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智慧-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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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时候，李开复说“我们的研究成果将成为5年后的主流”时所指的那个时代，看上去还要更远一些呢。
事情果如尚笑莉所料，“科索沃事变”造成的后果没有那么严重，到了6月下旬，乌云已经散去，几十位计算机科学家从美国和英国进入中国，与更多的中国科学家汇聚在北京城北的国际会议中心。其中有两位“图灵奖”的获得者：巴特勒．拉姆伯森博士，他是微软公司首席软件总工程师；罗）杰．瑞*迪教授，他是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微软研究院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美国总统信息技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有艾德沃尔德．拉苏斯卡教授，他是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华盛顿大学计算机与电子系主任；有安迪．戴姆教授，他是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有理查德．纽顿教授，他是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有微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有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凌大任博士和副院长杰克．巴317利斯博士；有微软剑桥研究院的院长罗杰．尼德哈姆博士和副院长戴瑞克．姆卡勒博士；有黄学东博士，他是微软公司高级研究员；有舒伟都博士，他是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这一边，则有潘云鹤教授，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有清华大学的张钹教授，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有迟惠生教授，他是北京大学副校长；有高文教授，他是中科院计算所所长、联想中央研究院院长；有马颂德教授，他是中科院自动化所所长；还有香港大学的顾钧教授。
国际会议中心一个两千人的会议大厅差不多都坐满了。会场灯光很暗，大多数听众依靠耳机里面的同声翻译聆听演讲者的声音。会议的主题叫做“21世纪的计算”，还有一个副题是“中美顶级计算机科学家高峰对话”。既定的话题，看上去没有一点意识形态的气息，不分国界，不分信仰：信息技术在21世纪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我们该做什么样的研究？
318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技术将如何对信息技术做配合？
在21世纪，什么技术对人类而言是最重要的？什么技术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信息技术的衍变对人类的文化、对人类下一世纪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两位“图灵奖”的获得者，巴特勒．拉姆伯森博士和罗杰．瑞迪教授，分别演讲。国内方面，有潘云鹤、迟惠生、张钹、高文、顾钧、马颂德的即席发言，台下的听众还有机会当场向其中任何一位提出任何问题。一个上午没有讲完，在一顿丰盛的自助餐后，专家之间的对话在台上接着进行。第二天，《计算机世界》上的文章说，这的确是一次世界顶级计算机科学家的“脑力激荡”，同时又是“中国信息产业界有史以来最高层次的学术交流”。该刊总编辑刘九如还写了一篇文章，用“分享思想的火花”来描述自己的感慨，还说“他们的真知灼见给我们带来了灵感和启发”。微软中国研究院则将会议的发言全部送上网站，满怀自豪地说，这是一篇中美科学家319共同推动人类进步的“精彩乐章”。我们择其要点如下：罗杰．瑞迪：毫无疑问，过去的50年是让人兴奋的，并非常具有戏剧性，充满了很多没有预计到的发明，这些发明和创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下个世纪将比本世纪更富戏剧性，会发生更巨大的变化。到2000年，我们将可看到一种性能庞大的PC，它能每秒进行10亿次计算，内存达10亿字节，网络带宽是每秒10亿次，价格不超过2000美元。
今天，我们用大约5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个4GB的硬盘，经适当压缩，它可以存储我们一辈子也看不完的书；到2010年，我们能以同样的价格买到4TB的硬盘，它可以存储我们一辈子收集起来的音乐和各种电影。
巴特勒．拉姆伯森：我们即将开始的变革包括：大量信息存储在芯片上；更多的带宽，即芯片之间和网络之间会有比我们今天高得多的带宽；长途通信的飞跃，今天我们离光速通信已320不远了。
计算机研究在过去10年中最大的失败却是：不是由计算机研究人员，而是物理学家发明了Web，而Web已经成为过去10年中计算机领域最大的成功。
顾钧：一片芯片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一大堆芯片集中在一起却可能反而解决不了这么多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关键是计算方法，技术。以前我们是在芯片上展开竞争，但现在，我们应该把计算方法放到一种高度来竞争。
高文：刚才提到，每10年计算机的速度会提高100倍。现在3000亿次的计算机10年以后可能只相当于3台500MHZ的计算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停止这方面的工作。因为有许多应用离不开这种机器。
321张钹：我认为问题不仅仅是速度。比如都说计算机将进入千家万户，但对中国家庭不是这样，对中国人来说，计算机并不好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涉及到我们对信息处理的办法。过去说计算机无所不在，我们希望未来的计算机是无所不算。
潘云鹤：计算机在下一世纪将在很多地方消失，人们发现的将是更聪明的家电。
说这是一连串“思想火花”，的确不错。可是，1999年6月28日如果真的成为研究院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必是由于另外的原因。我们在前边已经提到，李开复把这一天当作一个“时间目标”，希望他的研究院能够得到公司总部甚至整个美国的认可。这样看来，他的期望就不仅仅是在会场，而且还在会场之外。那两天他总是和颜悦色，在结束正式的会议之后又开始非正式的闲谈。
322赞扬一下当地政府的支持，介绍一下研究院的人员，将他们研究了一半的成果拿出来演示。闲下来的时候还兴致勃勃地与他的导师）罗杰．瑞迪*一起回忆往事：当年他开着自己的破轿车载着老师驱车去飞机场，半途发动机着火不得不改换出租车。诸如此类的情节令所有人觉得轻松开心。然后他对众人说：“不要夸奖我们，请来批评我们。”来宾中要么是微软公司高级经理人员，要么是与微软关系密切者，其中有4位还是微软研究院的顾问。这些人来到北京的时候，几乎全都带着一个问题：有这么多优秀的人，为什么不在美国这么好的环境做研究，而要在中国做？他们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停留的时间，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在国际会议中心参加“21世纪的计算”大会的时间。李开复不要他们“夸奖”而要他们“批评”，的确出自真诚，而非一般人想像的那种虚与委蛇。事实上美国人在这些事情上从来不习惯于中国人的那种客套。他们来到这里，本来也就是想要挑剔的。可是，他们在那两天里看到的事情全都出乎意料。微软雷德蒙研究院的院长凌大任感叹道，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做了如此多的事情，就是在美国的环境中323以美国人的方式，也没有可能做到。微软剑桥研究院的院长罗杰．尼德哈姆，则对自己手下一位资深研究员说：“你们也要加油了。”艾德沃尔德．拉苏斯卡教授不是一个轻信的人，他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左看右看，说：“我不能相信。”然后把里里外外又看了一遍，说：“我还是不能相信。”这时候，无论在中国的微软人，还是在美国的微软人，都忘记了几周以前笼罩在他们头顶上的“科索沃乌云”。倒是那位名叫熊伟的中国人还能记得清楚。1999年7月5日，他在《微电脑世界》上以极大篇幅刊登中美计算机科学家的这次对话，不仅声称“本刊并不介意活动是由微软组织的”，还自问自答：“为什么美国轰炸了我们的大使馆，连最激愤的信息技术领域中人都不敢说要抵制美国的计算机？因为那样对我们毫无利益可言。”324第四章That'sMyBaby－－那是我“儿子”
一个平等的、真诚的、自由的文化，能够将有才华的人组成一支杰出的队伍。
－－李开复微软多次上演后发先至的喜剧，这一次能再现吗？
邸烁坐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靠东边的一个格子间里，身着牛仔裤，运动鞋，蓝色格子的T恤衫领口大开，两只眼睛透过眼镜，紧紧地盯着面前电脑屏幕上的几行字，一筹莫展：MAKCEP：A3012。WAV/A3012。MFCMFCVERSION〔1〕RESAMPLE〔11〕这样的情形在邸烁已有整整两天了。他从小到大，总是无往不胜的。中学的时候但逢竞赛必获奖，高考的时候自称“非清华不去”，结果就考上了清华。从本科到325博士，还是一帆风顺。他觉得普天之下没有自己做不成的事。可是，就在两天前，他满怀信心地写下这几行参数以后，面前那台电脑却拒绝接受他的“指令”。研究无法继续，他那迄今为止无所不能的历史似乎中断了。
隔壁那个方格子里的陈正，是邸烁昔日的清华同学如今的微软同事。看来这小子的运气不错，没有遇到什么特别棘手的问题。一口浓重的福建口音，不仅没有阻挡他对语音模型的研究，而且还促使他启动了“电脑自动纠错模型”的课题，其方法，是请数十个中学生以拼音方式敲击键盘，将其中错误统计归纳，依照概率大小的顺序排列，然后利用电脑的善于计算的能力，予以纠正。这时候，他已经算出，汉语拼音字母“U”在“O”
之后被遗漏的概率，为1％；“I”和“O”在键盘上并列紧邻，所以混淆的概率很高，为3％。有了这样的结果，他就可以顺利地为他的“模型”写下两行程序：P（itypedaso）0。03时间已是深夜。陈正推推他那厚厚的眼镜，志得意满地走了。邸烁却没有一点要离开的意思。他在等待着P（udeletedaftero）0。01326地球那一边的黎明。太平洋两岸的时差有16个小时，所以他和雷德蒙市微软总部研究人员的联络，通常都是在这一边的午夜而那一边的早晨进行。这两天，他为了自己的难题，已经和地球那边联络了无数次，仍然无计可施。现在，他打算再做最后一次努力。
看看到了雷德蒙的上班时间，他把电子邮件送给美国微软总部的研究员黄美玉。黄美玉已经给他出了不少主意，全都无效，无奈之中随便问道：“也许‘采样参数’有问题？”邸烁做的工作是，在一个英语语音识别系统之上，建立汉语语音识别的功能。黄美玉说的“采样参数”，是指分析语音时所确定的频率，事关“样本”多寡，所以意义重大，但这又是一个太简单的问题，所以两天以来谁也没有注意。
现在，邸烁把注意力再次转向电脑屏幕，那个小小括号里的“11”，意味着他选择的采样频率，是在每秒种的声波中，等间隔采样11000次。这与英语语音的采样频率“16”有很大不同。但事实可能是，当我们把每秒钟的声音切割成上万份让机器识别的时候，汉语和英语327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已经完全没有区别。
这念头电闪雷鸣般在邸烁脑袋里面划过。他飞快地打开自己的程序，写下新参数：MFCVERSION〔1〕RESAMPLE〔16〕电脑瞬时间痛快地运行起来，邸烁长出一口气。一边责怪自己怎么会犯这样一个低级错误，一边又恢复了往日的自信。
邸烁和陈正同为清华大学计算机系1998年毕业的博士，差不多同时进入微软中国研究院，又一同进入李开复小组，开始同一个课题的研究－－汉语语音识别系统。
不过，在1999年6月1日这一天，李开复导演的一个小小游戏，把两个人分开了。那时候，邸烁和陈正已经不分彼此地为这个项目倾注了两个月的心血，李开复忽然对这两个人说，语音识别既包含“语音”，也包含“语言”。
两者密切关联但又不是一回事，研究的程序也应先分再合。这道理很明白，所以陈、邸二人没有异议。于是李328开复请两人自由选择，他说两件事情都很重要，相信无论谁做什么都能胜任。两人全都不知如何是好。李开复笑道：“反正总要分开，不如抛硬币来决定。”然后就真的把一枚硬币抛向空中。这种把一个沉重话题化作一场乐事的态度，令两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既惊又喜。3个人在一片笑声中决定，邸烁做“语音”，陈正做“语言”。两者在将来的结合，就将成为微软研究院的“汉语语音识别系统”。
要对“汉语语音识别系统”有个正确了解，我们就要注意到90年代最后两年国内舆论提到的事实：国际商用机器公司1998年在北京推出最新版本“ViaVoice98”。
尽管此项技术在语音识别领域处在领先位置，但却仍未达到成熟的程度，其在一般公众中的宣传价值，也超过了实际应用的价值。如果软件市场真如人们所说是个赌场，那么，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投出这一“赌注”，与其说是为了商业利益，不如说是为了强占“头筹”。1999年开始的时候，“语音识别”在我们国家的舆论中更加热闹。
《每周电脑报》的文章说：“历经多年研究和挫折之后，过去18个月里面语音识别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329《经济参考报》还宣布，“键盘的终结者”已经出现。
商周在《计算机用户》上说是“百家争‘鸣’”，这有些夸张，但他说的“全面启动”却有充分根据。
计算机专家所谓“语音识别系统”，说白了，就是比尔．盖茨说过的半句话：“让电脑会听，会说。”（另外的半句是“会看，会学习”）不过，还有一个人比比尔．盖茨更早地将语言特性与计算机的功能联系起来。诺姆．乔姆斯基曾经说，人类语言就像一个开关。此人是美国现代语言学领域最有名的一位教授，其基本理论构成了美国语言学的主流。按照他的解释，婴儿的语感是重复的结果。诸如“一头牛”和“一匹马”，其间量词在中国尽人皆知，不用专门教育，更无须复杂的语法规则加以指导，即使3尺孩童，一听也能明白，这里该用“头”，那里该用“匹”。但外国人学来学去总会糊涂。其缘由，概因人的大脑中有着“重复记忆”的能力。这一基本逻辑在计算机科学中的应用，也就是人工智能。它构成了语音识别研究的起点。
就我们所能理解的来看，语言的问题在计算机领域无所不在。乔姆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