高级知识分子能够在北京、西安或者中国其他地方开餐馆，端盘子，跑单帮，做小买卖则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尊敬的校长先生，既然：“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那么何不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在北大开设屠夫系，内设屠宰专业，拔毛专业，剔皮剁骨专业，那样卖起肉来岂不更专业。
李教授不愧在官场上混得久了，深谙为官之道，懂得见风使舵。既然顶头上司发了话，得当圣旨来接，弯子转得倒挺快：没错，我确实说过愿意提供帮助，现在你来问，我还是这句话，可有的报道不全面，北大开创至今，毕业生少说也有几十万吧。“包”得过来吗？也绝不可能“包”。出了校门就是独立的人，出了校门就要学以致用自己打拼。打拼的路子很多，个别学生当街卖肉也不足为奇，谁规定了北大的学生就不能卖肉了？我看陆步轩卖肉就卖得挺讲究，他诚信经营，善于推销，卖出了水平，卖出了名气，他给肉店取名“眼镜”，就很有见地。虽然他初次分配没能“专业对口”，但自我选择时多少发挥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优势。现在的大学生动不动就抱怨就业难，“专业定终身”的过时观念，应该摒弃，“宽口径，复合型”的素质教育必须推行，一流高校赋予毕业生的，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业保险”，应该是一流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能力。多元化的社会，肉能卖得好，也是出息。
大家都是胸膛挂笊篱——劳心过余。且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怎么说：也说“陆步轩现象”
近日，“北大毕业生长安卖肉”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北大学子陆步轩，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陕西长安县的一家机械配件厂工作。由于学非所用，想调动工作也未办成，几次波折，最后只好当街开起了肉店，维持生计。［517z小说网·。517z。］
这件事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北大毕业生”与“卖肉个体户”的鲜明对比，也与人们关心西部大开发中的人才成长和使用环境不无关系。因为在此之前，为动员应届毕业生到西部去，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优惠措施。然而“北大毕业生长安卖肉”，却与此形成了强烈反差，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人们关注的，不全是陆步轩个人的命运，而是西部有怎样一个人才成长和使用的环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陆步轩这样的处境？难道仅仅是个人时运、能力不济，才出现这一现象的吗？
虽然“北大毕业”说明不了什么，但从陆步轩的成长轨迹看，他绝非是人们所说的“高分低能”的那种，在毕业分配不尽合理的情况下，他曾努力改变过；在无奈只好下海经商的时候，他还曾“红火”过；即使生意失败，只能卖肉为生，他也显示出肯动脑、会用脑的一面，一个“眼镜肉店”的店名，起得何等有创意！据报道，在经营上他也有板有眼，声誉颇佳。然而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他在学校所学的语言专业，不能用来支持他单枪匹马闯市场。尽管卖肉为生，合法经营，并没有什么不光彩，但是对陆步轩来说，显然用非所长。
有人认为，人就是要适应环境，逆境才能锻炼人；还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优胜劣汰”，陆步轩虽是名校毕业，生意却没有成功，那他就不算人才。中国自古确有成大才者要“饿其体肤”、“劳其筋骨”之说，逆境中确有成才者，然而实践也证明，并不是人人都是超人，恶劣的环境同样能阻碍人才的成长；人才也并非“全知全能”，既能打鸣又能下蛋固然最好，但却并不完全符合人才成长和使用的规律。
调查数字显示，东部平均每100 人拥有科技人员18名，西部只有2 名，东部乡镇领导的学历在大专以上的占64％ ，西部不足20％。西部确实急需人才，但是也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呼吁人才匮乏，一方面本地人才未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面花很大力气引进人才，一方面却是人才用非所学，造成浪费。如果不改变人才使用的大环境，如果不是用求贤若渴的心情去关心人才的成长和使用，还会出现更多的“陆步轩现象”，从而使有志于参加西部建设，特别是有志于建设家乡的西部学子感到寒心。
同情、怜悯弱者，是人们的天性。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舆论一片哗然，一时之间，眼镜肉店门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陕师大实验中学、《法制日报》内参部、《西北化工信息》、航天中学、陕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陕西民俗博物院、西京大学、华山学院等数十家单位派员登门与我洽谈，更有数以百计的企事业单位打来电话，发来信函，向我伸出橄榄枝。感人至深的，当属三原县教育局、《西藏青年报》所属的《作文精选》编辑部、西安工程科技学院，他们为挖走我这个“人才”，主要领导屈尊移驾，三顾茅庐，情真真意切切。
这一切，给长安区委、区政府造成了无形的压力，尽管我回乡已经十五年，其间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区委、区政府的班子更换了一届又一届，我的具体情况现任领导不一定十分清楚。但在《华商报》初次报道的当天，区政府办的一位科长即约我吃饭，打探口风。第二天清晨，一辆黑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停在我门前，我同学的堂兄走下汽车。
我的同学1984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与环境保护系，环境工程专业，与我同年毕业，分配至西北电力设计研究院，工作不太顺心，遂下海经商，深知经商之苦衷，多次在其堂兄之前提及我，其堂兄在任长安区×镇党委书记时，与人事局长交好，曾千方百计找到我，以个人的名义将我介绍到人事局长跟前，希望为我解决工作问题。尽管当时并未办成，但我知道长安的事情错综复杂，堂兄尽了力。我非忘恩负义之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只恨自己位卑言微，报答无门，遂将之看作兄长。
兄长告诉我，他刚调入区委办公室，区上领导对我很关心，此前三天，他还与书记谈及此事，拟调我到某单位从事文字工作。不料短短几天，竟让《华商报》给搅和了。他现在在区上，与领导接触较多，又是我同学的哥哥，如同我的兄长一般，希望我沉着冷静，遇事多找他商量，以免做出鲁莽之事，令亲者痛，仇者快。临走，又问我有什么想法和要求，他可以带给领导。
对于兄长所言，我自然深信不疑。我的根虽然扎在长安，可这么多年，混得不如人，自惭形秽，与外界接触甚少，身边还真缺少遇事帮我出主意、想办法的贴己人。难得兄长热心，又见多识广，便愉快地答应。
2003年8 月1 日早晨，星期一，即《华商报》连续报道的第三天，天气炎热，我照例在肉店里忙碌着。
见得多了，我的神经已经麻木，新闻归新闻，报道归报道，说得天花乱坠，子虚乌有的东西，既不得顶饭吃，又不能当衣穿，哪有花花绿绿的人民币来得实在？所以尽管采访的、关心的、甚至还有瞧热闹看笑话的，把我的门槛都能踢断，我仍不为所动，门照开，肉照卖，养家糊口的手段，一天都不能丢弃。
约九点钟，区人事局干部科×科长来到我的摊前。
“×局长来看你，能不能将手头的活路放下，说几分钟话？”
我毕业那年，×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