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智慧-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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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有点心虚地谈到自己：“进入1999年，明显感觉到有点艰涩起来，时不时地有找不到合适参考资料的奇怪感觉。”这倒是一句老实话，但如果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参考资料，就拿一些不合适的资料来参考，就不是老实的了。事实上，方的那些让他成名的东西，大都是这一年里写出来的。看来，无论怎样“艰涩起来”，也不会妨碍他“拿起笔做刀枪，口诛笔伐上战场”。
2000年1月22日，他以《起来－－挑战微软霸权》一书作者的身份，登上北京的讲台，种种心虚的感觉一扫而光。演讲的名目是“与成功者对话”。这表明，他的身份由“挑战者”变为“成功者”了。“对话”的主办者用心良苦，不说“资本”，而说“知本”。意思是，金钱不是“本”，知识才是“本”。其实无论什么“本”，背后305还是少不了利润。《北京晚报》提前三天发布消息，大标题是：“知本讲座开出千元票价”。又介绍道，方兴东刚刚办好手续，从清华休学创业，开办了一个“互联网实验室”。他“除了讲述自己成功的历程外，还将分析21世纪哪些领域是成功者的乐园或陷阱”。“千元票价”和“休学创业”，也许都是真的，可这“成功者”的名分，让人有些莫名其妙：此人除了诅咒微软，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之外，还有什么“成功之举”呢？
精明的看客听不懂方兴东嘴里的话，却看懂了方兴东心里的这个门道。其中一个名叫“庸人”的人，口口声声称方兴东为“方先生”，说这位“著名IT评论家”
是“我的偶像”，还在《精品购物指南》上，以“大蒜”
为例，把这位“偶像”的战略描述得淋漓尽致：在商业社会里，如果我发现种大蒜能发财，我连我爸妈都不告诉，就躲个山沟里种大蒜去了。而如果我发现种大蒜不赚钱，你就是给我说出天花来我也不去种大蒜。再如果大家都跑去种大蒜，但种大蒜现在又赔钱，我又不知道种大蒜将来是否会赚钱，谁也不知道种大蒜怎么赚钱，但大家都知道只要你能把大蒜卖到自由市场306的管理员手上，那你就肯定赚钱！那么这时我会怎么办呢？你们肯定猜到了。我要办个“大蒜研究室”，我可以给人搞调查，可以给人出点子，当然我还可以出书，可以给媒体写稿子，名字我都写好了，就叫《挑战大蒜霸权》。当然我这里是学习了方先生的一些办法，否则我这个笨人怎么会想出这样精妙的点子？
方兴东看了这些话，也许又要“挑战”，但更有可能是正中下怀。他的所有文章，都是在告诉人们一个道理，骂人和挨骂都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力”，人家只要“注意”
他，他就有了“经济”，也就是所谓“注意力经济”。他说：“注意力经济含含糊糊，朦朦胧胧，令许多人不屑，但细细琢磨，倒还真切合互联网发展的许多门道。”从事情的经过看，他是在1999年悟出这个“门道”
的。此前他也写过不少“IT评论”，却始终寂寂无名。此后他和几个盟友组成一个“论坛”，一边大骂比尔．盖茨，一边互相表扬。这个说那个“著名”、那个说这个“敏锐”。
报纸上一边刊登方兴东“报告会”的订票联系电话，一边说，一些公司准备把“报告会”的票作为礼品送给客户，还说“与其吃吃喝喝，不如送上一份营养丰富的精307神套餐”。方兴东自称是“第三只眼睛看互联网”。朋友就接着说，方兴东的那双眼睛值多少万元。想来这是为了抬高他的眼价，可是，就算一个凡人的肉眼，你要拿多少万元去买，人家也不会挖出来给你呀！所以，与其说方兴东想要标价出卖自己的眼睛，还不如说，他是想要无偿地得到别人的“眼睛”。这又有他们自己的逻辑为证：“注意力经济”也就是“眼球经济”。把这话说到底，就是依靠吸引公众注意力来赚钱。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希格玛大厦里面来，看看1999年夏天这里发生的事情。
尚笑莉一如既往地上班，希格玛大厦第五层也没有像罗迈克担心的那样“关门”，不过，就在这同一座楼里，每个人内心的情绪也不一样。刘文印就表现得异常气愤和激动。他说，他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中国人一定“要靠自己，不能指望任何人来帮助我们”。他在饭桌上激烈地批评美国人的行为，呼唤同事去参加悼念死者的会议，但他没有去游行。他在公司开辟的追悼会场门边拿起一朵小白花戴在胸前。回到办公室，又郑重其事地将白花摘下，插在“戴尔牌”计算机的显示器上。直到半年后，308刘文印的那朵小白花，还挂在电脑一角，每天伴随屏幕闪烁着凄惨的光芒。“我不是随手插在这里的，”刘文印说，“是我的感情让我插的，让我天天看到。要说这是‘民族主义的情感’，可能夸张了一些。我说不出是什么具体的原因。我是很热情的人，不是冷漠的人，也许和东北人的本色有关。东北人不太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很执着。“但是另外一个人并非来自东北，却仍然激愤。她是吴士宏。那时她领导的微软中国公司就在希格玛大厦第六层，刘文印参加的追悼会，其实就是她组织的。她在两个月后辞去总经理职务，加紧撰写一本自传体的书，里面以很多篇幅来描述她在微软的人事纠葛，但有时候也喜欢讲一些纯粹属于”民族大义“的情感，好像她与微软公司的决裂与她的爱国主义情怀不无关系。她的自传在10月出版，名叫《逆风飞》，就像方兴东在4个月前奋起”挑战微软霸权“，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
她提到爷爷被日本人暗杀，她“从小埋下了仇恨日本鬼子的种子，种子跟着我长大至今”。不过，激发起她的爱国热情的最重要的事件，是“北约轰炸”。“1999年3095月8日是中国的耻辱日”，吴士宏写道。她原本计划在5月10日这一天休假，回家纪念自己的生日，但有了这样一个“耻辱日”，“郁闷悲愤终日不可名状”，“第一个冲动是想报名去南斯拉夫”。她感受到白领们经常会遇到的那种外企雇员身份与民族感情的矛盾，“痛感自己的‘另类’身份”，但又坚持“作为中国人，至少能有哭一场的权利”。于是，她决定在希格玛大厦召开追悼会。那一天，她义愤填膺地率领属下雇员控诉“美帝”罪行的时候，李开复和张湘辉这两位兼有华人血统和美国公司主管双重身份的人，全都未到现场。她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讲，声泪俱下，慷慨激昂，把她的鼓动人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罗迈克对属下的激愤不知如何是好。尽管他对事态的严重性作了充分估计，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竟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只好去找微软中国公司一位高级经理排解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过街老鼠，没有地方躲藏。”罗迈克对那位经理说。这一边，吴士宏的义愤在会场上激起的议论仍未平息，大家都是为了悼念烈士而来，可是有人渐渐觉得话题似乎离开了追悼会的主旨，其中310一人当场说：“我觉得她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悼念，也是为了她的‘本地化’。她是想让罗迈克知道，他不了解中国人，不能管理中国人。”这种议论不一定真的符合吴士宏本人的意志，但却不能说完全属于“空穴来风”。此中关节，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提到。
刘文印成为微软雇员还只是几个月前的事情，对吴士宏的“本地化”方针，以及这个方针在公司内引发的种种纠葛，自然无从了解。他在1999年夏天对于“美帝罪恶”的愤怒并不次于吴士宏，但却没有到“声泪俱下”的程度。“在微软工作，应该说有一些为难。”他说。他倒没有“过街老鼠”的感觉，但却“有一种夹在中间的感觉”。不过，他总算还能找到如下理由为自己排解：“首先，我是一个中国人，不因为我替美国人做事，就不能表达我的感情；第二，我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为了美国政府，对中国人也有好处。一个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毕竟是两回事。”这样看来，若说我们的人民当中积蕴着一种民族感情，的确不假，但却有另外一些证据表明，对于美国人，中国青年充其量也只是抱着一种爱恨交集的复杂情感，并没有一种势不两立同仇敌忾的情绪。
311大而化之地看眼前情形，又可以发现，微软所谓“脑力激荡”的文化一旦移植到中国这块土地上，多少会增加一些五彩缤纷的复杂内容：你尽可以不问政治只走你的“白专道路”，但却不能保证政治必定不来找你的麻烦，有如吴士宏之“郁闷悲愤终日不可名状”，和刘文印之“夹在中间的感觉”。
分享思想的火花“科索沃事件”以及北京的“反美风潮”发生之后，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国际商用机器、惠普、卡西欧、英特尔……差不多都把自己藏起来。虽然还没有仓皇逃亡，但却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只有希格玛大厦不同。微软精神中“我行我素”的那一部分，这时候格外引人注目。六层一如既往地讨论“维纳斯计划”。在第五层，李开复照样在记者面前大谈自己的科研方向，研究员们照样展开他们的“脑力激荡”，工程师照样写他们的程序，尚笑莉也照样为“21世纪的计算”大会忙里忙外。
《微电脑世界》的主编熊伟很快发现这种情况，就在自己的刊物上写道：“微软照旧做它愿意做的事。”
张宏江直到5月份才在希格玛大厦正式上班。所以，312他领导的小组是6个研究小组当中启动最晚的一个。如前所述，这时候正是我们国家反美情绪风起云涌的时候，张宏江却是熊伟说的那种“做他愿意做的事”的人。
最初两个星期，他也沉默。到第三个星期，他说他要向研究员们作一个报告，告诉大家他过去做过什么，到这里来打算做什么。这情形与沈向洋的做法不谋而合，又有些像美国大学的教授招揽学生。他说，他的专长是“对多媒体信息内容的理解、检索和浏览”。今后仍将继续这个领域的研究。他的目标是要让人们在网络上随心所欲地使用各种设备，而且能够迅速得到想要的信息。
无论你拥有什么样的带宽、什么样的设备、什么样的语言，都不会感觉到任何障碍。他所说的这个领域，也就是李开复在“科研的方向”里面说的“实现多媒体的自动分析、有序化和可视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张宏江在8年以前所开拓的，其功绩直到今天仍为人们称道。张亚勤说他是“先驱”，凌小宁说他是“鼻祖”，意思都是一个：没有人能取代他在这个领域中的位置。
当张宏江加盟研究院的时候，李开复以如下方式向一群记者介绍张的成就：313“大家都看过《倚天屠龙记》，那里面谁最厉害？”
“张无忌。”
“张无忌最崇拜的人是谁？”
“张三丰。”
“为什么？”
“……”
“因为张三丰是武当派的开山鼻祖。现在，我们微软中国研究院虽然有很多世界级的专家，但只有张宏江博士才称得上是开山鼻祖。”平心而论，“开山鼻祖”的说法有些夸张。因为，张宏江并非多媒体检索领域的惟一开创者，在他之前，已有人在这里做了不少事，只是全都不能达到他的水平。
当然，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图像检索”方面走在张宏江的前面，但张在“视频检索”方面则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人。“视频”与“图像”的区别，有如电视和照片。“视频”是运动着的“图像”，所以，张宏江的研究明显地具有更高的难度以及更广泛的应用范围。他在90年代初期发表的那篇论文，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1995年他的314律师劝他了解一下自己的文章被什么人引用过，他上网一查，吃惊地发现，竟有50多人在自己的论文中引用了他的思想。这些论文中有很多超过了他，但研究的框架还是从他那里来的。实际上，直到今天，走进这个领域的人还会阅读和引用他的论文。
张宏江讲了90分钟，一边讲一边放幻灯片，把他心里想的东西全都倒了出来。大家都在下面听，李开复也在听。李开复在过去几个星期中一直没有问张宏江在想什么，他仍然信奉着自己的原则：对值得信任的人，不用问他干什么。现在，他从心里赞赏张宏江的想法。会议结束的时候，李开复说，张提出的研究构架非常精彩但却过于庞大，还建议张把自己的题目分出一部分给别的小组去做。张宏江没有表示异议，但他更希望为自己的小组找到更多的人。李开复这时候显示了他在管理方面的刚硬的一面，他对张宏江说，“不要太自私了，你不能把人都要走。”张宏江后来说，他就是从这一天起，发现李开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式的经理”。他能判断你讲的和做的是否有道理。如果你对，他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你的意见。但他如果觉得你错了，就会向你挑战，315而且会非常不客气。
其实，李开复这时候心里想的，不仅仅是“对”与“错”，他还想着一个时间表。他在半年以后有一次谈到自己当日的动机。“在中国做事情，就是要有一个时间和目标。”他说，“我们第一步是在中国政府面前给我们的形象定位，第二步是在学生面前给我们的形象定位。再下一步，我们的问题是：得到微软总部的认可，然后得到比尔的认可。”所以，他在心里已经把6月28日当作一个时间目标。那一天，美国和英国那一边，很多世界知名的学者，还有总部的老板们，都要来参加计划中的“21世纪的计算”大会。他需要加快研究的进度，把事情做出来，有足够的成绩证明研究院的方向正确，能力也超过一般人的想像。
刚刚进入6月，他就对大家说：“6月啦。你们不要给我们丢脸。”中国超过40岁的人，记忆中有一件事情特别清楚，那就是60年代流行在中国的一本书：《科学家谈21世纪》。那时候，人们觉得“21世纪”是一个那么遥远的时316代。但现在，也即1999年6月28日，这些计算机科学家谈论的“21世纪”，其实也就是6个月再加上3天以后的事情。当初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时候，李开复说“我们的研究成果将成为5年后的主流”时所指的那个时代，看上去还要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