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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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年底我年满退休。新来的何校长热情邀请我继续留校筹备八十五周年校庆。他十分信任我，几乎是把筹备校庆的事全权委托给我。我有点惶恐，不够我已是轻车熟路，在校友中人缘声誉也不错。外地校友回到母校，许多人认识我。因为融洽，工作也比较顺利。我除了搞联络组织工作，还独自搜集编写了《一中校友风采》丛书，登载了一百五十多位杰出校友的业绩和成果。同时亲自编辑出版几期《校友报》，校庆过后又编辑出版《八十五周年校庆》纪念册。所有这些刊物，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比以往出版的有较大的改进和提高，得到大家的肯定。整个八十五周年庆典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赴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及美国、英国、新加波、香港等地的校友、嘉宾共一千七百多人，比以往任何一届要多。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都先后报道了一中八十五周年校庆的盛事。称一中是福建一所历史悠久、颇负盛名的一级达标中学。其校友遍布海内外，其中有中科院院士，有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多人，有一大批教授、研究员，当中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就有五十多位，还有不少著名的企业家、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我知道这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能显示出来的后面有我的一份辛劳，不由得心里感到一种满足和安慰。只有广大校友的热心参与，这样的活动才有意义。何校长曾多次表彰我的努力和成绩，我也再一次看到自己的价值，虽是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我对自己仍然充满信心，这已不再是停留在字面上，而是有具体的成果可以呈现给人们。我不必在别人面前感到自卑，自怨，自叹，我再一次相信自己有能力来做好我想做的事。
我十分庆幸能在工作中认识和接触到许许多多热爱母校的校友。他们当中有科学院院士，有许多获得政府特殊津贴的教授专家，有全国劳模，英雄人物，有政府高官，而更多的是在各个岗位默默奉献的莘莘学子。他们对我的工作表示感谢，但是我无权说出他们的名字来炫耀自己，我清楚自己背靠的是母校巨大的怀抱，离开她，我什么也不是。我关心的是如何向校友们学习，象他们那样对全社会做出贡献。
在母校这十年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并努力去实现它，我觉得对得起她的培育，也对得起自己。学生时代的抱负，虽然未能实现，但我尽力了，不能做大的，就做小的，重要的是要做得完美，得到大家的肯定和赞赏，这样的人生可以无怨无悔。
我不习惯书写自己的成绩和功劳，我历来认为干好工作是分内的事，是应该的，如同一日三餐那样平常，用不着去详细描述。只有过错才值得牢记在心，因为那是不可原谅的。也许没有什么可写，正说明我已成熟，失败和挫折较少，不必耿耿于怀，大概我已经十分满足了。何况这点小小的成果，比起众多杰出的校友，他们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脱颖而出，对社会作出贡献，更是微不足道。
关于我的《一个普通人的回忆》，1991年我到一中工作后，就全身心投入到我所热爱的事业，再也无心去搬弄我的文章，于是一直搁着。直到完全退休以后，顿感精神“解放”，人生进入一个自由自在的空间，可以从容安排自己的一切。我才把稿子再拿出来潜心审阅、修改。而且每次修改，都差不多意味着重写，否则在语气上，情绪上怎么也不能“通顺”。但是我觉得每重写一遍，就象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既提炼文章，也洗炼精神，可以达到修身育性，怡养天年的目的，也使自己的退休生活更为充实。就象和尚天天打坐颂经，随着日月推移，功德自然在逐步圆满。到后来，我也就不急于把稿子脱手，这样可以时时感到还有事要做。而且以前每次修改之后，总会觉得不如想象的那样美好。现在是修改之前有这种担心。一到审阅完毕，往往心里就泛起一股暖流。感到没有白费光阴，甚至充满信心，想入非非。不知是自己迟顿了，还是作品真的成功了。如果说过去我的理想只是一根漂浮在空中的鹅毛，支撑它的是一阵阵狂风，于是有时它高高飞扬，有时又突然降落在地。现在我的理想已是一位登山勇士，依靠的是自己的信心和毅力，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有希望达到顶峰。
这几年，对作品政治性的问题少一些担忧，但如何能走进出版社的大门，我却毫无把握。还是听天由命吧！也许只能象处理我的后事，将来让别人去考虑了。而且如果社会已到了至善尽美的程度，我的作品不再公诸于世，又有何憾事！鲁迅先生说得好：“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待炬火。以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未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