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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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先看看同学的大字报，就赶紧朝校长办公室跑去。那里大字报贴了整整一堵墙，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只留着中间的那个窗户。花花绿绿，每一张的标题都用彩色颜料画过，有的还加上花边，配上简单的画，十分引人注目。内容有提到“农村统购统销是变相剥削”，“×；×；干部作风不正”，以及关于党的其它政策及社会主义制度等问题。
当时我没能看出这是学校组织一些人特意出版的，是“诱蛇出洞”的第一步。我认为“作业”既然布置下来，就不能不做。我一向听老师的话，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嘛！我把校长看成是党的化身，象小时候相信上帝那样崇拜他。我又秉性忠诚老实，从不怀疑组织上叫我干的事。班主任已正式通知停课三天，让大家专心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一些同学也手握钢笔在凝神思考，象完成作业那么认真。
我决心在这次运动中干出点成绩来，不辜负团委书记的期望。回到座位便开始苦思冥想，很快草就一篇。我反复从文章的主题，编章结构，语言修辞等方面一一修改，认为可以了，才放心地领回纸张。可是写了几行，觉得自己的毛笔字太糟，正在为难，一位同学走过来说：“我帮你抄吧！我想不出有什么好写的。真是，团宣委还说谁不写大字报，就是对运动有抵触。你就让我沾个边也好。”他一边替我抄写，一边仍在发噜嗦：“毕业班功课都忙不过来，还叫大家去写这些。”有他的帮忙，我的速度可就加快了。不久又想出了几篇。
那天下午放学的时候，我的几张大字报全贴出来了，其中有一篇还是用相声形式写的。已有不少人在观看我的大字报，我心里怪痒痒的，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得到公开发表，并获得如此多读者，竟忘乎所以，仿佛已成为学校中的新闻人物，容不得我退下来。当时我只想到会因此得到表扬，压根没考虑还要承担什么后果。正如写作文，只盼得高分，那会因写作而受罚的。我天真地认为，不正是校长叫大家要这样写吗？不写还不行呢！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学生们的狂热成了脱疆的野马。谁也没有料到前头还有陷阱在等着。写大字报一时成为主课，成为一种大出风头的竞赛。大字报越写越长，越写越大胆。有的人开始“抛卫星”、“搞尖端”，象“推翻一党专政”，“×；×；×；拿软刀子杀人”，“不要沦为苏联的殖民地”，这样的大字报也出来了。看了直叫人心惊肉颤，毛骨悚然。
有一天有人对我说：“高三甲班许锦良贴了一张‘告同学书’的大字报，公然号召同学起来反对党的领导，揭穿‘反右’斗争的阴谋，实行知识分子专政。这不成了反革命吗？”当时我还平静而老练地对他解释：“社会上的反革命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散布反革命言论的目的在夺取我们的政权。同学们的‘鸣放’是公开的，是响应学校的号召，就象是在导演的排练下登台表演特务一样，即使说得反动透顶，你也不能认为他就是反革命。”他摇摇头，好象不便再说些什么就走开了。
那时有些人是想不通的，特别是那些平日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的同学。学生中一贯红彤彤的党员，团干部一时也变得无能为力，而几个无所顾忌的大字报作者成了誉满全校的英雄。我虽不是十分突出的中心人物，从大字报的数量看，登记表上已是三个正字再一横。班主任曾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写的大字报可不少呀！”我心里还以为班主任在表扬我呢！殊不知这也许是个好心的提醒或善意的警告。
记不清后来风向是怎样转的。大约过了一星期，大字报明显少下去，除个别人偶而还在传达室门前贴出一两张，大部分同学已不再关心大字报的事，那些在功课上忙不过来的，早已回到书本上去。我也不再写了，心里却在等待受表扬的一天。
班上团支部组委和宣委好象忙碌起来，他们的行动有点诡秘，经常在自习和课外活动时间离开教室，不知上哪儿去，有时一整天没回来。几个风靡一时的大字报作者被人偷偷议论着。有人开始用奇异的眼神看我，甚至想躲开我。但是我不以为然，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写大字报，纯粹是在执行学校布置的任务。除非听到校长公开表态，“当初动员学生鸣放是错误的。”我绝不怀疑学校还有别的用意，不相信会因为写大字报而受到惩罚，不相信学校也会坑人。
1958年元旦过后，全校转入“大辩论”。第一阶段辩论“工农之间是否存在差别”。我对此不感兴趣，认为问题很简单：目前国家经济条件差，农民的收入还赶不上工人的收入。但我们的制度将保证逐步缩小并最终消灭这种差别。我没有在辩论会上发言，心里却担心会被看成是“只顾读书，不问政治”的人。
我这种担心竟不自觉地表露出来。1月14日一个冷冽的早晨，呼呼的北风象一只冰冷的手一下从领口上直伸到脖子里，令人一路直打哆嗦。幸亏我上学是顺着风走，就把衣领竖起来，双手插在衣袋里，象鼓起一张船帆让寒风推着向前。偶而一阵旋风过来把我打得晕头转向，直到走进校门，才定下神来。迎面恰巧遇见团支书，他是我入团介绍人，我一向尊重他。不知是寒风把他的脸冻成硬绑绑的，还是他对我在“大辩论”中沉默不语真有意见了。看他严肃的样子，我顿时心里感到一阵不自在，竟冲着他说：“不能光看一个人是否到处找材料，就断定他是不是积极参加大辩论。根本问题没有讲清楚，凭一组数字，几个事例就肯定工农之间是没有差别的，这怎么行？就算一时被你说服了，以后再听到或看到工农之间确实存在差别，又该如何解释？愿望不能代替现实，应该尊重客观情况。不是我们说它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光想听好话怎么行？”“你是不是积极参加，你自己明白。”他显然不愿跟我交谈，说完就走了。
教室里同学们都在吵闹，这两天又停课搞“大辩论”，直到上课铃声响了，大家才回座位去。这一天要进入第二阶段的“大辩论”，是关于党的领导和国家政策方面的。
会议由团宣委主持，此人比我大几岁，瘦高的身材，在显得过于老成的脸上多了两撇小胡子。大概因为这样，他就以为有权教训人吧！每次开会总要批评这，指责那，重复那一套他认为是最伟大的斗争理论，难怪他总要在班上找几个对象来验证他学到的“真理”。同学们早就厌烦。我想，任何真理，若从那些骄横的人口中播出，就不会受到欢迎。总想批评人，绝不会成为教育家。连班主任也不喜欢他这种装腔作势的样子，不时打断他的话，补充解释一下，大概班主任在尽力做矫正的工作。团组委却跟他一唱一和，吹捧他是一位“觉悟高党性强的好干部”。而团宣委便称赞团组委是“天天学毛选，自觉改造世界观”。
我很奇怪，这种虚伪肉麻的话怎么能用来进行“大辩论”。当时我跟小东两人就在桌上互相写条子攻击团宣委。中途还借故出去一会，希望有人跟着，好在背后议论一通。我认为一个谋求进步的人，应该先讲讲自己过去怎样糊涂，现在又如何明白，如何找到真理，今后决心怎样追求真理。对落伍的人，不该扣帽子，而应视为自己的过去，是只“迷途的羔羊”，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指点。要用事实来证明真理，而不是通过压制来实现自己的唯一性。不要以为一定要通过斗争，才能改造一个人，生活总有一天会从中择出好的。
当我回到座位，团宣委已觉察到我的不满，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我，象两把锐利的刀直逼到我身上。我不由得歪了一下身子，若无其事地瞧着黑板上方那张熟悉的画像，觉得他老人家会明白我的意思。突然耳边响起我的名字，团宣委竟点名问我有什么意见可以站起来谈一谈。我先是回答他没有，后来又觉得不说不好，我一贯喜欢发言，再沉默，当真要被认为是在对运动不满了。我站起来，满不在乎地一口气提了三个问题：一、党天下不是真有其事吗？为什么这样说就被打成“右派”？而且动辄拿立场压人，使人家不敢说话。二、对非党人士信任不够，任用干部不看他能力大小，首先决定于他是不是党员。好象党员一定要做官，非党人士就当不了官，即使当了也不能任正职，学校的副校长就是个例子。三、报上对丁玲、艾青等“右派”作家的批判，为什么总要揭露他们的私生活？这不是超越政治范畴，在进行人身攻击吗？”
我一说完，教室里立即热闹起来。两三个人争着发言，都是冲着我的。说我的发言是“资产阶级谬论”、“恶意攻击”、“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替‘右派’分子喊冤叫屈”等等，简直在拿我批判。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几次站起来要反驳申辩，可团宣委硬是不让我说。团支书又说我提得好，这几个问题不光我有这种看法，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想法，让大家辩论一下，分清是非，对提高认识有好处。我只得硬着头皮听下去。但是没有一个发言令我信服。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立场，我也没有讲党员不能当干部。而他们尽是举一些显而易见，又风马牛不相及的例子企图说服我。什么“站在不同立场6就看成9，9看成6”，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难道这些道理我还不懂？
会后，我十分恼怒地对团支书说：“怎么，我一说大家就轰起来，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提了。”他还是扳着脸冷冷地回答：“每个人都要受教育，特别是一位团员，更应该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和考验。”“难道把一个人说成是反动的，再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让他尝尝当反面人物的滋味，这就是对他的‘教育’，也就是对他的‘考验’吗？”我不客气地反驳他。
下午继续开会，教室里的桌椅早已规规矩矩沿着墙壁围成一个长方形，这是每次开辩论会的场面。铃声还没有响，一些同学已在各自的位置上坐定，有几个正埋头写着，教室里的气氛有点沉闷。
我的心突突地跳，上午顶撞了团宣委。他说我是班上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他凭什么给我下这样的定义？还说我娇生惯养，骄傲自大，这不明显在泄私愤图报复？可同学都护着他，说我态度恶劣。我知道下午的会是针对我开的。他们就是想压服，想叫我服服贴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哪里是大辩论？团支部委员们正围坐在教室前面的草地上讨论着。我焦虑不安地等待他们来较量。
一会儿支委会散了，团组委进来宣布开会，他说：“下午继续辩论，任何人想阻止这场大辩论都注定要失败。毛主席教导，‘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团组委的话音刚落，一位同学拿着稿子雄赳赳地站起来说：“何海生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对党怀有刻骨的仇恨，利用‘鸣放’之机，大肆向党进攻……”这样的发言缺乏水平，太乏味了。哪里是为了分清是非，探讨真理。而是以他为绝对正确，把别人当“右派”来批判。凡是能用在“右派”身上的话，他都搬出来。我反而冷静下来，深知那些话对我多么不合适。但我吸取上午的教训，知道分辨是没有用的。我只是不明白，叫大家“鸣放”，就为了这样来作弄人吗？
会上发言的除几个事先做准备的“积极分子”，两个平时友好的同学也站起来凑热闹，连小东也讲几句难听的话，仿佛大家都在赶时髦。只有一位同学替我说句公道话：“我认为不能把海生和‘右派’分子等同看待。毛主席不是说过，允许人家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吗？”
我开始后悔，为什么团宣委一点名，自己就站起来说了，要是上午不来学校就好了。我忽然明白，会上有时沉默无声，原来是没有靶子。同学早从社会上看到说逆话的下场，有的虽然也发言，都是些鸡毛蒜皮无伤大局的事。“放”得早“收”也早。一些家长再三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许你在学校胡说八道，参加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那都是骗人的。”几个原先写过不少大字报的同学，后来也一反过去，成为批判别人的“积极分子”，以此将功赎罪。偏偏我太认真，不敢承认自己其实是太幼稚太傻了。难道我写的大字报还嫌少吗？要是这样的行动值得称赞，学校早把我当积极分子使用，而不是成为众矢之的。打在我身上，可以显出一些人的“觉悟”来，我成了一些人向上爬的阶梯。我感到心里乱得很，可泼出去的水是怎么也收不来。
1月23日召开全校的辩论会，名为辩论，却是公开批判几位同学的“反动言论”。说他们和“右派”分子“一鼻孔出气”，“同穿一条裤子”，“妄想蒋介石反攻大陆”等等。还把那几位同学祖宗三代、亲朋九族的污点都挖出来。我想，资产阶级看不惯无产阶级的东西，往往表现出蔑视、嘲笑，以显示自己的高贵。而无产阶级看不惯资产阶级的时候，就不在神色上使功夫，干脆就训斥和批判，在权力所及的地方，是压迫和打击，企图通过斗争把它改造成无产阶级所喜欢的。大概资产阶级注重“感情”，无产阶级则讲究“态度”。
我不由得浑身颤抖，仿佛自己也是个罪人。可我实在想不通，大家出于听话才写了大字报，校长不也说过，“同样一句话，‘右派’分子说的跟我们同学讲的有本质上的差别。”并一再强调不捉“右派”。有些同学在大字报上虽然用了一些不恰当的词句，什么“史无前例”，“残酷暴君”，“苛捐杂税”等等。无非为了使大字报出奇，有“份量”，能引起同学的注意，如究其内容往往十分贫乏。一位同学曾说：“我是为了吸引人才故意用上‘杀人魔王’这样的标题。”并非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纯粹想“出风头”。对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