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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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视讲台如戏台，讲究语言生动有趣，如妙语连珠，抓住学生的听觉。要变换自己的声调和表情，或高亢激昂，或低吟抒情，或嘎然中断，使“无声胜有声”。课堂同舞台一样要追求一种艺术效果。教师当然不必象演员那样靠表演来传情达意。但一踏上讲台就要进入自己的角色，使出浑身解数来感染学生，使每堂课都象演出那样精采。适当的表情动作，可以使讲课维妙维肖，把学生的注意力最大限度地吸引过来。给学生留下难忘的印象，甚至是终身的回味。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商品讲究竞争。课堂上教师和学生同样可以竞争，不要老是教师唱独脚戏。提问学生，检查效果，让学生发问，这是竞争的对立面。一堂课没有师生双边活动，就象市场上光有人叫卖，没有人买东西一样冷清。学生可以提出疑问，请求解答，也可以表示疑议，就象顾客有权对商品进行比较挑剔。那种教师说一不二的家长式教学作风，往往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使教师只能象蜡烛一样永远是消耗自己，不想再去增添原料，不愿更新改造自己的思路。如果学生敢在课堂上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来为难教师，应该高兴有一位敢于独立思考的学生。即使是故意捣乱，也可以引到正路来，这样的学生最有希望买你的“东西”。问题是敢于提问的学生太少，或根本不会问，不知如何问。因此要强调学生课外预习，把难疑问题记下来。要是学生能问倒老师，说明班上学生肯动脑筋，教师不要怕出丑。如此才能促使教师自强不息，更新知识。要有一种担心学生反驳的“危机感”，才能推出最佳的教学方案来。学生老是沉默，或回答“明白了”，不见得是好事。在知识大道上，遇到平坦的路段，应放心让学生自己走，鼓励他们大胆朝前闯，不要老牵着手，甚至抱着走，只在遇到十字路口，才给予启发和指点。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他们自己从观察、分析、比较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学生与教师两方面的“竞争”，教育才有希望。
我的发言获得众人的喝采，讲稿后来以《如何上好一堂课》为标题在《螺城教育》刊物上发表过。我第一次有了一种成就感。许多人看教师的好坏，总喜欢以他获得多少荣誉，得过什么奖项，培养的学生有多出色等方面来衡量。其实，了解内情的人知道，那些表面的东西不可靠。教师的真正本事就应该体现在他的日常课堂教学艺术上。
1986年开始评定教师职称，以后将按教师的工作能力和成果来决定工资的高低，而不是单纯看“文凭”。这对我有利。可第一次评定基本上还是按原有的工资等级高低来套职称级别。工资高的自然评为“高级”，工资低的教学水平再高，也甭想评上“高级”。明显有“黑猫”，“白猫”之分，而不是看它能否“逮老鼠”。我没有“大专”文凭，本来工资就低，要想评为“中学一级教师”都有困难。虽然对照条件我已完全符合，可是一个人的教学能力和成绩，无法用秆称出几斤几两，也无法用尺量出几丈几寸，全看领导对你的印象和你在学校中的地位，可以说你成绩大，也可以说别人比你强。那时又有一位刚调入的领导，才走出校门不久，也想评为“中学一级教师”，可名额是有限的，我又遇上“对手”了。学校初评时我没有排上队。后来是那位领导工作年限太短不符合条件，被上面刷掉了。大概一个人的“成绩”可以吹，从个人简历上算出的工作年限却难于作假。正好我又有一位初中同学的儿子在县人事局搞这次职称评定工作。他对照我各方面的条件认为完全符合“中学一级教师”标准，才把我提上来。显然光有“成绩”还不行，在这个凡事离不开人情关系的社会里，我没有亲朋好友在当官，可以助我一把，几次都亏过去的同学帮的忙。看来几年“窗前勤苦读”得来的成绩，虽然未能上大学，却在人生道路上派上用场。我的工资因此大大地增加了，跟当年高中同届的一些本科毕业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没有什么可再遗憾了！
1988年三中收回“文革”期间被占用的校舍，准备搬迁。乘此机会，县教育局决定作为“教师聘任制”的试点，对原有教师进行考评、筛选，挑选部分教学能力强的教师应聘。我有幸被看中，因此能进入县城里工作，每天不用骑车上班，大半时间在家里搞“自留地”修改回忆录。两个子女也先后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虽说不是名牌大学，总算有了出路，尽了做父母的职责。将来的路要靠他们自己去奋斗。父母早已精疲力尽，该松口气，享点清福。别人也开始羡慕我：“好福气呀！”大概是做人的基本任务完成了，可以“问心无愧”。
想想我这一生虽经历多次坎坷，屡遭挫折，但是无论走到哪里，总能以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成效来获得周围人的赞赏和认同。也许娇嫩的草木总要开出惹人喜爱的花朵，才能弥补自身的缺陷。在学校读书自不必说，走进社会，在街道工作，到水库工地劳动，去渠道指挥部当干部，我样样不落人。后来当了小学教师，虽说不是“科班”出身，教学上仍是出色的。有幸进入中学，没有“大专”文凭，业务上还是“骨干”。在工作中我可以说是“步步高升”：从小学到中学，从初级中学到完全中学，从离家远的学校到离家近的学校，从普通中学到重点中学。我一路顺风走过来，越来越称心，越来越受人尊重。这是我成功的一面，是我人生价值的体现。我靠的是自己的信心和勇气，以及对工作的热诚。我克服了许多陌生，才使脚下的路越来越宽畅，最终走出变幻莫测的人生峡谷，来到一个广袤的天地，充分享受着大自然慷慨赐予的阳光、空气和绿色的草地。不再磕磕碰碰，满脸血污，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人生总是苦乐相间，有失败的时候，也有成功的时候，不论失去多少，或获得些许，都已是昨天，心中时刻想念的应该是未来。我不再象十年前总抱着一股怨气，凡事想争个是非曲直。我可以平心静气地面对一切，即使死神来临也能泰然处之。每个人在这世上作客，都有回去的时候，无论是王公贵族，平民百姓，到了天堂或地狱都享有一样的平等，世人就不必太在意他们的过去。我像悟到人生的真谛，忽然豁达起来了。
十、实现自我价值
改革开放伊始，胆大的人抱着能干则干，干不了就跑的心态，率先冲上前去。一边看着风势，一边大赚一把。有了“第一桶金”，就象吃了定心丸，信心十足，暗自窃喜。政策也在逐步落实，报上开始大力宣扬“个体户”，表彰“万元户”，提倡“先富先光荣”。效仿的就多了，“头脑灵活”的各显神通纷纷走上发家致富的路。“政府里的人”也有人冒险去“下海”，“闯荡江湖”。老实人不屑一顾，后来看着别人西装革履，处处摆阔，心里又不平衡。工薪阶层仰人鼻息，无从发财，有不安分的也变着法子干违法的事，目标只有一个，朝着发展“钱途”而去。
我内心的防线虽然没有溃退，但看到自己满足于现状，变得惰性十足，与世无争，似乎在衰老，又不安起来。过去于困窘中不得不东奔西跑，却时时透出一股锐气，显示生命的活力，那时怕要“死于安乐”。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摧人向上，我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忽然也想趁自己还能干十年、二十年，也出去拼一把，实现自身的价值。照着方格写出字，可以工整美观，却显呆气刻版，妞妮胆小。只有在没有框框的白纸上，可以无拘束地写出花样来，感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老是呆在学校大集体里，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毕竟“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难处”，谁也怪不了谁。
1990年9月，我决定请求“病休”离开学校。一个月后正式申请“提前病退”，同时开始四处打听。最初是希望熟人能引进到私有企业去摸索一段。但很快就发现事情不象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需要的是熟练的财会人员，懂得做“两套账”，还有营销人员，必须会“吹牛”。虽然我相信只要让我学一阵，掌握决窍，肯定能胜任。但他们不是职业培训班，对人员的要求是，“来之能干，干之能胜”。看来凡受制于人的事，都很难如愿。再说吃别人的饭碗，报酬再高，成绩也是别人的。自己创业，即使是个小店的老板，也是当家作主，所有劳累悲喜都归自己，岂不快哉！可资金呢？门路呢？谈何容易。一切复归惘然，教育局也迟迟不肯对我的申请下达批复。
1991年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母校陈校长。他是我中学时代同年级的同学。在一中读书六年时间里，虽然不在同一个班级，彼此都有一定了解，由于我学业优秀，也算是学校里一个“人物”，是届组里头校友联络员。此外我还有一群志趣相投，高尚而友爱的伙伴。当年每逢寒暑假街委会都会组织学生成立“回乡工作队”，搞一些社会活动，过一个愉快的假期生活。这一来，同一街区的校友，虽在不同年级，不同班级就学，却因假期活动，经常在一起，逐渐成为好朋友。我们曾组织球队到机关部队去参加比赛，到郊外去游览参观。到了傍晚，大家又会不约而同聚在家乡那块大青石板上或榕树下，聊天讲故事，交换彼此的见闻。我们的学识，幽默感在同时代的学生中毫不逊色，爱好也十分广泛。我们的友谊得到各自家长的赞同，被称为一群“快乐的狗兄弟”。连家长之间也常有往来。后来他们都陆陆续续考上大学，但到了假期还要相会，照样到大青石板上或榕树下去。而且每年都会去郊外拍几张照片留念。随着岁月增长，友谊变得更加成熟牢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这群“狗兄弟”，我认识了一中不同届组的不少校友。七十周年校庆时，我曾帮陈校长从一位企业家，我初中的同学那里募到一笔款项，给当年校庆添加一点兴奋剂。陈校长认为我在校友中有一定的影响力，那时他又在筹备七十五周年校庆，得知我“闲置在家”，便热情邀请我去母校帮忙。我想闲着也是闲着，再说只是帮忙，如有合适的活，我随时可以离开，便答应他。不想，却从此把我引到另一个更广阔的新天地。
起初，我只负责整理校友名录。每天查阅学籍档案，伏案抄写。还好，虽经过“文革”的洗劫，从1937年以来母校的学籍档案基本保存完好。学生名册、学业成绩和基本情况都记录在案。而建校初期的几届校友名单，也从解放前的一份旧校刊中找到。唯独缺1927—1928年毕业的校友名录。我后来找到几位健在的老校友，通过他们的回忆，补充了一些。解放前学生流动性大，每个学期都有一大批转学的，复学的，休学的，插班的。反复核对，还是缺漏、谬误不少。但总算有了一份建校以来较完整的《校友名录》。校友们看到它都异常兴奋，一边翻阅，一边不停地谈论起同班同桌的你我。有的还了解到自己祖辈、父辈或子辈、孙辈的同窗好友，了解到自己的亲属是一中哪一个届组，哪一个班级的校友。外地校友得知后纷纷来函索取。甚至有一位台湾校友，后来在台湾办退休时，因实际出生年份与户籍记录有出入，看到《校友名录》便想到从母校的学籍中找到有关他出生年份的证明。我感到十分欣慰，自己种出的果实，有人这样喜欢它。这也是我第一次有了机会来回报母校的培育之恩，虽然最后一年，母校留给我的是永远的痛，我还是感激她前五年给我的快乐成长。
我在工作中找到乐趣，当时学校里又没有一位专职人员来搞校友工作，校长逐渐把筹办校庆的事交到我身上。一个人要是没有兴趣的做事会很难奏效，即使鞭子在背后响动，行动仍然十分迟疑。一旦有了兴趣，就没有什么“不敢”的。我开始参与了校友总会的筹建，负责与各地校友间的通信联络，寄发各种有关材料等等，尤其以搜集校史馆和校友的成果资料最为艰难。
母校向校友征集成果资料的通知，已经寄了一拨又一拨，回馈的为数不多。我想，一方面是有的校友过于谦虚，另一方面邮寄资料确实麻烦，有些材料可能一时找不到，有些必须去复印，还要包装，要去邮寄，需要有充裕的时间，个人照片也未必有现成的。我请示校长后，决定采取登门征集的办法。福州厦门是省内校友比较集中的地方，特别是大学里头，人才济济，一定会有收获。校长同意我的方案，我便开始出差。白天找人不易，就利用晚上到校友的住处去“拜访”。校友们都很感动，知道我的来意后，有的像欠债似的，马上翻箱倒柜找资料，嘴里不停地说抱歉。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为母校，有名出名，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校友在工作事业中对国家、对社会、对集体作出贡献获得成绩，有了成果，应该向母校汇报，并视为一种义务。这不是为自己出名，是为母校出名，给母校增光添彩，给学生树立榜样，是教育下一代的好教材。还好，校友中不少人是我以前认识的，或通过我那群“狗兄弟”拉上关系的。大家见面不说客套话，总是大力支持，有的还主动提供不少新情况。从“已知”的又扩大到“未知”的。短短的几天，我已囊袋满盈，收获不少。
这样挨家挨户去征集是挺辛苦的，全靠两条腿，还得不停地爬高楼，何况到后来手里总是提着沉甸甸的材料，有时刚从一幢七楼下来，又得爬另一幢七楼。回到住所已是夜里十二点多，又累又乏。要说我只是个“临时工”，何苦呢！但责任心告诉我，承诺的事一定要想方设法做好，做完美，这就难免要苦了自己。但我从工作中得到的愉悦别人是享受不到的。我看到一中建校七十五年来，人才辈出，在各条战线上都有一大批优秀的学子，其中不乏佼佼者或在单位中挑梁顶柱的。我为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