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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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团组委的发言，跟我在写大字报的情景是一样的：先认定一篇文章的主题，然后发挥丰富的想象，从脑子里储存的词句中选取必需的，搭配上去，并非客观的反映。或者他是在教条地套用某个公式，而不管是否符合事实，只要能使他的发言成为一次娓娓动听的演讲就行。不同的在于我是受骗，他是受利用；我成了歪门邪道，他却名正言顺。
第二个发言的是一位学习用功而成绩不高的“老”同学。平时沉默寡言，因为出身好，社会关系单纯，团组委很重视培养他。他的发言可谓“一鸣惊人”，是专门来揭露我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何海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娇生惯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腐朽生活。最讲究吃穿玩乐。你看他理的是什么‘游泳头’发式，跟我们都不一样，穿的是什么‘青年装’，只有三个口袋。还搞‘集邮’，跟资本主义国家交换邮票。看的书全是资产阶级的，有《红与黑》、《安娜&；#8226；卡列尼娜》等等。听说还在搞恋爱，上次有人就在他的课桌里发现一张少女的照片，和一封情书……”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耳根发热，拿着笔的手颤抖得再也记不下去。多么可耻的造谣，我从没有遭受过别人对我人格的公开侮辱。他这样讲不感到心虚吗？我抬起头疑惑地望着他，一张白皙的脸皮上，凹塌的鼻子下面，两爿薄薄的嘴唇在不停地煽动着，一对混浊的眼睛直往墙上溜，象是要从那里再挖掘点什么。他大概是决心要用自己的发言，来改变平日不引人注意的地位，却不管他人的死活。我脑子里嗡嗡直响，胸部猛烈地起伏，但是理智和那种场面告诉我，只能忍耐。
有一位同学的发言出于意料，是替我抱不平的：“我有个意见，为什么把‘交心’也贴出来？不是说要保密吗？”是呀！我竟没有想到这一点。要求所有团员要向组织“交心”，说是正如信徒对神父的忏悔一样，“知错就好，说出来没有人会知道，上帝会宽恕你的。”但团宣委马上解释说：“对大部分同学的‘交心’，我们绝对保密。比如有一位同学把最见不得人的事也交代了。我们至今替他保密。对何海生不一样，你不公开，他也早已泛滥，就象浓疮是包不住的，还是公开出来，让大家都来帮助他更好。”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所谓“交心”，完全是种骗局。那些人一旦找不到别人的缺陷就心里不舒服，总是想方设法要将人家身上的所谓‘肮脏东西’给挖出来，才肯罢休。如此才感到“安全”，才显得他们是最“干净”的，也即最“革命”的。
接着，又有一个声音叫起来：“何海生今天的检查很不象样，关键问题一个也没有谈。我问你，你跟反属子女程伟平打得火热。你们之间的关系要交代清楚，都说了些什么？他有没有指使你借‘鸣放’向党进攻？你站起来老实交代！”我站起来了，无言对答。后来团委书记叫我坐下。我再也没法注意其他人的发言了。
散会后，我仍呆呆地留在座位上，一时竟以为会不让我回家。团委书记见我的神态有点不对，可能担心“出事”，便走过来象是安慰又象是逼迫：“思想斗争是痛苦的，要经得起考验。只要把问题都交代了，同学是会谅解的。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挖一下思想根源。”我不自觉地点点头，其实我并没有听进去。我的心还在发抖，由于害怕，也由于愤怒。我的作风谈不上堕落，我跟伟平的关系也是清白的。为什么只要跟所谓“反属”子女在一起，就一定要受到怀疑不信任。难道他们生来就不配受到普通人的待遇？难道还叫他们走父辈们的路？难道“贼的儿子就是贼”？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人看成是敌对的，有害的。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指责。
一连几个晚上，把我当成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来进行批判，剖开我的心，任意挑剔着，指摘着，蹂躏着，然后一个“不行”扔给我。再一个拿起来看了看，又是挑剔、指摘、蹂躏，又一个“不行”摔在我跟前。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拨弄着。当然，每次批判之后，都有一番“抚慰”。说大家是在“挽救我”，“帮助我”。我前后检查了四次，不知道写了多少张“交心”。把说的，想的，听的，还有别人的，报上的，通通写上去当作自己的罪状。只要能过“关”，我当时是“在所不惜”呀！可团组委还说“不彻底”，硬是推出种种不符事实的结论，加给我书上所能见到的罪名。我只能默默地忍受，一分辩就是“态度恶劣”。我想，就等他们发怒够了，给我判处个“劳改”或“开除”什么的，我觉得自己命中就不该来上学，要不，也不致落到这地步。我曾经想过自杀，但是连这一点也不容易。我怕死后，学校会更加重我的罪名，而且累及家庭亲人。我最怕妈妈为我伤心难过，怕妈妈在邻人亲戚中抬不起头。
当时整个班级被那些人搞得象个集中营。有的人成为奴役别人的刽子手，而大部分人则生活在恐惧之中。尤其几个跟我“同类”的同学，他们或多或少也有“资产阶级思想”，平时看不惯那几个“假马列”，那时都有兔死狐悲之感，惶惶不可终日，又不敢吱声。他们不是团员，可以不过“整团”这一关，因此还能保持一个完整的外壳，后来都比我幸运，进了农学院和林学院这一类大学。团支书也不同意那些人的作为，在背后为我说过话，跟他们争论过。可惜他有个哥哥在台湾，尽管他从没有联系过。这“台属”关系非同一般，“整团”一开始，他就被团组委和宣委排挤掉，靠边站。后来也只能跟我的“同类”一样进农学院。那个团组委学习毫无建树，却进了重点院校，这些都是后话。
怎么了结这场灾难，已记不起来。大概他们觉得揉够了，再也榨不出什么来了。或者已经让我知道厉害，就象大人鞭打小孩，看到害怕的样子，听到“今后不敢”的保证，也就可以歇手了。再说时间不允许，毕业考试逼在眉睫。团支部最后一致通过给我“警告”处分。我对此没有意见，这是最轻的处分，也许大部分同学理解我，知道我不是团组委和宣委他们认定的那种人。一个沉重的包袱卸下了，一道难关暂时过去。我松了一口气，至于将来会怎样，当时我连想都没有去想它。
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在目。“整团”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遭劫，它把我向来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拦腰砍断。从此再也不敢高谈阔论随便发表自己的见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失去青春的欢乐，变得少年老成，变得胆小心虚，犹如一只惊弓之鸟。只要一见到校长就全身畏缩，一听到“反右”、“大鸣大放”、“整团”等词语就心里发怵，浑身颤抖不已。尤其是后来竟然不负责任地一脚把我踢开，使我满有把握实现的理想彻底破灭，几乎走到绝望的边沿，我不能不深深诅咒这段历史，为我的前途感到惋惜。
四、第一次“落取”
一场可怕的风暴过去了，留下的虽是残枝败叶和满目疮痍，可贵的是有一段相对的平静。1958年6月进入紧张的毕业复习考试。这种熟悉的生活渐渐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和快活，希望重新在心头跳跃。我以为一切都将过去，就象旅途中难免会跌倒摔跤，即使鼻青脸肿，目标依然存在，重要的是爬起来继续赶路。我不敢怠慢，比以前更懂得珍惜时间，最后以各科总平均九十分点六的成绩毕了业，其中数理化的成绩都在95分以上。
七月份到泉州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不用说的，蛮可以被录取，我心里有说不出的轻松。那时几个在“鸣放”中“表演突出”的同学都没有信心等待发榜，个别人没有参加“高考”就到外地去找工作了。我却不然，始终不相信那件事会跟“高考”发生关系，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甚至觉得自己准能考上第一志愿：北京大学地球化学系。在等待发榜的日子里，我把行李都准备好了，打算一发榜就去报到。
现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美好，我太天真了，愿望与努力终究敌不过政治的险恶。其实我们还没有参加“高考”，学校的鉴定已注定我是不会被录取的，而我还在痴情地盼望着。
8月14日是规定发榜的日期。一早，我就守在家里，焦急地在房间里等着，有时受不了就躺在床上静听一颗心在怦怦地跳。宣判的时钟不停地嘀嗒嘀嗒响着，不知道在哪一个时刻，叔叔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一份“通知书”。他上楼来，声音颤抖地对我说：“是落取”！突然，我的心停下来，接过“落取通知书”看了一遍，似乎还镇静了好一会，但很快就象丢了魂一般，感到身子轻飘飘似在太空中飞行，脑子里一片空白，说不清周围是些什么。我盲目地在房里来回走过一遍又一遍，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一会儿我无意识地冲下楼去，一会儿又莫名其妙地爬上来，不知道做什么好。妈妈和叔叔都为我担心，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看出他们以为我疯了。我只好极力抑制住自己，反过来安慰他们：“考不上大学没关系，能有个工作也好。”我真想立刻就去工作，好把这一切都忘却。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我突然想唱支歌，希望歌声能驱散心中的郁闷，可是声音那样嘶哑，唱上一段就没有兴头接下去。我又想吃点饭，希望食物能填补身体的空虚，可是吃了一口又没有味道，牙齿也使不上劲。妈妈看我这样，坐在一旁偷偷地流泪。我觉得不能呆在家里，免得他们和我一样难受。我决计跑出去找同学。
同学中有不少人已接到录取大学的通知，听到我“落取”的消息都表示怀疑，说我撒谎。后来有两个想安慰我，反而使我刚静息了的悲伤又酸溜溜地涌上心头。大家最后提议去看场戏。坐在戏院里，我尽想往后的事，对台上在“改天换地”一点感觉也没有。回家时，他们陪我走到东街口的岔道上。我握过几只滚烫的手，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醒悟到自己从此走出校门，结束学生生涯，我比他们更早步入社会。我不禁感到担心害怕，到处是陌生的人，陌生的东西，未来的道路不知通向何方。我不安起来，一颗眼泪早已悄悄溜出眼眶……
第二天我鼓起勇气去找班主任。他故意露出惊讶的样子，却又说昨天他知道我“落取”就跟校长谈过，校长对我考不上也感到“奇怪”，不会是由于“鸣放”、“整团”的问题，学校没有对“招委会”表示过另外的态度等等。后来他叫我安心等待上级分配工作，说有工作跟上大学还不是一样，能在工作中干出成绩来，成个“土”专家，还怕没有机会上大学？
班主任象哄孩子一样。我当时却信以为真，并老老实实在家里等待上级给我分配工作。那段日子生活无聊极了，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看书，除了看书又是睡觉。而无论是吃饭、看书、睡觉又好象是多余的。有时独自一人跑到山坡上呆呆地坐了好半天，让微风抚摸我的脸，吹平我不该早有的皱纹，带走我心头的烦闷，我会得到片刻的安宁。待到夜色降临，我又来到溪边徘徊，听流水声潺潺，我回答不出她的问语。那时田野里沉寂了，天上的月儿矜恃，星星一闪一闪地过于靦印呛孟罂吹轿揖透械娇尚撸还室庖蚜扯仄稹Ｒ磺杏侄际呛廖奚腋械郊拍弈危笠桓霰蝗艘牌墓露诜绮吐端拗锌坷说春突孟肜创蚍⑷兆印Ｎㄒ坏睦秩ぶ皇腔匾洌焉倌晔贝囊坏阋坏味荚傧殖隼矗缓蟪两氯ィ棺约耗芡囱矍暗牟还�
老同学上大学去了，我不得不结交街道上几个格调不高的新朋友。我恨这些人又舍不得这些人。他们老是吹嘘自己多么有本事，唯他们是这里的优品，连自己的缺点错误，只要是“与众不同”，也要到处去宣传。只要一个他们看不顺眼的人从眼前走过，立即成为他们攻击的话题，在背后爆发阵阵狂笑声，仿佛他们真的高明无比，别人都一文不值。我常常从心里感到厌恶，可是除了他们，我再没有别的地方，别的朋友了。而且也喜欢听他们讲一些奇闻逸事，因此还是常常跑去跟他们一块消磨时光。
家里人不允许我这样，反对我整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大家对我的“落取”象是犯了极大的过错一样忧虑，一再追问为什么会考不上。他们的猜测令我难堪：“是不是态度不好”，“一定是没有跟干部搞好关系”，还有“鸣放”的罪过。他们的话也许不无道理，我却不肯承认。既是考试，就应该按成绩的高低来录取，怎么能跟“态度”、“关系”、“鸣放”扯在一起。我实在听不进去，心里烦躁，越发变得态度不好。
我何尝不感到痛心，国家培养我十二年，我还不能符合国家挑选人才的要求，这不光是我个人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但为什么“落取”？我也说不上，难道我考得不好？这不可能。多少比我学习差的同学考上了，其中两个还是在我帮助下才勉强毕业的，也考上了。那么，是政治上的原因？我真不愿这样去想。直到后来才知道：学校人事干部早就在考生报名表上，根据各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政治表现等条件，按甲乙丙丁分类。也就是说，能否考上，可以进哪一类学校，早就判定好了。考试成了蒙人的手段，成绩不是主要的，甚至是无用的。可以说能否上大学是由别人来安排，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这种以所谓“政治条件”取生的做法，始于1957年的高考。那一年先是推迟发送通知书的时间，后来是出现考生接到的通知书出了许多“差错”：有的收到的是某大学的，但信封里装得却是招生委员会的“落取通知书”；有的信封是招生委员会用来装“落取通知书”的，却装得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