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厚黑学的第一本书-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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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到达曾国藩老家荷叶塘,曾国藩抓住机会,初七就带人离开了家乡。
这次博弈的结果,是双方各退了一步。曾国藩在没有得到实权的情况下出征了,很听话;咸丰帝也在两年后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从此,曾国藩有了地方行政权。
2。 知人之明
1853年(咸丰三年)2月,太平军从武汉顺江东下,攻占安徽省城,杀死安徽巡抚。这时,在京城当翰林院编修的李鸿章听说家乡省城被太平军攻占,“感念桑梓之祸”赶回家参与兴办团练。但他一介书生,无权无兵无饷,结果一事无成。1859年初,李鸿章在他哥哥李翰章的引荐下入曾国藩幕,经过几年戎马历练的李鸿章显示出过人的办事能力,深得老师的器重。
1860年9月,皖南道员李次青丢失徽州府,心中万分内疚,想向曾国藩负荆请罪,又怕昔日同窗不容他,便托李鸿章去试探一下。
李鸿章于是带着众位幕僚去见曾国藩,大家都认为李次青丢失徽州府情有可原,请曾国藩这次宽恕了他,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曾国藩一听,果然火冒三丈,反而叫李鸿章去问问李次青,是不是还记得他自己亲手立下的军令状。
李鸿章虽然是曾国藩的学生,但也是近四十岁的人了,而且是朝廷任命的四品大员,多次帮曾国藩渡过难关,在诸位同僚中的地位也非同寻常,如今被曾国藩这样痛骂,心里很是委屈,脸上也有些挂不住,壮起胆子分辩说:“副将徐忠勾结长毛才是这次失守的主要原因,而且,李次青到徽州仅仅只有九天时间,真要追查责任,主要责任应该在张副宪身上。”
内王外圣曾国藩(2)
曾国藩反唇相讥:“张副宪守了六年徽州都没丢,他李次青一去就丢了,到底该怪谁?”
李鸿章和老师较劲儿,认为如果失城就该被参劾,那得先参鲍超,因为正是鲍提督先失了宁国府,才祸及徽州府的。
曾国藩解释道,鲍超丢了宁国府是有罪,但人家回头救了祁门又立下战功。而李次青丢失徽州二十多天,却一面不露,他到哪里去了?李次青一向会对对子,不知道现有人也作了一副对子骂他吗?
“士不可丧其元,君何以忘其度”,这副骂李次青的对联李鸿章当然早就听说过,但他却并不想就这样放弃,既然跟老师讲理讲不通,那就和他讲情好了,于是孤注一掷地说:“李次青从咸丰四年跟随曾国藩,六七年来战功累累,就是老师您也曾经多次对人说过,对他有‘三不忘’,现在要是如此计较他的一次过失,就不怕寒了湘勇将领们的心吗?”
如果说此前曾国藩对处理李次青还有些犹豫的话,李鸿章这样却如火上浇油一般,让曾国藩下定了决心:既然李鸿章都这样想,其他人肯定也这样想,那么,他要是不严厉处罚李次青,就一定有人觉得他顾念旧情、徇私枉法。于是,桌子一拍,叫道:“李次青不参,天理何在?国法何在?”
李鸿章也生气了,直愣愣地对老师说:“恩师一定要参李次青,门生不敢拟稿。”
根据曾国藩的指示拟稿,原本是做幕僚分内的职责。李鸿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曾国藩大出意料,强压着怒火,态度强硬地说:“不要你拟,我自己写。”
这句话的意思也很明白:我并非一定要依靠你,没有你,我照样能把事情搞定。
李鸿章无路可退,只得咬咬牙,说:“恩师既不需要门生,门生就告辞了。”
曾国藩冷冷地说:“请自便!”
李鸿章愤怒异常,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为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今乃知非也”,当天夜里便离开了曾国藩。
曾国蕃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慨叹“此君难与共患难”。但后来,经过胡林翼、沈葆桢等人的调和,曾国藩还是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离开祁门移师东流。
而李鸿章在离开曾国藩之后,过得也很不如意,于是也起了再回曾国藩幕的心思。所以,在曾国藩进攻安庆连获胜仗后,李鸿章便写信致贺。曾国藩知道学生回心转意了,也捐弃前嫌,写信邀请他回营,并派他回家乡组建淮军,驶援上海,稍后又上奏任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从此师生二人心有灵犀,演绎了诸多官场双簧好戏。
1863年,李鸿章的淮军攻克苏州后,朝廷命令他率部前往南京增援正在攻打“天京”的曾国荃部。接到命令后,李鸿章一直以种种理由迁延不前,以致受到朝廷的严责。倒是曾国藩理解李鸿章的用心,为学生辩护说:“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湘军已将“天京”团团围住,曾国荃独占全功之心切,不愿让他人分功。而曾国藩颇有为难之处,作为两江总督,他有责任命李鸿章速往,但如此一来又使胞弟大不满意。李鸿章体谅老师的难处,甘冒被朝廷责备的风险一再拖延——当然,李鸿章心里也明白得很,朝廷真的怪罪下来,老师一定会为他说话的。
内王外圣曾国藩(3)
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做直隶总督、将要参与外交时,曾国藩问他有什么主意,他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说:“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知道曾对此非常不以为然,急忙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以手捋须,盯着李鸿章教训他说:“就是一个诚字。”
多年后,李鸿章和人谈起这件事情,还坦率地对人说:“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应曰:‘是!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
“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李鸿章说这些话时,地位已经比曾国藩高很多了,但他谈起曾国藩来,仍一口一个“我老师”。
3。 谋国之忠
在曾国藩前期的军事生涯中,最令他没齿不忘的,是他在靖港战败准备自杀时左宗棠对他的恳切规劝。
曾国藩创建湘军早期,湖南官场原本是不容曾国藩的,只因见湘军初具规模,湖南官场才稍稍接纳,后来见曾国藩靖港之战如此惨败,便纷纷起来对他加以指责。即使是他平时的旧友故交,也纷纷离他而去,如郭嵩焘、刘菩、冯树堂等人,都可谓曾国藩平时披肝沥胆的朋友,但此时都或为避嫌疑、或托有事而远离曾国藩。湖南布政使徐有壬闻报后更是惊恐不已,彻夜不眠,第二天即会同按察使陶恩培一起给巡抚骆秉章发文,要求弹劾曾国藩,并解散湘军。
此时,唯有左宗棠前往劝说曾国藩。据左宗棠的《铜官感旧图序》载,左宗棠是在曾国藩返回长沙郊区的第二天早晨去见曾国藩的,“缒城而出,省公(指曾国藩)舟中,则气息仅属。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议,公瞑目不语”。
当时,因左宗棠任湖南巡抚幕宾,巡抚对他依畀甚重,所以湖南之政治、军事、财经大权左宗棠皆可作主。曾国藩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在许多地方都得到了左宗棠的帮助。首先,巡抚张亮基邀曾国藩训练湘勇,是得力于左宗棠的推荐。其次,曾国藩招募湘勇,所需经费大多由左宗棠帮助筹措,据左宗棠自己说,他在任巡抚幕宾期间,共为曾国藩的湘勇筹银近三百万两,只此一条,就足以令曾国藩对左宗棠感激不尽;再次,曾国藩与湖南官场的种种矛盾,常常赖左宗棠得以化解。
终其一生,曾国藩与左宗棠二人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咸丰二年至咸丰十年,基本上是左宗棠关照曾国藩的时期;从咸丰十年至同治三年,大致为曾国藩关照左宗棠的时期;同治三年以后,则为两人互相隔绝的时期。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往过程,最能体现曾国藩“谋国之忠”的为人处事之道。
靖港之败后,左宗棠的确有恩于曾国藩,但咸丰七年,曾国藩对左宗棠却又恨得咬牙切齿。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去世,正陷于江西战争泥潭中的曾国藩视此为脱离困境的良机,未得朝廷允可,便扔下江西的烂摊子回家奔丧去了。左宗棠闻听此事后,对曾国藩此举极为愤慨,指责他自私虚伪,湖南官场也乘机群起攻击,使曾国藩内心极为痛苦,因此发誓不再与左宗棠来往。
内王外圣曾国藩(4)
然而,事隔一年半,当咸丰八年朝廷再次起用曾国藩时,曾国藩回想当初左宗棠对自己的指责,也并非全无道理。而且,今后带兵打仗,还有许多需要依靠左宗棠的地方,因此决定不计前嫌,前去拜访左宗棠,并撰写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雌,守其雄”的联语,请左宗棠为他彖书。曾国藩这么做,一方面是借此使两人的关系得到缓和,一方面则表示自己的悔过之意。
咸丰九年,永州镇总兵樊燮因挪用公款、私役兵弁被人告发,巡抚骆秉章令左宗棠代拟奏折,劾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而樊燮则通过湖广总督官文的关系,反告左宗棠,说他把持衙门、挟持巡抚、行事专断。咸丰帝接奏后,便专为此事派人前往审讯左宗棠,并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一时间,左宗棠命在旦夕,在给友人的信中,有了脱离官场的想法。
曾国藩闻知此事后,私下给左宗棠写信,表达了他对左宗棠的关切:“樊案本出意外,润帅焦灼急切,然窃闻外议,实无锄兰焚芝之意,何可夷然处之,以为何如?”五天后又去信说:“在雪堂时,得闻樊案又生波折,深恐台端愤悒自伤,适丁果臣一信,道所以处之之法甚精当,想润帅已抄送左右矣。”
由于骆秉章、胡林翼、潘祖荫等以“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为由上疏为左宗棠说情,肃顺也劝咸丰帝人才难得、不可草率,咸丰帝下旨对左宗棠“弃瑕录用”,官文接旨后,才不再追究此事。不过,虽然此案有惊无险,但它带给左宗棠的刺激极大,咸丰十年正月,此案稍微有了一点转机,左宗棠便辞别骆秉章,决意离开湖南,前去赴试。但刚到湖北,就接到胡林翼的来信,称仍然有人要借机陷害他,劝他不要前赴京师。至此,狂傲一世的左宗棠才有了走投无路之感:回长沙的路已断,返乡务农,不单是有违初衷,也躲不过害人者的迫害。他的这种心态,在给刘意诚的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不独蜀道险,马首靡托已也。”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想到了投奔曾国藩:“不得已,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营,暂栖羁羽。”
当时,曾国藩正全力攻安庆,对于左宗棠的到来,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接连多次与他攀谈,商讨攻取安庆之法。恰好这时,朝廷来谕询问曾国藩,对左宗棠应如何安置:“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着曾国藩酌量处理。”
曾国藩接谕后,立即回言,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予重用。朝廷接到曾国藩的回奏后,果然从曾国藩所请,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左宗棠回湖南招募了五千楚勇,几个月后即奔赴前线,在江西连克德兴等城、大破李世贤部,曾国藩为此上奏朝廷,在详细进述战斗过程后,还专门奏上了《请将左宗棠改为帮办军务片》。朝廷依曾国藩的请求,把左宗棠的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并给予左宗棠丰厚的赏赐;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曾国藩又给朝廷上奏,请允许左宗棠赴浙,并把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和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调度,并允许左宗棠可自行向朝廷奏报;朝廷在十月十八日,上谕中令曾国藩节制浙江省的军务,曾国藩以路途太远为由,保举左宗棠督办浙江军政,同时保举他为浙江巡抚。
内王外圣曾国藩(5)
就这样,在曾国藩的不断保举下,左宗棠级级跃升,至咸丰十一年已升为浙江巡抚,而到了同治二年,又被提拔为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地位已与曾国藩相等了。
同治元年(1862年)秋至同治二年期间,江西巡抚沈葆桢与曾国藩为了争夺财源发生了矛盾。早在咸丰十一年江西巡抚毓科任内,曾国藩奏定江西漕折拨给湘军粮台,厘金亦归曾国藩派员到江西各城镇征收。《北京条约》订立后,同治元年春,九江开埠通商,设立了九江关,曾国藩又奏拨九江关税亦归湘军粮台。同年四月,曾国藩推荐其门生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并将上海关税月入六十余万两,全部归其使用。同年六月,湘军水师攻陷江浦,从扬州到汉口,长江片帆可通,淮盐销引,不再受阻,盐利成为湘军新辟的一大财源。曾国藩的饷源来路已广,但仍未减轻江西负担,引起了沈葆桢的不满,沈葆桢认为曾国藩对李鸿章与对他厚薄不同。且江西军费与日俱增,因此沈葆桢奏请停拨支援湘军的漕厘折,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请求。对此,曾国藩耿耿于怀。同治二年七月十三日,沈又奏准九江关税先尽江西充作军饷,他在奏折中表示:“过境之兵、与在省作战的湘军,自当为之筹饷,以致江西财单力孤,今所幸闽浙总督左宗棠派兵来赣作战,极谅江省苦痛,派来刘典援师,血战于江,转饷于浙。现在军饷力难支持,不得不将九江关税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