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智慧-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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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这和军队经商的性质是一样的。把科研人员都毁了。
黄:也破坏了学校的培养人的环境。
王:这是普遍的。
255黄:把科研所划给公司。打个比方,就像“文革”
中工农兵走进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东西叫创新?我不知道创新在什么地方,还说是“把科研人员推向市场”。公司要什么,研究所就做什么,那还有基础研究吗?
王:公司对学校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就是给学校上交一笔钱。
黄:我们叫“上贡”。
王:人家说,基础研究对富人是保险,对穷人是赌博。可是在学校,不能这样说。因为学校最重要的目的是产生人才。
黄:教授不是把目光注视国际学术的最前沿,而是要花很大力气争取资助,维持课题组的生存。研究的是生存,不是前沿。首先是管肚子,是饭菜票,是改善用的和住的,然后才是做什么研究。
这话不一定正确,至少有点偏激。但却不能说没有一点根据。
这一年,按照统计部门的调查,我们国家用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资金,折算成美元,大约有27亿,这和微256软公司每年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差不多。
在一片“资金短缺”的呼声中,圈子里面真正洞悉内情的人还在发出另外一种抱怨:拿中国学校和外国学校比,中学比他们的好,大学不比他们差,研究生就不如人家了。“硕士还勉强,博士就差得太多,”黄昌宁说,“差在科研水平上。你的科研在世界范围怎么样?如果是同一个水平,可以说,出来的博士也是同一个水平。
但如果差了10年,你的博士怎么会比人家的好呢?总体科研水平差,培养出来的人就差,这是可以推算出来的。“黄昌宁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计算语言学专家,今年62岁,一副黑边眼镜,一头白发,两道眉毛又浓又黑,显得异常突出。人家都说计算机的世界是年轻人的天下,但黄昌宁却是个例外。1999年春天,他从清华大学教授的位置上退休,立刻成为很多学校和公司追逐的对象,香港大学还给他发来了聘书,但黄昌宁最后接受了李开复的邀请,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里担任自然语言小组的经理之职。在希格玛大厦,大家全都叫他”黄老师“或者”汤姆“,他也觉得自己就像眼前这些年轻人,事业的历程刚刚开始。
257但他毕竟和他们不同,他是“过来人”。他承认自己“有一些很痛苦的经验”。他这大半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读大学的时候,饿着肚子“大跃进”。后来搞核反应堆,搞原子弹和氢弹,又在清华大学做教师。
然后是“文革”,批判自己和批判别人,思想改造和下乡劳动。到了80年代,他开始学习计算语言学的时候,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这门学问既是计算机学又是语言学,说到底也就是让计算机懂得人类的语言。虽是半路出家,他特别有兴趣。不过,他始终不能全力以赴,他说他要“花费70%的精力去跑政府跑企业跑什么基金会,求爷爷告奶奶,要经费”。眼看着那些拿到钱的人不做研究,做研究的人拿不到钱,他就生气。清华大学很多课题组,就因为没有经费解散了。有些打着政府招牌的机构,“可以永远不做课题,但却永远有钱也不会解散”。他把一肚子的气憋了几十年,一直到他进入希格玛大厦的时候才吐出来。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可以只问研究不问钱:“在这里,你最担心的是本事不够大,做出来的事情不够水平。至于钱,那是不封顶的。”有人看他一脑袋白发还给外国人打工,说他“晚节不保”,“有损自尊心”。他说:“科学没有国界。”还说:“你只要看看市场上的汽车、258彩电、移动电话,就会知道让外国企业进来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听到那些大骂微软是“侵略者”的声音,他就反问:“让计算机在中国人的手里变得更好用,这件事对中国人价值不是更大吗?”看到周围都是年轻人,他不是感叹自己太老了,而是感叹:“学校太老了。这样下去,压制了年轻人,也耽误了整个国家。”无论是黄昌宁还是王坚的观点,都代表了许多人的意见。事实上,很多在外企工作的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忧国忧民之情,一点也不次于那些整天在嘴上高喊“民族精神”的人。他们一天到晚为外国人做事,这不假,但他们的工作对自己国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至少要在那些除了“大批判”就什么也不做的人之上。1999年春天,“基础研究”之风刮起来的时候,这些人特别兴奋,都说这是击中了中国科研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只可惜这“兴奋”不是来自中国自己的企业,而是来自微软。
公开的舆论怀疑微软的“基础研究”中潜藏着无限杀机。很多中国人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个年销售额好几百亿美元的公司,会干出“只花钱不赚钱”的事情来。
259方正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肖建国劝那些疑虑重重的人说:“没有必要担心,因为他们说得很清楚,是从事基础研究。这与我们的研究不存在冲突。”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也试图给人们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印象。他说:“好的软件像一串项链,微软中国研究院是用中国线串外国珠子,而我们是用中国线串中国珠子。”但大多数人还是不信。张平说:“它的目标也会是非常明确的,占领未来中国市场。”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基础研究只是微软的一个幌子,它看中的只可能是中国的市场。”外国人面对中国人的这种争论,通常只是站在一旁看热闹,这一次,有不少人忍不住加入进来。
一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说:“微软从来都是一家最讲现实的公司,它所说的基础研究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基础研究不会太一样。”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李开复所说的“基础研究”和那个时候大多数人理解的“基础研究”的确不一样。不过,这是后话。
科研方向:把机器当作人,不是把人当作机器根据后来印制的时间来推测,李开复的《科研的方向》一文,应当是完成于1999年5月。几个月前,他在260北京对记者阐述同一个问题时,还只是一些朦朦胧胧的想法。他说,“微软公司投资基础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开发出新技术”,是为了“改善用户在使用计算机过程中的体验”。还说,“我们将能使计算机会看,会听,会说,会学。”现在,他把自己的想法尽量铺张开来,先是展望未来,然后就提出一连串让计算机用户头疼的问题,诸如:带宽的供不应求问题;无序信息爆炸的问题;多元操作环境的问题;用户界面的易用性问题;多媒体技术的集成问题。这些“问题”让那些外行人看了不知所云,但他接下来开列的三个“新一代”,却是任何人看了都会明白的:新一代多媒体--首先,将研究“网上多媒体”。新一代多媒体将以因特网为中心,而因特网本身最大的问题就是带宽永远供不应求。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将进行最新的网络和压缩研究。希望能将多媒体信息的索取变得更简便、快捷、经济。我们将实现多媒体的自动分析、有序化和可视化。将无序的多媒体变成有序。我们将研究如何把计算机视觉、图形学与数字视频相结合,以实现“互动式多媒体”。
新一代用户界面--让人们能够用更自然、更多元261的方式和机器“交谈”,让使用计算机像与人交谈一样自然。
新一代信息处理技术--尤其是中文处理技术。让中国人将来使用中文计算机像美国人使用英文计算机一样轻松,方便。我们希望最新的自然语言技术加上键盘、语音和手写体识别技术,能够结合成一个最人性化、最迅速的输入方式。我们计划研究跨语言的检索技术,比如能对英文文本提取大纲和关键词,并将这些信息翻译成中国人可以利用和理解的文字。
悟性好的读者即使完全不懂计算机技术,也可以在其中看出李开复的一个重要思想:科研的发展应当以人为本。把机器当作人,而不是把人当作机器;让机器适应人,而不是让人来适应机器。未来研究微软历史的人,实在不可忽略了这个思想,也不可忽略了这篇文章。平心而论,它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开创史上,乃是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倘若日后中国计算机软件业真如我们期待的那样振兴起来,这文件也是值得书写的一页。李开复本人以英文见长,但此文全部以中文写成。从行文的方式来看,他是将它作为能够公开的文件来写的。不然他262就不会在文章的结尾处充满激情地写道:“我更期望上述创新能够对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计算机难题有所帮助,进而造福12亿中国人。”此前我们曾经谈到,当中国人知道微软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研究机构的时候,是怀着一种既自豪又蒙羞的心情的。但是有迹象表明,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这件事本身的价值。事实上,尽管微软看中了中国大学校园里那些年轻人的才干,也的确关注中国未来的市场,但直到1998年初夏,微软公司董事会已决定将研究院设在中国的时候,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时,公司领导层中大多数人倾向于开辟一个小型机构--也许只具有象征意义。仅仅因为李开复在这个夏天的加盟,才使整个计划的面貌为之大变。这情景有如一副桥牌,原有的牌点勉强可以成局,忽然来了一张新牌,一下子叫成“大满贯”。
一年以后,也即1999年夏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李开复真的做成了一副“大满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组织结构已经建立起来,包括6个研究小组,一个软件开发部和一个行政部门。人员也大致各就各位:263网络多媒体组:张亚勤首席科学家、副院长。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
李劲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
李世鹏研究员。李海大学博士。
朱文武研究员。纽约理工大学博士(1999年秋天加盟微软)。
邵怀荣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
张黔副研究员。武汉大学博士。
王宏武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博士(2000年5月离开研究院)。
吴枫副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
多媒体计算组:张宏江主任研究员。丹麦科技大学博士。
江灏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2000年5月离开研究院)。
陈向荣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
264文继荣副研究员。中科院计算所博士。
晏洁副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
杨雨东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
陈劲林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1999年秋天加盟微软)。
祁卫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
形象计算组:沈向洋主任研究员。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
郭百宁研究员。康奈尔大学博士(1999年初冬加盟微软)。
李江研究员。浙江大学博士。
刘文印研究员。以色列工程技术学院博士。
徐迎庆副研究员。中科院计算所博士。
吴【FJF】竁【FJJ】升副研究员。中科院计算所博士。
王立峰副研究员。浙江大学博士。
童欣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
265多通道用户界面组:王坚主任研究员。浙江大学博士。
张高副研究员。中科院软件所博士。
韩坚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
音字技术组:李开复院长。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
张益肇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李明镜研究员。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
邸烁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2000年6月离开研究院)。
陈正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
高剑峰副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博士。
黄超副研究员。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
周健来副研究员。中科院声学所博士。
自然语言组:266黄昌宁主任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
周明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
刘挺副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2000年5月离开研究院)。
蔡东风副研究员。东京大学博士(2000年1月离开研究院)。
王海峰副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2000年5月离开研究院)。
荀恩东副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
朱江语料管理员。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硕士。
软件开发部:凌小宁软件开发总工程师。俄勒冈州立大学博士。
王庆软件开发组组长。清华大学硕士。
孙宏辉软件开发工程师。北京大学硕士。
陈通贤软件开发工程师。北方交通大学学士。
杨飞技术支持工程师。东南大学学士。
267胡春辉软件开发工程师。清华大学硕士。
李岩软件开发工程师。清华大学硕士。
孙燕峰软件开发工程师。清华大学硕士。
顾烈软件开发工程师。北京大学硕士。
王强技术支持工程师。北京理工大学学士。
高校关系及营运部:陈宏刚经理。华盛顿大学博士。
尚笑莉公关及招聘经理。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专科。
王瑾高校项目经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士。
夏鹏高校关系经理。电子科技大学学士。
陈蕾执行助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
郑薇行政助理。首都师范大学学士。
张静行政助理。首都师范大学学士。
我们国家的报纸在报道事实的时候,往往不是夸大就是缩小,但是这一次记者们用不着做任何加工,就在268报纸上发表了如下文字:“微软中国研究院已经发展到60人。”
“在高级研究人员中,从海外回来的有8人。”
“研究队伍的建设已基本完成。未来的研究方向已经确定。”“微软中国研究院扬帆起航。”
如此“会议”如此人虽说是“扬帆起航”,但情形却有些奇怪,这么些博士、硕士和学士,从国外来的和从国内来的,一下子汇聚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坐在四季恒温的办公室里,用最新的装备,拿着高工资,喝免费饮料,吃优质午餐,还有背景音乐在耳畔伴随,但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面,却没有人来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
一般中国人在学校的时候,习惯于老师出题目,到了参加工作的时候,习惯于领导派任务。他们对于西方公司的印象,无非是报纸上的那些描绘,或者次等影片中的那些镜头:充满了紧张争斗的气氛,资本家(后来又时兴说“老板”)大声吼叫,员工忙不迭地说“是”,269三步并做两步,一边嚼着“汉堡”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