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狗尾巴一样晃悠的青春 作者:谢天-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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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文就在这些街道上、胡同里溜达着，在吃完饭闲坐于路边乘凉的人们中间悠闲穿行。我们有时拉着手，有时不拉；我们走得很慢，步履轻松，漫无目的，就这么一直走到天黑。
大多数时候小文都在向我说着什么，通常是一些她学校里面或者和朋友们之间的琐事。我的脸上挂着微笑，耳朵里听着她清脆的喋喋不休，脑袋里却什么也没装进去，有的只是一种懒洋洋的舒坦感觉。这时我会想：
也许，这就叫幸福吧……
17。该来的躲不掉（上）
谭威在隆福寺的“世嘉”电子游戏厅呲到了新妞儿，太好了！我一直在等着他找到新的姑娘，自从他被第一个媳妇儿蹬了以后。
谭威的前任媳妇儿也和我很熟，他们认识的比我和小文还早，当然，结束的也更早。那个姑娘叫何苗，聪明伶俐，干脆活泼，只有一点不太好，那就是她对谭威自始至终也没太上过心，这一点我是在我们一块儿去郊区玩儿的时候知道的。
小文高三毕业的那个暑假，我们四个人一块儿去密云还是怀柔的什么风景区玩儿了一趟，晚上没回来，就在山上租了两间小木屋住了一夜。小文挺喜欢何苗，两人聊得很是亲热，晚上，我和谭威出去闲逛，她们俩就待在屋里聊天。
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挺晚了，我们没说几句话就两两分开，各自就寝。躺在硬梆梆的床上，小文对我说：“谢天，何苗刚才和我说他们可能不会好太长时间了。”
“不会吧，他们俩不是挺腻乎的吗？我约摸着这会儿俩人正打炮儿呢吧。”
“真的。”
“为什么啊？”
“何苗说她和谭威性格不太合适，她想找一个更成熟一点儿的男朋友。”
“这叫什么理由？要掰就掰，说这话纯属装孙子我觉得！”那时的我对“性格不合”最看不上眼，我觉得这叫不是理由的理由，俩人好了半天说句“性格不合”就完事儿了，你丫早干吗呢？还有，对于不少女孩儿所说的“我心目中理想的伴侣是那些比较成熟的男人”，我也是大不满意——你们丫都找了三四张儿的老爷们儿，那我们二十多岁的小崽儿全憋死算了。
“何苗对我说：女人爱的是一个人，以后嫁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小文盯着屋顶，若有所思地说。
这事儿我没和谭威提过，我不愿意让他堵心。后来，我们四个还照样老在一起搓麻吃饭，我也没看出什么端倪，小文就是那时候由我手把手教会打麻将的。谭威和何苗两人依然亲热如常，谭威的脖子上还常常挂着由何苗一嘴炮制的紫红色金钱斑，我慢慢也就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
然而，该来的总也躲不了。
快到年底的一个傍晚，我正在家睡得香甜，谭威打来了电话：“谢天，是我。”
“跟哪儿呢你丫，过来找我吗？”
“我在‘鼎泰珍’呢，你过来陪我会儿。”——“鼎泰珍”是灯市口附近一家风味大杂烩的饭馆儿，平时我们常去。
我听出谭威的语气有点儿不对，赶紧问道：“怎么了你？出什么事儿了？”
“过来说吧。”
“行，你等着啊，我这就到。”
我穿上衣服赶到“鼎泰珍”，看见谭威正一个人守着一桌子菜和一大堆酒，神情落漠，半醉不醒，我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
果然，他和何苗散伙了。
那天，谭威语无伦次，絮絮叨叨地向我讲着他和何苗的一切：讲两人约好在他们家鬼混，他买了一大堆何苗最爱吃的东西，在家苦守一天，人影儿也没见着；讲他大冬天光着脚跑到宿舍楼外面的公用电话亭给何苗打电话，脚早就冻僵了，但为了多聊一会儿，生说自己不冷；讲这讲那，讲得自己声泪俱下。但最后，何苗甩下一句“咱们性格不合”，一切就此打住。
我被谭威打动了，他对他媳妇儿真是没的说。想想自己对小文，我直感到不好意思，我在心里暗暗打定主意：从今天开始，我对小文要像谭威对何苗一样地道。
遗憾的是，这一点我一直也没有做到。
谭威的新任媳妇儿叫曹芮，她的到手让谭威感到自己大把大把扔在电子游戏厅的钱一点儿也不亏。在“梅园”吃过一顿见面儿饭后，我和小文就算和她认识了。
如果你还记得我前面提到过的雷蕾，我就比较好形容现在的曹芮了，因为两人说话简直如出一辙，我是指，音量。
曹芮刚一张嘴就让我想到了雷蕾，和这样的姑娘交流简直太受罪了，我怀疑她们即使扯着脖子骂我我要一不留神都有可能听不见。但愿我以后没有福气再见到第三个声带这么孱弱的姑娘。
当然，除了这一点，我们都觉得曹芮还是挺不错的。紧接着，在台球厅，在饭馆儿，谭威带着曹芮和大伙儿纷纷见了面，我们的大家庭里又平添了一位女眷。
那段儿日子曹芮经常跟着我们一块儿四处游荡，记得有一回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伙儿实在闲极无聊，姚望提议玩“瞎子摸人”，于是我们一帮人就真的返老还童，在草地上摸爬滚打起来，弄得满脸满身都是碎草根儿。那次田峥甚至还表演了他擅长的爬树项目，引得过路游客纷纷驻足观望。
一切都没有什么不同，护城河平静的水面，温和的阳光，深红的城墙和我们无所顾忌的笑声——我喜欢的夏天又将如期而至。然而，97年的夏天，好像一切都变了，变得一塌糊涂……
谭威已经快一个礼拜没露面儿了，我呼他他也不回。
“丫谭威是不是肾衰竭了，这么多天都不露面儿。”我在台球厅一边打球一边跟刘跃然和田峥开着玩笑，正在这时，我的呼机又发作了，我一看号码，是谭威他们学校那片的，九字打头，郊区作派。
“小谢，是我，陆骏。”
“陆骏啊，这阵儿干吗呢？好长时间都没见着你丫了。对了，谭威呢，丫怎么失踪了？”
“我就是要和你说这个事儿，谭威出事儿了！”
“什么事？！”我一听电话那头陆骏的语气，顿时觉得事情不小。
“他给送进局子了。”
“什么，进去了！为什么？什么时候？”
“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就听说前天晚上派出所来车把他带走了，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现在联系他是不可能了，他不是最近新泡上一妞儿吗，你们看看是不是能联系上？”
“行，我知道了，我这就去找，你那边有什么消息也赶紧通知我们！”
我和刘跃然，田峥撂下球杆，马上跑到隆福寺去找曹芮，却没见到她。值班的小姐告诉我们她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问电话也说不知道。
我忽然记起前些天谭威好像用曹芮家的电话呼过我一回，连忙翻看呼机，但那个号码早已无影无踪。我又把电话打到寻呼台，人家告诉我只保留三天的寻呼信息。
17。该来的躲不掉（下）
“回家吧，都这么晚了。”田峥这时候说。
“操，那不找了？”
“这不是找不到吗。”
“那再想想办法啊，操，你丫怎么这样啊？”我有点儿火了。
“算了算了，先回去吧，”刘跃然劝我，“回去再问问别人。”
当天晚上，大家就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谁也没有办法。
找到曹芮还是小文立的功。小文知道了谭威的消息后，第二天一早就赶来找我，在东单换车的时候，她在马路上碰巧遇到了目光空洞，像只没头苍蝇一样在人群里乱穿的曹芮，马上把她擒住，带来我们家。
我又打电话叫来刘跃然，随后，我们四个一块儿来到了华侨大厦门前的空场上商量怎么办。
在曹芮几乎细不可闻的连带哭声的诉说中，我们大约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几天前，曹芮把谭威的呼机丢在了一个饭馆儿的洗手间里，谭威没说她什么，但为了联系方便，就随手顺了他们同宿舍一个人的汉显。他的傻逼同屋发现后立即报告了学校，然后那个同样傻逼的学校又把这么点儿屁大的事儿捅到了派出所。
由于当时正赶上“七一”香港回归的前夕，此类事件一律处于严打范围。于是，谭威就这么不幸地辄了进去。
我们赶紧打电话通知姚望，让他妈妈想办法把谭威捞出来——姚望的妈妈在公安系统工作。不一会儿，姚望给了回信，说这事儿不太好办了，因为事情已经拖了两天，谭威这时候肯定已经从派出所被送往拘留所。进了拘留所就要等待着上法院审理，往出捞几乎已经不可能，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无计可施。
我心头怒火一点点儿往上窜：曹芮当天晚上就知道这件事，如果当时她通知我们，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但是，就因为晚了这么两天，一切全瞎了。
可是，看着曹芮黯淡的脸庞，两行泪水不住往下流，我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只能烦躁地来回走圈儿。那天天气异常闷热，我只感到汗水将浑身衣服都紧紧地粘在了身上，更增添了不少心烦意乱。
我强忍着不耐烦和小文一块儿把曹芮送走，刘跃然也自己回家了。傍晚，姚望赶了过来，我们三个在“鼎泰珍”面对着一桌子饭菜，谁也无法下咽。饭馆儿里空调劲吹，但我还是感到闷热难忍，直想把身上衣服扒掉。
姚望过些天就要开始期末考试了。两年中，他已经折了无数门，这次如果再有闪失，铁定蹲班。
我们默默无言地呆坐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姚望挑起了几次话头，说着说着，急得差点儿没掉了眼泪，就恨自己没能帮上谭威。我和小文怕他老胡思乱想影响考试，赶紧好言相劝，最后拍着他的肩膀把他送上了去往学校的公共汽车。
第二天，天气一点没变，闷得我连呼吸都变得有些沉重。
中午，小文从学校来到我家，一进门就扑到了我的怀里：“谢天，我的脸，我的脸不知道怎么了！”
我低头一看，大吃一惊：小文白皙的小脸儿变得通红，细嫩的皮肤全都变得硬梆梆的，好像带了一个假面具。
我连忙带着她去往协和医院求助。在空气污浊的过道里等了半天后，我们终于得到了医生的接见，结果只用了两分钟就被打发了出来。小文的诊断书上写的是“日光性皮肤过敏”，治疗办法就是要尽量避免阳光，外加绝对不能使用任何化妆品。
这叫他妈什么诊断，连点儿药都不给开！“避免阳光”——那不是该变成阿拉伯蒙面妇女了吗？我没好气地拉着小文走出医院，在街边给她买了个宽檐儿大草帽，把她的小脸儿遮了个严严实实。
此后两年的夏天，我和小文购置了无数各式各样的帽子，所幸，在我们小心翼翼地和太阳顽强斗争后，她的这个怪毛病终于痊愈。
谭威的审判定在三个月后。我不清楚法律上具体要走些什么程序，反正就是知道谭威最少要在局子里蹲上三个月，并且，除了他的直系亲属，谁也不能前去探望。
在大家的多方努力下，总算盼来了一点儿好消息：审判的结果多半不会给谭威判刑，但这三个月在拘留所的生活除了苦苦忍耐外别无它法。事已至此，我们要做的也惟有耐心等待，顺带照顾外面的曹芮。
18。可怕沉闷的97年夏天（上）
6月，大家的考试纷纷结束。
小文自然是全无问题，好像还得了一个三等奖学金；我也在几个同学的帮助下涉险过关，顺利完成了大二学业；其他朋友和我的情况大致相同，只有姚望没能幸免——他终于还是蹲班了。
姚望的考试比我们结束得都晚。我考完后不久的一天，突然接到了姚望母亲的一个电话：“谢天，我是姚望的妈妈。”
“怎么了，阿姨？”
“姚望最近状态特别不好，期末考试可能够呛。他的压力太大了，脾气也变得特别暴躁，我说的话他一点儿都听不进去，我真怕他身体受不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哽咽了。
“阿姨，您千万别着急，我这就去劝劝他。”
我挂了电话，叫上刘跃然，一同赶到姚望家里。过了一会儿，小文也从学校直接赶了过来。
在姚望家那间乱七八糟，堆满各类医学书籍和卷子的小屋里，我们沉默无语，一根儿接一根儿抽烟，不多时，旁边的小文就被呛得连连咳嗽。
姚望脸色土黄，两眼布满血丝。可能是因为对那些书本儿产生了恐惧心理，他远远地蹲在屋子的一角，看着都让人觉得可怜。
“我他妈真不想念了，操，我是真用功了这回，就是什么都背不进去，我这傻逼脑子！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昨天晚上在阳台上抽烟，真他妈想一头扎下去。”姚望说着说着，一拳就往墙上捶了过去。墙壁“咚”的一声闷响，他慢慢收回自己的拳头，面无表情，就跟手不是自己的似的。
“别这样，姚望，没有什么不能过去的事儿，再挺一挺，就全好了。再说，蹲班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多熬一年嘛。”
“就是就是，你现在就得尽量平静，能考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吧。”
我们在姚望一捶的刺激下，像被上了弦一样，安慰的话一句句脱口而出，然而，我们自己心里也清楚：全是废话，没用。
有些事谁也不能分担，只能自己抗着，我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快过去吧，快过去吧，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
不管我们如何慌乱，“七一”香港回归的好日子还是如期而至。那天，我和小文约好去她们家看电视直播。我顶着烈日一路骑去，半路在天坛门口买了两面纸旗，一面是国旗，一面是香港的紫荆花区旗。
我慢悠悠地向前骑着，看着车把上的两面旗子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心中忽然想到了谭威，一阵恍惚：丫现在干吗呢？晚上一定得和所有的犯人们一块儿坐在小板凳儿上笔管条直地看电视直播吧。然后，再回到狭小憋闷的牢房里，跳上大通铺一头睡去，等着第二天一大早的强制劳动。
自从谭威出了事儿，我的心情一直压抑。并不仅仅是因为谭威本人，让我郁闷的还有我们一伙儿中有些人满不在乎的态度。
谭威出事儿的那几天，我们常凑在一块儿。虽然知道商量不出什么实际办法，但我看着刘跃然，田峥他们的嘻嘻哈哈，行若无事还是感到别扭无比，有一次，我甚至连招呼都没打就独自离开他们回家了。
我头一次对我们之间的友情产生了怀疑：如果朋友之间就是这样，那什么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天天混在一起又比那些我瞧不上眼的酒肉交情强在哪儿呢？
我的郁闷维持了不久，又出事儿了，可怕沉闷的97年夏天。
我妈那些天老念叨着“今年夏天天儿闷得让人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