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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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检讨一下是必要的。如果因此恢心丧气，放弃努力，半途而废，将是十分危险的。比起成熟的作品，无疑要看出很大的距离，可是不该过早去考虑自己的成果，能到怎样的水准，就到怎样。我的朋友也不外是那种对不成名作者的作品，所持有的怀疑态度。他们并没有深入文章的主题，看不到作品中寄托的思想，和我个人为理想奋斗的意义，更不用说去考虑我的作品对社会有何用处。他们只是注意文章的技巧和表达能力，还有情节如何。我知道这方面会让他们失望的。
后来有两位老同学对我的《心迹》作了较认真的阅读，甚至还在他认为精彩处划下红线，表明他颇有同感。于是我得到一种嘉奖，我的《心迹》能给人力量了，我同时说出了别人想说的话。我的努力终归没有白费。忽然，我又着急起来，国家已允许人们畅所欲言，如果我不能争取尽早发表我的作品，而让别人的文章说尽我的观点看法，我的《心迹》又要变得毫无意义了，就象一项科研成果被别人抢先公布一样，同样的努力得不到同样的声誉。但这仅仅是瞬间的担忧，我清楚自己作品的尺度，不能企望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发表。而且只要冒出这样的念头来，我便放松了努力，缩短了目标，最多只能成为流行一时的摆设而已。
我决心继续努力，不间断地学习，隔一年或两年修改一次，就象草木要年年剪修，呵护，直到成形的一天。而且勤能补拙，别人三易其稿，我是九易、十易还不肯罢休，直到我十分满意为止，才算我的作品已走到尽头。我知道，不管我修改多少次，每次都能发现不妥之处，有时是一个字，有时是一个词，也有时是整句整段的增删。每经过一次改动，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后来通过朋友的关系，我又让一位搞文学创作的人看了我《心迹》的一部分。他认为文章格调太低沉，埋怨数苦得多，感想多。认为我应该写一写周围同情和支持的人，才能让人看出这世界是光明的。
我想，对创作一部小说来说，他讲得一点不错。也许他没能理解我寄托的意思，也许我的文字没有把自己的意图表达清楚。我所以要写，不完全是为了数苦，我的遭遇在全国数百万不幸的人中算不得什么。有的惨遭涂炭的程度胜我百倍，我不够是极普通的一个，只是我要叫出自己的声音。我反复强调只想提供一些真实的情况，表明自己在逆境中的信心和勇气，并不懈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不是人人都能办到。我总结了经历过的一切，认为有自己的过错，也有当时社会的弊端。我的努力并没有靠别人来支持。事实上，在冷酷的现实生活里，在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里，敢于公开执言，表示同情和支持的人并不多。许多人只是背地里议论着，替不幸的人惋惜，不平。但是这有什么用？当年并不存在有一种议论的监督。现在倒好，许多作品写到“右派分子”时，有人暗中帮助，打抱不平，还有伟大的爱情伴随着，甚至把“右派分子”描写成一位受人尊敬的英雄。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并非普遍现象，否则，悲剧就不该发生。有许许多多的生活，本身并不完美，为什么一定要自欺欺人？这跟阿Ｑ自以为“被儿子打了”，有什么两样。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去编造，把典型的事例作为普遍存在的法则去表现生活，我恐怕做不到。
我历次身陷困境，靠得还是自己解救自己。我一次次失败，我一次次努力，始终热情向上，毫不气馁。在整个过程中，我会埋怨数苦，就象不论谁受到痛打，都会叫，会哭，也会有绝望的时候。我写《心迹》不光是为了诉说心中的怨恨，还为了拯救自己，逃避世俗的污染侵蚀。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有许多的不完善。我的文章不是一串串珍珠，但肯定是一堆混有宝玉的沙石，只要细心挑选，就可以找到有价值的东西。或者如一片荒芜的山坡，虽杂草丛生，很不美观，仍可以找到几株药草，医治那些正需要它的人，还因为这原始的景象，而让人们看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
我的“感想”是多了，我认为那些都是肺腑之言，是生活的结晶，也是我文章的那“几株药草”，绝非无病呻吟，没有遭遇同样不幸的人，恐怕很难写出来。我也注意到，许多“感想”是当年日记的摘抄，处在过分激动情绪下写出来的，有点偏激，刻薄，不留情面，可能无端伤及他人。词句上刺眼扎手的东西多了些，显得不礼貌，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在修改中，我会逐渐把它磨平。也有人说，为什么我的《心迹》总是纪录过错和失败，没有成功和荣誉？首先我是一个极普通的人，自然没有辉煌的成就和业绩。其次我认为有一点成绩是应该的，极为平常，唯有过错和失败是不可原谅的。其实如果一个人老是念叨他的成绩和功劳，他的动机就很令人怀疑。只有时刻不忘教训的人，才能清醒地看到自己的未来。
有朋友看过我的作品后，力挽我将它创作成小说，甚至替我设计了这篇小说的层次，对一些情节提供描写构思，建议我为了使人物形象完整高大，具有代表性，不妨虚构，把别人的东西写上去。我十分感谢他的一片好意，这也许是不错的。优秀的小说，可以鼓舞人们去创造美好的生活，揭示人生的美与丑，善与恶。但是，我个人总存有“偏见”。认为小说是那么完美，那么富有戏剧性，可以看到许多“巧遇”，虽然也可能是生活中所有的，必竟属于典型，不是普遍的。人们又喜欢种种“巧遇”，以致极力去创造它，却让真正的“巧遇”失去生活中存在的意义，成为骗人的东西。象“文革”期间发表的那些所谓“三突出”的小说，反映的事件大同小异，只能是几个被推崇的镜头。一提到“阶级斗争”，几乎就是“四类分子”不甘心失败，搞复辟报复。现实中就算有过这种事，所占的分量就如书上写的那么多吗？一些人用书上提供的“典型”去认识生活，结果是无辜地伤害了许多人。所谓“中间的”，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平凡事，却不能被选作创作的主题。而作品中描写的优秀人物总是“高、大、全”，极端的公式化脸谱化。我很不愿意去看它们，深知那是人为的塑造，是作者汲取各方创作出来的所谓“楷模”，甚至是臆造的“理想”。尤如拾取百鸟之羽装扮成一只美妙而奇异的鸟类，尽管十分精彩，“引人入胜”，却是世间不存在，十分偏激的东西。我还是宁愿自己多观察生活，虽然也会受骗，但不是生活本身的过错，是我自己的幼稚和轻信。此外为了改编成小说我得象“整容”那样，在我的作品中去掉一些，再人造一点。按小说的要求来写，而不是提供生活中一个原始的侧面，虽然它可以是许多美的侧面的组合，但这样的“美女”容貌表现在我身上，我会感到脸红，它违背我的本旨。为了能得到发表，我还必须去研究别人需要什么，怎么样才能让编辑看上眼，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这样做，恐怕很难，也不会快活，或者说我还没有能力去做到这一点吧！
有一次钊人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把它留到二十一世纪再说”。我想这话不错，我的作品仍十分幼稚，应该让它生长几年，几十年，力臻真善美，直到瓜熟蒂落，如此才能为天下善良的普通人争口气。
我觉得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写真实的可贵，越来越需要富有哲理的语言。人们对文学欣赏品味的提高，已经不再满足那些看后，可以痛快一时的作品，不相信那些脱离现实的虚构，虽然它可能十分完美和富有戏剧性。人们对一部作品评论最多的是它的真实性，客观性。人们会因为看穿其中的一些虚假而否定它的全部，觉得读这样的书等于浪费时间。作者的一切努力也就白费了。称为“美”的东西，过了几年往往又会被人重新认识，唯有源于生活的真实才最长久。
真实的东西，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一个饥肠沽漉的人，只能老实说“饿了！”无须多加形容。如果已近绝望，一句“我想吃！”该是表达了多大的欲望。只有经历磨难的人，才懂得说真话的分量。我听过一位农村妇女介绍她的模范事迹。她不识字，也就不用写讲稿，一口气说了两个多钟头，井井有条，生动感人，连她的内心活动都让人“看”得清清楚楚。我想这是她确实做了一些事，真正有所体会，照着生活原来的面目，客观地描述，并没有刻意追求“重点突出”“因果关系”“合乎逻辑”，没有凭空塑造，窃取别人的形象，但是她成功了。唯一不足的倒是她想说些客套话，时髦话，有意无意夹进几句生硬的书本语言。在她看来也许是华丽的词句，想显示她多少懂得一些“文化”，结果反显得别扭。要是她用日常说惯的家乡语言讲出来，会更生动。事物本身有它的完整性，有它内在的联系和感人之处，就看你是不是善于去发掘。
我还是愿意保留原来的面目，如此才能打动别人和我自己的心。任何时候好人都有缺点，坏人也有其长处，绝不会是纯粹的好，绝然的坏。只有真实地提供好的与不好的，人们才会更愿意学习那好的，并从不好的一面吸取教训。如果总想把自己的人物写得十分高大完美，由作者来塑造一个供人学习的楷模，这无异于在愚弄和欺骗读者，对读者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不应该总是由作者来指导读者，应该提供一个机会，让双方共同来评价书中的人物。
鲁迅先生说：“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鹄，便鸱鹄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声音。”就让我叫出自己的声音吧！不管这声音多难听！
在忧患中获得新生，我终于做了一件对得起自己的事，我感到欣慰。
九、走出人生峡谷
1978年8月，我把《心迹》暂搁一边，又去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奔波。经过一番艰难的努力，我终于调离原来的公社，走出那是非之地。我觉得无须过分为自己的失败，过错，受欺感到懊悔伤心。这一切都不是我个人道德品质的不纯，也不是为人行事的不端，更不是灵魂丑陋，心术不正。也许我把许多路给堵死了，使自己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窄小，却迫使我只能朝自己认定的路，执著地走下去。我同时象是一个孤儿在忍受不公正的待遇，靠幻想和期待生存着。但我拥有的勇气和信心，是别人估计不到的。
我来到城关公社一间学校教书，遇到的还是那种要你唯命是从的领导。他用自己过时的思想在指挥别人行动，却把任何违背都说成是异端，哪怕国家的形势和政策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他还在死抱过去的信条，因为是这些信条让他当上领导，他也最熟悉，最习惯这些陈旧的东西，捧为一成不变的戒律，不敢有丝毫冒犯。而专权的人又往往需要别人具有好品德，以忍受他的错误行为。因为忌妒心将是存在，由于他自己不能达到那种高度，便随意猜想别人的优势将于他不利。在民主之风还没有吹到这块土地的时候，我又感到不适于生存。然而此时我极力回避和妥协，不愿做无关大局的争吵。何况这里许多教师对我非常尊重，因为我以成功的教学博得师生和家长的拥护。他们当中又有不少人是民办或代课教师，特别羡慕我有“正式的饭碗”。
在这间学校我只呆了一个学期。1979年3月，我被调到一间完全中学，这次不是我个人的请求，是工作上的需要。那里的一位英语教师出国去了，需要一位能教高中英语的教师。我好歹受过培训，无中推有。我只好加倍努力，拼命来做这超出我能力的工作。想不到“福兮祸所倚”，在这里我再一次遭遇挫折。
由于“文革”的耽误，那时许多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已多年未调。而物价却一涨再涨，养家糊口，改善生活成了大家迫切的要求。
好容易盼来一个消息：1979年10月起将再次“调资”。于是教师们喜形于色，大家碰到一块，谈论的中心就是“调资”。前两年曾有过两次“调资”，但范围小，受调人员有限。这一次是百分四十的比例，难怪大家都在跷首以待。
直盼到1980年4月，“调资”工作才正式开始。当时学校里在有资格参加“调资”的教师中，按比例可评上十四个名额。我觉得自己教了二十年书，那时又担任着高中毕业班的功课，在“第一线”工作。不久前，还被评为优秀班主任，承担过一次全公社的公开教学，算得上是教学骨干。论“贡献”应该不比别人差。本人工资又如此之低，还不如一个刚毕业的大专生待遇。对照条件，我以为这次评上没问题，心里甜滋滋地等待着。
教师们各有各的打算，都在算计着这十四个名额的分配，谁也不肯承认别人比自己强。而我却一头扎在工作里，因为毕业班有好多事要做，我的时间全花在学生身上。几乎每星期要跑许多路，到每个学生家里去访问，做毕业前的思想工作，无暇顾及到“调资”的事，以为学校领导自会替我考虑，就象我全心全意为学生着想，替他们负责一样。
然而公布“调资”名单时，我却“榜上无名”。也许我这人不会抽烟喝酒，不善与人交际，别人都视我为“孤僻”的人，在同事中没有几个能互相“关照”的“知己”，没有一群“基本群众”，以这样的人际关系，票数还能多吗？而学校领导组成员有的已调过两次工资，这次居然还要。正是吝啬的人不会因为钱多就变得慷慨；自私自利者不会已拥有许多就想到别人。尽管会上每次都讲了一套“调资”大道理，读几份“风格高”的材料，要大家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互让互爱”。这都是裁缝师手里的戏服，专做给别人穿的。我“调资落选”已是必然的结果。
当初说得好听，希望通过“调资”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鼓励先进。实际情况是：调上的认为理所当然，甚至认为还远远不够，并不因此感激、卖力；调不上的情绪低落，满腹委曲，同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不安定的因素反而增多。我“调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