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智慧-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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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办公室的设计，比尔．盖茨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办公室和人的等级无关，和人的智慧有关。只有在一个独立的富有个性的环境中，软件开发人员的智慧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但是，一个更大更舒适的办公室却不能使一个高级经理更加聪明，反而会助长其高人一等的念头，进而变得愚蠢。80年代初期，微软公司在美国雷德蒙市的那片红杉树林中兴建它的总部时，美国各地的大公司里正在时兴大开间的集体办公区（90年代中国也开始流行了）。但比尔．盖茨坚持让每一个员4工都拥有一个单间办公室－－大约11平方米，里面摆着电脑台、电脑、一个小圆桌和几把靠背椅，没有沙发。
不论是新来的大学毕业生还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全都一样。这种空间格局潜移默化了一种人人平等和张扬个性的思想，与美国东部那些老牌公司中的等级制度背道而驰。现在，总部员工已经有18000人，比那时多了上百倍。办公区域不断扩大，楼房号码已经排到127号（实际上只有46栋），但比尔．盖茨仍旧坚持他原来的主张。
所以，每一个进入微软公司的人，从第一天起便能享有单间办公室的种种乐趣。
要让所有人拥有单间办公室，又要让尽可能多的办公室拥有一个朝外的窗户，这使得微软的办公楼全都造型奇特，第一批建造起来的10栋楼房，都是“星型”建筑，以后的则是五花八门，奇形怪状。但不论什么形状，全部是二层。里面的走廊则会因为外型的不同而变化多端，错综复杂。那些来到微软公司总部的记者和作家，大都有过在走廊里迷路的经历，这使他们相信，只有高智商的人才不至于在这里迷失方向。
不过，比尔．盖茨在雷德蒙实行的这些主张，在北5京的希格玛大厦就行不通。像中国所有的机关或者公司一样，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的办公室是按等级来界定的。
大厅中央的部分被隔板分成面积相同的方格，每个格子里面有一张L形的桌子和一台顶级配置的电脑，还有一位年轻的副研究员或者工程师。他们的桌子上，都会有一些完全属于个人爱好的物品－－照片、饰物或小玩具，间或还有吃剩的饼干和果皮，或者整洁或者凌乱，把主人的性别、年龄和禀性显露无遗。电脑大都拥有21英寸的屏幕，从早到晚都亮着。两侧贴着大大小小的黄色不干胶纸条，用以记录一些不能忘记的事项。大厅四围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单间办公室。靠南边一侧的两间属于院长李开复和首席科学家张亚勤，李开复的稍大，张亚勤的稍小。另外三面排列的单间，属于各个研究小组的经理和研究员，面积更小些。这些单间办公室朝向走廊的一面，均为顶天立地的大玻璃窗，在与人视线同高的那一部分玻璃上，造成一条一条磨砂。这种设计刻意地表现了“一半隐秘一半公开”的效果，让你可以看到对面是否有人，却又不能一眼看清楚那人在做什么。
微软员工的邋遢和不拘小节，举世闻名。雷德蒙公司总部单间办公室的制度，似乎最大限度地弘扬了这些人的个性，里面的陈设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安排。最常见的当然是家庭照片，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工艺品、野花、红杉以及各种说不出名字的花草、芭比娃娃、比尔．盖茨和爱因斯坦的画像、大理石雕刻而成的专利碑、儿童画、饼干和各种零食、星球大战的模型、松鼠、其他宠物，有一个人甚至在办公室里养了一条大蟒蛇……这样的情景，在希格玛大厦中也根本不会出现。
事实上，这个工作大厅里不算整洁，但却没有任何噪音或喧闹，如果有谁想要与人交谈，就会穿过走廊来到一间开放式门厅。门厅宽9米，长16米，中间是一圈圈浅绿色的沙发。一切摆设都很普通，惟有沙发中间的那些茶几与众不同，桌面一律是用白色书写板制作。“这是开复的发明。”陈蕾总是对来访的客人这样说。当初李开复设计了这种茶几，要求工匠照做，不准有误。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必要的，因为研究员们即使坐在这里休息时，也能相互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在这些白板上画满乱七八糟的符号、字母和曲线。当然他们也有可能静静地坐在这里浏览书刊。门厅一侧摆放着一些公用报7纸和期刊，也有一种微软公司在中国印制的内部刊物：《视窗里的事儿》。最新一期的封面上，赫然几个大字：“正直无愧－－阳光下的骄傲”
不过，这一天也即1999年2月2日，当陈蕾走进希格玛大厦的时候，外面可没有什么阳光。
再过两天就要立春，可是并没有一点春日气象。站在大厅南面16米长的落地窗前，向外望出去，知春路的那一边，中航科技大厦和中国天利大厦遥遥相对。天昏地暗，举首浮云低。高压电线在寒风中抖动，发出阵阵凄厉的呼啸。昨日午夜，狂风由西北方向卷地而来，希格玛大厦活像一座深陷茫茫波涛的小岛。城内围墙倒塌，树杆折断，巨大的广告牌轰然落地，停在路边的汽车在狂风中碰撞在一起。到今天凌晨天亮的时候，市内供电网络已有数十处遭到破坏。气象台的报告说，席卷京城的狂风乃是由于蒙古国强冷空气南下，风力超过10级，并且将持续至少36个小时，气温也将大大下降。
陈蕾的模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典型的“白领丽人”，年纪轻轻，却是微软中国研究院中资历最老的人之一。
她已经为微软公司工作了4年半，甚至比她的老板李开8复为微软工作的时间还要长。陈蕾喜欢她现在的工作环境，“别人都说我的运气好。”她总是这样说。她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系，是经济学学士以及文学硕士。
看得出来，她当初之所以能够进入微软，大半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一副机敏的头脑，而不是因为她在电脑方面有什么专长。事实上，当她进入微软中国有限公司的时候，对电脑还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痛恨。“那时候，我一看见屏幕上一串串的字符就头疼，”她说，“实在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不过，用不了多久，她对电脑的感情就发生了变化。她惊喜地发现，“这东西太好用了”。
在这个狂风漫卷的早晨，陈蕾走进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走廊，经过那些装饰一新的会议室，进入摆满计算机的办公区域，然后就看见李开复已经坐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3个月前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时候，陈蕾成为院长李开复的执行助理，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职务其实就是李开复的秘书。
李开复出生于台湾，长于美国，兼有一口流利的中文和英文。熟悉他的人都说，他那副华人的外表下面，掩盖着典型美国人的性格和观念。不熟悉他的人总是会9把他当作中国人，实则他是一个美籍华人。不过，他却没有美国名字，甚至连个中西合璧的名字也没有。当他成名之后，名字频频出现在美国报端，他只是按照美国人的习惯，把“李开复”变成“开复．李”。
李开复的办公室朝南，大约有30平方米。半圆形的大办公桌上很少文牍，一大一小两台电脑从早到晚同时开着。电脑旁有时候会放着饼干、桔子或者几本书，但绝没有微软公司总部里惯常有的那种凌乱不堪。东边墙壁上是成功的象征，那里挂着一大片他在美国获得的各种名誉证书。西边书架上充满了家庭气息，一幅他在多年前结婚时的照片放在最显眼的位置。那一年李开复21岁，一对新人看上去还没有脱尽稚气，所以陈蕾笑称他是“童婚”－－不是21岁，像是12岁。另外一边，两个女儿从镜框里望着年轻父母，一个温文腼腆，瞪着一对好奇的眼睛；另一个精灵古怪，伸出舌头，故作一副滑稽的表情。李开复有时候会走到书架前边和家人对望片刻，有时候又会抬头看看墙壁。墙上有一幅字：“科学研究，桥架中美，技术合作，情倾神州。”那是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所书，也是李开复数月前离美赴华时抱定的心愿。事实上他的热情总是在回归家庭和成就事业的两种冲动之间徘徊，就像一个想入非非的农民，定要种出“两头甜”的甘蔗来。
办公室一侧的套间是他会客和开会的地方。这房间在希格玛大厦处于东南角上，两面有巨大的玻璃窗，视野开阔。沙发由设计师专门设计，高背深座，蓝白相间，款式和颜色都别具一格。不过，李开复很少使用这个房间。他习惯于在他办公室的一角开会或接待客人，那里有一张小圆桌和4把靠背椅。这表明他召集下属开会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4人。按照他的想法，参加会议的人越多，效率就越低，所以他从不把一大堆人召到他的会议室里来。
他每天总是在陈蕾之前来到办公室，这一天尽管天气肃杀，仍然如此。像往常一样，他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电子邮件，然后一一回复。这样的邮件他有时候一天会接到上百件，最少的时候也会有几十件。
现在，李开复决定在回答其他人的邮件之前，先给陈蕾发出一个邮件。他希望研究院的每一个新会议室都拥有自己的名字，还希望研究院里所有人都来参与这件事。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让他的研究人员展示想像力的机会。
在太平洋上跑个来回，比走到隔壁房间还快说起来挺奇怪，李开复和陈蕾的办公桌仅仅隔着一道玻璃窗，但他如果有什么事情要陈蕾去做，既不肯推门出来走到陈蕾桌边吩咐“请你……”也没有拿起电话高声呼唤“请来一下”的习惯，而总是用电子邮件互通往来。在微软工作的中国员工，全都用手指在键盘上表述自己的想法，尽管他们都可以写一手熟练的汉字，但他们相互之间的邮件往来，却更习惯于用英文，因为英文录入要比中文录入更加快捷。他们把这种习惯叫做“电子邮件文化”，说是好处无穷，许多人最初对这样的说法不以为然，但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它的确是微软文化中的精髓。
比尔．盖茨曾说，电子邮件是“弹指间的信息”。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弹指间的管理。80年代初，比尔．盖茨在微软安装了第一个电子邮件系统，它很快成为公司内部通信和管理的主要方法：替代书面的备忘录和电话口信，讨论技术问题以及在旅途中的汇报。那时候公司只有12个雇员，但电子邮件的魅力已经显示出来。比尔．盖茨后来回忆说：“这为提高我们这个小公司的效率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微软公司在全球已经拥有3万多名雇员，电子邮件看来比20年前更加重要，因为这种东西在越是庞大的机构中，就越能显示其无与伦比的效率。
我们当然不能说没有电子邮件就没有微软，但微软在崛起过程中对于电子邮件的须臾不离，则有事实的根据。比尔．盖茨承认他每天要花几个小时来阅读电子邮件，并做出答覆，这些邮件来自全球的雇员、客户和合作者。公司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把电子邮件直接传送给他，越过所有中间层次的阻隔。他是惟一读它的人，因此谁都不必担心礼仪问题。他似乎相信人们口头上都具有“报喜不报忧”的倾向，而在一种不必见面的交流方式中更有可能流露真情。“坏消息几乎总是从电子邮件中传来。”
他说。所以，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必定要把自己的便携式电脑和公司系统连接起来，与公司雇员交换新的信息和想法。即使是在旅行当中，在远离总部上万公里的几个时区之外的地方，也要检查一下他在公司中的电子邮箱。他说这样“才能让我放心”。那些接到他的信息的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他根本不在雷德蒙总部8号楼他的办公室中。
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公司内部，传统的行政方式以文牍与会议为基础，及至机构内部叠床架屋，云山万重，外部也因现代社会的演变日趋复杂多变，仍以传统手段应对，就只有增加文件与会议一途，也即我们通常所谓“文山会海”。倘若管理人员虚与委蛇，以一套一成不变的空话、套话和大话应对万变之情势，那么此种行政方式的结果，就只能是在浪费大量的时间、资源和金钱的同时，滋生不论效率也不负责任的官僚之风。但是，现代社会的演变似乎不仅在产生新的技术，也在产生着新的管理方式。
电子邮件的出现，似乎天生就是对着“文山会海”
来的。微软对它情有独锺，但情有独锺的却不仅仅是微软。事实上，在西方几乎所有的大公司中，电子邮件都是一种最主要的管理方式，而见于纸张的文字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一人长篇大论余者洗耳恭听的会议，一律极为少见。那些精于计算的老板们心里明镜一般：在电脑屏幕上发布一个指示、安排一次约会或开个10分钟的会议，比起开车赶往某处、到处寻找泊车的地方、然后在会客室里坐等、握手、寒暄、说“开场白”和“再见”，然后再开车回家或者回到办公室，既简单又省钱。
“如果没有电子邮件，不能想像我们每天怎么工作。”陈蕾这样说。此话并非夸张。电子邮件的确是李开复最重要的管理手段之一。他对这件事情极为认真，无论是对远在太平洋彼岸微软总部的上级，还是近在咫尺的下属，他都会通过这种方式来沟通。事实上，研究院中很多人的电子邮箱，本来就是开设在雷德蒙的微软总部，李开复和他们之间的信息传递，须经过北京－－上海－－东京，一路到达美国，又由同一线路以相反方向传回。这样，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这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们之间传递信息的距离，比他们同比尔．盖茨之间的距离还要长一倍。不过，由于电波运动速度每秒可达30万公里－－大约绕地球7圈半，所以天涯犹在咫尺之间。对于李开复来说，给一道玻璃之隔的陈蕾发出一个电子邮件，同给太平洋彼岸的比尔．盖茨发出一个电子邮件，并无距离的差别。
一个电子邮件在太平洋上跑一个来回，比李开复起身走出办公室步行几米来到陈蕾桌前还要快。
从一个领导者的角度来衡量，李开复也许是整个中国最少接听电话又最多写信的人。很难说电子邮件在现代管理中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