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痛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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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思前想后，在局势未明的情况下，许定国自然与南明弘光政权搭上线。弘光帝授他“镇北将军”一职，并让他率兵北进开封。
许定国自然不愿离开老窝睢阳，借机拖延。同时，为了给自己上双保险，他暗中与清朝在卫辉的河南巡抚罗绣锦通气，表示愿意归顺清廷。虽如此，他也只是口头表示，没有实际行动，因为清廷当时在河南的力量非常薄弱。罗绣锦也不傻，他向清廷打报告，指出许定国心怀叵测，有可能趁清军南下或西入有所动作，不得不防。
许定国虽是南明在河南的重将，但他名义上是四镇中势力最强的高杰手下的部属，因为当时高杰有经理河北、河南等地的权力。
许多历史书籍，皆讲高杰与许定国有“私仇”，特别是史学大家谈迁，在《国榷》中讲高杰为农民军时，曾杀许定国一家。此种说法，多为日后正史所采纳，敷衍成篇，以此作为许定国杀高杰的原因所据。
仔细研究各种史料，可以发现，谈迁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
1645年，即顺治二年初，许定国遣其子许尔安、许尔吉两人渡河，赶到清朝的王爷豪格处投降，当时二人皆是成年人，为明朝参将；七月间，归降清朝的许定国随清军南下，其妻邢氏年老多病，上书清廷乞还老家——从这两条就可以看出，许定国老妻壮子活得好好的，哪里有一点从前“全家被杀”的影子。
此外，许定国杀高杰后给清廷上揭帖，也只讲高杰诬称他结交清朝，并未称二人之间有杀家毁宗的私仇。如果真有这种仇恨，在价值观首推孝道忠义以及看重家族血脉的明清之际，许定国一定把家仇拿出来说事，因为这些更可凸显他投效清朝的无辜和“孝勇”。
所以，流行的有关许定国杀高杰是为全家报仇的说法，基本没有什么可靠的史据。
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讲，许定国自负有功，久不得晋官，就上疏诋斥高杰从前是贼头，由此二人生怨，结下了梁子。
高杰每对人称：“我见许定国，一定要亲手捅死他！”但是，从个人经历看，许定国老兵油子一个，曾下狱吃过亏，当时他隶属于高杰手下，仅有万余兵丁，一个小小总兵对一个“集团军司令”叫板，还是公然叫板，似乎不太可能。特别是讲他指斥高杰曾为“贼”，这更触忌讳，因为在南明将领中，昔日的“贼”数目不少，遍布军中。许定国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攻讦高杰而为自己广树仇人。
究其事实，许定国杀高杰，更多是出于个人利益，私怨并不是导火索。
1644年秋，怀庆的清军大败于李自成后，牵制了清军主力的进攻方向。清军各路调集，正拟进攻江南的多铎也转向，在年底抵达河南卫辉、孟津一带。也就是说，清军的主力后撤到黄河一线。先前，正是由于战线拉得太长，使得清军非常狼狈。
睢阳是个军事重镇，只要守住这个地方，南明的两淮和长江下游地区皆可安全无虞。
许定国闻讯，根本没有考虑到要为明朝守城，他如惊穴之狗，立刻派人到多铎处请降。不久，多铎率军开拔，许定国复派人携书至山东向清朝肃亲王豪格乞降。为表达“诚意”，他还在转年年初遣其二子渡河到达清营。
由于对当时的情势拿捏不准，多铎又无多尔衮之命，没敢即刻渡河。
多铎不急，许定国着急，他写信哀求清朝河南巡抚罗绣锦，让他允许自己的家属过河入清营。主动送亲人到清营为人质，可见许定国是真心归降清廷。
此时，意欲北进图复中原的高杰来到了归德。
高杰此人，虽然跋扈，但经史可法激劝，感奋思进，于1644年阴历十月十四日拔队北征。祭旗之时，风吹大纛而折，红夷大炮无故自裂，时人迷信，以为出兵不吉。高杰不顾，毅然登舟。据撰写《青暽屑》的庄廷吉（此人是史可法幕僚）讲，十四日那天，俗称“月忌”，常人恶之，不行大事，高杰偏不忌讳，毅然踏舟进发。
十一月十三日，高杰大军已抵至徐州。
先前降清的副将唐起龙之父唐虞时与高杰有旧交，致书招诱，表示只要高杰投降，清朝一定“大者封王、小者封侯”。高杰不为所动，反而身先士卒，沿河筑墙，专力备御。同时，他致书清朝肃亲王豪格：
欲向江南争半壁（20）
逆闯（李自成）犯阙，危及君父，痛愤于心。山川俱为羞色，岂独臣子义不共天！关东大兵，能复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者朝使谨赍金帛，稍抒微忱；独念区区一介，未足答高厚于万一。兹逆成跳梁西晋，未及授首。凡系臣子及一时豪杰忠义之士，无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寝其皮。昼夜卧薪尝胆，惟以杀闯逆、报国仇为亟。贵国原有莫大之恩，铭佩不暇；岂敢苟萌异念，自干负义之愆！杰（高杰自称）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绵力，急欲会合劲旅分道入秦，歼逆成之首，哭奠先帝。则杰之忠血已尽，能事已毕，便当披发入山，不与世间事。一腔积愤，无由面质。若杰本念，千言万语，总欲会师剿闯，以成贵国恤邻之名。且逆成凶悖，贵国所恶也。本朝欲报大仇，贵国念其忠义所必许也。本朝列圣相承，原无失德。正朔承统，天意有在。三百年豢养士民，沦肌浃髓，忠君报国，未尽泯灭！
其文大意，与史可法书信相仿。
人在徐州的高杰，日夜不宁，大宅门内，白昼无故起火，烧得他须眉几尽，焦躁之余，他更加决意加速北征。
到归德后，高杰写信给许定国，顺致大量金银之物，要后者与他共图中原大业。对于许定国遣子降清的活动，高杰当时完全蒙在鼓里。
由于自己家属皆已送入清营，许定国百般拖延，最终激使高杰发怒，自统十三营约万人的军队，在距睢州二十里以外扎营。
事已至此，许定国无路可退，只能诱杀高杰自保。
为了麻痹高杰，他立刻出迎，表示马上要率军与高杰共同北进。
高杰轻信其言，尽遣属下拔营往开封方向挺进。身边，他只留数百亲兵，轻入睢州城内，正入许定国圈套。
此时，高杰已经听说许定国遣子降清之事，然而并不尽信。如果他有智，趁许定国出迎时先下手为强，把他抓起来再说，就不可能出后来的大事。
陪同高杰入睢州的南明河南巡抚越其杰，感觉不对劲，也劝说高杰要警惕，高杰不以为意。他根本没把许定国放在眼中，又被老许孙子一样的谦恭卑顺所迷，自动进入睢州城内的“鸿门宴”中。
临入城，睢州城欢迎的人群中忽然闪出一位千户，指称许定国要谋害高杰。言语一出，许老贼吓得差点拉裤子。高杰瞪眼，怒斥这位千户挑拨离间，当众打了这位倒霉蛋六十军棍，送与许定国处理。
许老贼不敢怠慢，立刻抽刀砍下那位千户的脑袋，竭力表示自己心无贰意。
可见，这位高杰真是自己找死。
许定国在城内大开宴饮，挑出多名美女陪酒。不少记载都讲高杰沉湎酒色，纵饮大意。其实，据时人庄廷吉讲，高杰当时严拒美人，并正色对许定国说：“行军出兵，不应贪色！”当时，还怕许定国不安，高杰进而安慰说：“贤弟可为我先养着这些美女，待我扫清中原后，以美人娱老温欢！”
酒过三巡后，高杰忽然责问许定国遣子降清之事是否属实，又严限他出兵北征的日期——这一切，皆是死催，许定国再怯懦犹疑，也不得不连夜动手。
酒宴间，高杰部将发觉许定国的弟弟许泗举动失常，暗劝高杰小心。高杰鄙夷一笑，“这厮何敢谋我！”很快，又有许定国女侍私告高杰女侍说：“今晚许将军要害大将军。”
酒酣的高杰知悉后，竟然面责许定国：“你敢害我吗？”
许定国慌忙跪下回禀：“卑职不敢！”
高杰大笑：“我就知道你不敢！”
至于高杰夜间被杀之状，《明史》、《绥寇纪略》、《平寇志》、《北游录》等记载不一，惟独李清《三垣笔记》所记最为“香艳”，多为后来者所引用：
“（许定国）多选诸妓，以二妓縻（高）杰一兵，又选四艳妓侍（高）杰。及中夜伏兵发，一兵已为二妓所掣，故败。”
但是，想想高杰亲兵数百，一人佐以两个歌妓，睢州城内，似乎难觅如此多的美貌三陪女郎。
总之，许定国于夜间忽起伏兵，把高杰亲兵数百人击杀殆尽，只有两三人幸免。
高杰本人善战，平日手持一根铁棍，可敌百人。仓猝之时，他铁棍已失，犹步战达旦，连杀数十人，最终被许定国手下杀死，破膛开肚，死状极惨。
许定国杀人后，知道高杰手下部队必来报复，便连夜逃跑，率残部向黄河方向窜逃。
封、归德等地高杰部下听闻主将被害，悲不自胜，四面而来，以高杰外甥李本深和部将高进库为首，他们把睢阳城以及附近二百里的人民屠杀殆尽。
睢民无辜，皆由许定国一人引致，遭此荼毒。
许定国跑到黄河南岸，这才敢喘口气，不断派人催促清军渡河。多尔衮接帖甚喜，让他在南岸等候多铎大军。
许定国越想越怕，不敢在南岸多呆，逾河先向清朝河南巡抚罗绣锦处“避难”。
而后，他一路充当向导，为清军带路，由归德而南京，直到灭亡掉弘光政权，并回北京受到多尔衮“亲切”接见，隶入汉军镶白旗。
不过，此人也没活多久。转年三月，许定国被江阴义军所杀，时年七十一。
顺治五年，清廷追授他一等子爵，由其长子许尔安袭爵。多尔衮死后，政敌清算这位摄政王。许尔安不识时务，上疏要求为多尔衮大修坟墓，比之为“周公”，这次马屁没拍对，他被多尔衮政敌郑亲王济尔哈朗盯上，参劾他“结党惑众”，论刑应处死。最后，特旨“从宽”，许尔安一家被流徙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清朝二百多年，老匹夫许定国后代，苦寒代代，可谓天道好还。
欲向江南争半壁（21）
史可法听闻高杰被杀，顿足流泪，哀叹道：“中原不可复矣！”
但是，善后之事，不得不处理。高杰一死，部众繁多，军中无主，黄得功等人思起旧恨，乘机派兵，欲图分高杰部众和地盘。刘良佐和刘泽清、黄得功一起上奏：“高杰无寸功，骄横淫杀；（史）可法乃欲其子承袭、本深为提督，是何肺肠？请分其众将之。”
镇将骄横，可见一斑。
对此，朝中的马士英倒是还算有一定主见，表示：“高杰属下将士众多，他们怎么肯轻易归属他人统辖！”
为了稳定军心，史可法只得再次入高杰军中，立高杰儿子高兴平为世子，又以高杰外甥李本深为提督，并委派其部将李成栋为徐州总兵。
高杰之妻邢氏有大略，深知自己的儿子年幼不能服众，想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
史可法不答应，又不好太推辞，只得让高兴平拜太监高起潜为义父。
如此，高杰部将寒心，心知史阁部看不起他们这些“诸贼”出身的部队。
此时，如果有大略，史可法应该指挥高杰部队继续北进，可以在山东、河南展开军事行动，再不济也要在徐州大陈兵马。
但灰心丧气又不知兵的史可法只求南保，率兵退往扬州。
南明河北之地，一无可保。
马士英闻知高杰被杀后，立刻派心腹卫胤文前往高杰军中，夺取高杰外甥李本深的军中大权。众将大哗。刘良佐趁乱也添乱，上疏说高杰溃兵作乱，并与黄得功、刘泽清一起联奏，要朝廷解除李本深的提督一职。同时，黄得功提军直趋扬州。
高杰部将中许多人家眷在扬州，闻之惊惶不已，纷纷上马持兵，准备前往与黄部士兵血斗。最终，还是史可法出面谕劝，避免了又一次大规模内斗。
但从此开始，高杰部军心解体。日后，李本深、李成栋等高杰旧部，十多万人一齐投降清朝，并成为扫平江南、两广的主力军。
黄得功虽为南明忠臣良将，但其提兵直趋扬州之举，使得高杰部众军心大乱，纷纷弃地南归。由此，其误国之罪，不可谓不大。
马士英出于私利，高杰北征出发后，就借故拖欠军饷粮饷，主要原因倒不是为了北行款清使团的议和，而是他深恨从前一直与自己在同一条战线上的高杰渐渐与史可法站在一起。这样，不给饷银，就是给高杰一个下马威：让你知道谁真正是朝中说话算数的人！
而高杰死后，马士英立即安插自己人准备控制这支军事力量，可谓机关算尽。
衰世争出离奇事
——弘光朝的“南渡三案”
弘光朝的“南渡三案”，即“大悲和尚案”、“童妃案”、“北来太子案”。
这三个案中的人物，“大悲案”是和尚假冒明室亲王，而“童妃”和“太子”，当时和后来也已经证实百分百全系假冒。
奇怪的是，当时和后世，也有不少人深信不疑，认为“童妃”和“太子”都是“真身”。近世的不少文学作品以及电视、戏剧，均渲染“童妃”的可怜和“太子”的无辜，以此痛斥弘光帝与马士英等人的无耻。
就史论史，三案“主角”，确确实实都是冒牌货。可巧，他们又都出在寿命仅仅一年的弘光朝。真正是乱世多怪，让人现在读之，都觉满目荒唐。
先说“大悲和尚案”。弘光帝即位的这年年底，一名光头大和尚半夜出现于南京，忽然在洪武门大叩门环，大叫大嚷，自称是大明亲王，惊动了不少人。
守门军兵不敢怠慢，立刻把这大胖和尚抓起来，关起来再说。上报弘光帝后，这位皇帝觉得很吃惊，立刻派人严审。
大和尚语无伦次，忽然自称他本人就是崇祯帝，就立刻挨了一顿大板子——先帝已经龙驭宾天，天下皆知，哪里又冒出一个崇祯帝！
和尚哀嚎之后，忽然改嘴，一会说自己是“齐王”，一会说自己是“吴王”，一会说自己是“定王”，颠三倒四，语无伦次。
各种大刑用尽，大和尚捱不过，只得说出实话：“我本名大悲，在苏州当和尚，见天下大乱，想趁机取富贵。”
取富贵的道儿这么多，大悲和尚非走这么危险的“捷径”，而且连皇家宗谱有谁都不清楚，就敢夜叩宫门，真是胆大脑小之辈。
阮大铖听说这件事很兴奋，想通过此案攀引得罪过自己的东林党人。老小子能写，笔头快，几天之内就弄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