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智慧-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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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的一天，李开复终于注意到刘挺。他感觉到刘挺有些不对头，其研究方法虽有新意，但只不过是小打小闹，最要命的是，实在看不出刘的研究题目有什么价值。他问刘挺：“你做这些问题是干什么？”刘挺在这个题目上已经用了两个多月，原以为这是经过李开复认可的，现在很惊讶地发现，李开复不仅全无印象，而且不满意。以后两天，他给李开复写了一个报告，极力说明自己的工作，满心期望李开复能够理解，但李开复对他说：“我对你的期望很高，你没有达到我的期望。”
450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刘只好想办法改弦易辙。“我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他对朋友说，“过去还有一点，自从博士毕业后，就根本转变了。”他决定不再为自己辩护，事实上他本来就对什么“自动分类”不感兴趣。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新题目：机器的自动校对。先与黄昌宁谈，又和研究员周明谈，大家都说好。周明还说，自然语言小组的5个人，应该集中起来，主攻一个方向。
刘兴奋起来：“自动校对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我想，在哈工大实现不了的理想，在微软也许可以实现啦。”他带着再次燃起的热情去找李开复。却不料兜头又是一盆“冷水”。“没有新想法，”李开复说，“微软在中国的另外一个机构－－张湘辉的研发中心，已经把这个东西做成产品了。”接下来发生的情节，在两人之间划开一条裂痕。刘挺为自己的想法辩护。他说他相信“自动校对”的潜力很大，还说他的模型用在中文五笔字型输入上，立即会取得很大效果。但李开复说，我们必须想用户需要什么，不是只想你的手里有什么。中国95％以上的计算机用户使用“拼音”，而非“五笔字型”。刘挺承认他的“自动451校对”用在“拼音”上还不行，但仍在坚持自己的逻辑：不错，中文用户中95％使用拼音，但使用“五笔字型”
的都是专业人员，人数虽少，每天输入的文字数量却占总数的95％……争论到了这个地步，李开复觉得已经无法说服刘挺，就说：“我们的研究是‘开放式’的，如果你一定要去做这个题目，你就去做。”“他把这句话说了两遍。我一下子就蒙了。”刘挺直到半年以后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场面，“我理解，他实际上是不让我做。他的意思是，第一，让我承认他是‘开放自由’的；第二，我还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老板是这个态度，我要坚持，他不一定会支持我。我的压力也将非常大：万一失败了呢？”刘浑浑噩噩地走回家去，躺在床上，整夜睡不着觉。
他估量眼前的形势，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下去，甚至明显感觉到，他所尊敬的李开复，对他的过去和现在“全都是一个负面评价”：“他认为我不能在过去的基础上继续，应该从用户的角度去想。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东西，难道都没有用？我抱了很大期望的题目，他却认为没有太大的意思，没有太新的观念，没有出452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刘好像变了一个人。寡言少语，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没有一点激情。陈宏刚察觉到刘的沉闷，同时还很敏感地担心，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20多个副研，全都来自中国的大学校园，这些人多少都会发生类似的情形。他对李开复说，应当和副研究员做一次认真的谈话。这一建议使李开复意外。“为什么要谈？”
他问。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就可以证明，李开复在那个时候还完全不了解刘挺内心的苦闷。
判断一个人很容易，理解一个人就会困难得多。然而更要紧的是，刘挺的沉闷似乎带有某种“中国特色”，因而具有必然的和普遍的性质。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的烦恼归咎于他本人的运气不佳，更不能以其能力不足或者努力不够来解释。探本溯源，还必须从美国人和中国人的两种不同文化说起。
概括地说，美国人的为人处世，和中国人的习惯在根本上是不能一致的。美国人头脑简单，不擅联想，喜欢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当争端发生的时候，总453是就事论事，以最简单的逻辑和方式来评判和调节，其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是强求一律。假如这种简单的办法不能奏效，他们宁愿转身走人也不愿意纠缠不休。
但是我们的国家无论男女老少，几乎全都具有拐弯抹角的本能。头脑复杂，善于联想，久经“阶级斗争”的磨砺，加以身边人事纠葛不断，勾心斗角。所以人人都能以警惕的眼光注视四周人情世故，从来不肯简单地就事论事，因为，今天的细枝末节很有可能意味着明天的参天大树，任何一个小的麻烦，都有可能包含巨大背景。
就算是人群中响了一个“屁”，也该在其中闻出无穷深厚的味道，是为“上纲上线”。上级的一句话、甚至一个动作或者一个眼神，都可以作为重要征兆，令属下彻夜不眠。
这种处世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李开复不能洞悉刘挺以及具有同样经历的年轻人的内心世界，在彼此相处中，也不能细心体会这些人的变化，至少不像陈宏刚那样敏感。比如刘挺在1999年1月31日第一次来希格玛大厦面试的时候，乃是乘火车进京。因为他注意到，研究院先是允许这些外地面试者乘飞机，后来又宣布由每454个人自由选择火车或者飞机。若是头脑简单的美国人，不会对这样的细节赋予更多联想，但刘挺不同，他相信，这意味着研究院让大家“坐火车”，但又不肯直说。看到李开复从他身边走过，和语音组的陈正、邸烁有说有笑，他“心里不是滋味”。看到别的小组都在出论文出专利，而自己的小组没有，又预见“小组的地位会降低”……
举出这些小事，就可以发现，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思维方法，和一个美国人的为人处世会有多大的不同。这些在刘挺看来并不寻常的事情，在李开复的心里根本不会留下任何印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开复才会对陈宏刚的警告感到惊讶。
刘挺承认，自己从小到大，始终受中国环境的熏陶和中国文化的教育，喜读儒家和道家的书，但直到他身处一个美国式的企业中，才能体会这种背景的影响之深。
这个夏天，他在科研上一无所获，但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过去我总在心里把开复当作大学里一个更高水平的师长。”刘有一次这样解释自己的顿悟，“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一个完全中国人的面孔后面，是完全美国人的文化体系、道德标准和工作方式。”455李开复显然也悟出了这个道理，不免懊恼自己的疏漏。事实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既出陈宏刚所料，也是刘挺不能想像的。他将所有小组的经理召集在一起，告诉大家：“昨天陈宏刚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觉得我们应该与一些副研究员认真地谈一谈。”这时候经理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转到刘挺身上。根据当日会议记录，可以发现，在研究院的某一个员工不开心的时候，这些经理全都焦虑万分：李开复：刘挺是很让我失望的。
沈向洋：当初我给他的分是最高的。
李开复：是啊，我们都是一致地给了他最高分。
张宏江：他是不是有压力？是不是有很多事情，他做了但没有说？
张亚勤：有没有这个问题：一些副研究员是想做自己喜欢的题目，却没有真的让他们做？
李开复：我的意思是，我对他的期望特别高，但他让我失望。
黄昌宁：可能是我们给他的题目与他本人的特长不456合适。
凌小宁：我的经验，如果一个很会说话的人突然沉默下来，不开心了，就可能是发生了一些问题，那么我就会找他谈一谈。
陈宏刚：我同意。他本来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
李开复：我有一次找他谈。对他说，你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可是你没有做出来。我觉得你这个人的才能浪费了。问他有什么想法，他只是点头，就是没有激情。
张亚勤：我觉得一定要给他看得见的成果，比如论文和专利。看不到成果就不行，没有成就感。
张宏江：他的太太还没有来和他团聚，我和他谈过。
这是一个问题。
李开复：一个人才，在我们这里没有发挥潜力，我想责任在我们，我还是对他抱有希望。我们的责任是要把他的激情发挥出来。
黄昌宁：我觉得他在我们小组里面还是最有水平的。
457李开复：很不好意思，你的人都是我雇来的。如果他们有问题，是我的责任，不是你的。
面对这种局面，李开复的任务决不仅止于激励刘挺一个人的热情。他当初把智力高下作为招聘的首选标准，但现在经理们的议论表明，员工中表现出的问题，并不在智力之内，而在智力以外。
聪明人有聪明人的毛病。他们会抱怨：我是来做世界级科学家的，为什么让我收集语料？他们讨厌那些琐碎的事情，会说：“我在学校里都不用写程序，为什么在这里反而要自己动手？”他们会看老板的脸色行事，只说“是”，不说“不”。他们在自己的学校里面，从来没有这样全力以赴，把课题做到98％的程度，就可以说什么“第一”，可是在这里却一定要做出最困难的2％。还有几个人，明显精力过剩，没有彻底发挥。
“我觉得需要一种形式使大家重视这些问题，因为非常非常严重。”凌小宁说着，禁不住起身站在白板前，将大家所说的“严重问题”一一归纳：1。总觉得项目做得差不多了；4582。不愿意做苦差事；3。工作没有计划好；4。主动性不强；5。缺少责任感；6。每天都要老板吩咐做什么；7。不愿编程序，眼高手低；8。缺少独立见解，不习惯说“不”。
李开复现在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当初没有想到的问题，他嘴上说：“副研究员和研究员的差距那么大，我很担心。”手上不停地在自己面前的一张白纸上写道：“能力只用了50％”、“不会说‘不’。”停了片刻，又说：“看来我们要做一些心平气和、但没有人会笑着出门的谈话。”允许犯错误，不允许停步不前经理会议所谈论的当然不仅是副研究员，实际上内容非常广泛，大至世界计算机业的走势、研究院的科研方向以及管理原则，小的则如租车费的报销，以及希格459玛大厦第五层洗手间里的臭气和尿渍，全都谈到了。
这种会议在微软员工口里不叫“会议”，而叫“offsite”，其含义是，放下办公室的工作集中精力讨论一些牵涉全局的事。在微软的历史上，它常常可以构成一些关键环节。当日李开复和他的助手张亚勤，还有张宏江、沈向洋、凌小宁、王坚、黄昌宁、陈宏刚6位经理，一行人来到京城东郊的龙苑俱乐部，连续两天讨论大家关心的问题。所以这次会议也可以叫做“龙苑会议”。
这样的行动，在研究院过去一年的历史上，只有1999年9月份的一次会议可与之相比。那次会议以两天时间确立了至今还发挥着主导作用的“6P策略”。然而“龙苑会议”
却在另一个角度上反映出，经理们遇到了一年前没有料到的问题。他们依据多年的美国经历，以为在科研领域里永远只需关注科研，现在却发现，那些真正令人头疼的事全都发生在科研之外。所以，现在他们才会不厌其烦地讨论这些琐碎事项，并且一一做出规定。*在这种情形下，不论李开复个人意向如何，他所组织的队伍都不可能不带上中国色彩。其情景有如黄昌宁所说：“副研究员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自不同国家文化460的差别。”吴士宏当年毫不掩饰，她要以中国文化淹没微软文化，也即她的“把‘微软中国’变成‘中国微软’”。
在李开复看来，不要说这是一种必然失败的政策，就算是成功，也不一定就是一件好事。他自己过去一年里极力推行从中国招揽人才的方针，其潜在逻辑当然不脱“本地化”的宏旨，但他在心里想的显然是，以微软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与中国文化中的精华相结合。不过，这种假想的逻辑能不能适应于现实，往往不是他一个人所能驾驭。就在10月份向比尔．盖茨的汇报完成之后，他发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步伐明显慢下来。他告诫研究员们：“我们允许犯错误，不允许原地踏步。”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挺豪迈，但却不能对研究员发生真正有效的激励作用。“龙苑会议”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被认为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
这是一个既随意又严肃的场面。李开复一会儿坐到会议桌前，一会儿坐在沙发的扶手上，沈向洋和张宏江仰卧在沙发上，其余人有的站立，有的稳坐，有的走动。
但无论什么人什么姿势，全都能够聚精会神。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从会议室直接进入餐厅，李开复连呼461快点上菜，一个小时饭毕，又从餐厅鱼贯回到会议室。
在连续说了11个小时的话之后，这一行人立即开始一连串娱乐：台球，飞镖，保龄球，卡拉OK和拱猪。人人聚精会神，一点也不谦让，一直玩到凌晨3点半，这才第一次走进他们各自的房间。次日早晨8点起床继续开会。中午时分，照例是从会议室到餐厅再从餐厅回到会议室。陈宏刚说：“外面的阳光真好。”李开复说：“到下午5点讨论完了，大家就可以去散步。”但讨论直到5点半才结束，这时候已是日落西山。实际上，就算太阳还没有落，也不会有人想到散步了，大家全都疲惫不堪，没有说话甚至也没有任何告别的程序，匆匆离开龙苑各自回家。一辆轿车向东直奔香江花园。另外一辆轿车沿京顺公路西行，开上四环路，车上的陈宏刚觉得头晕眼花。他从来没有晕车的经历，现在意识到自己晕车了－－肯定是因为昨夜准备会议发言整夜未眠的缘故。好不容易挨到希格玛大厦，陈脸色蜡黄地走下车来，蹒跚进入第五层他的办公室，自言自语地说：“两天没有来上班，又会有一大堆事情。”这时候，天色大黑，他似乎早就忘了所谓“阳光真好”的话。
462虽然两天没有到办公室，但这些人的时间没有白费。
李开复和经理们讨论的结论是，带领中国的研究队伍，须有一系列明确的目标。“这样吧，”李开复说，“我们确立一个2000年的‘1月目标’和‘6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