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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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北京城已是容貌俱非。10月24日，内阁在冯军的大刀下，匆匆通过了四道命令，其中包括解除吴佩孚的一切职务。吴佩孚在命令上大批“伪令”二字。
然而，由于后院起火，曹锟已宣布辞职，直军无心恋战，奉军乘势占领滦州，抄了直军后路，而山东又宣布中立，切断津浦铁路，拒绝吴佩孚假道。连从不出雁门关的阎锡山，这时也趁火打劫，派了两个混成旅到石家庄，打起拥护段祺瑞的旗号，准备参加瓜分直系遗产的盛筵。
山海关、秦皇岛的直军不战而溃，纷纷坐船浮海南逃，局面已一发不可收拾。吴佩孚半生英名，尽被大西北的秦汉遗风吹得无影无踪。
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号称“首都革命”，其实殊无革命意义可言。冯玉祥在自传中写道：“首都革命最初的目的，原是要扫除军阀势力，打倒贿选政府”，但实际上，冯玉祥占领北京后，却并不急于推翻曹锟的贿选政府。他向新闻界表示，他的要求只有三条：一、颁停战令；二、惩办主战人物及附和者；三、召集全国各派代表会议，共决时局问题。其中并不包括要曹锟下台。可见冯玉祥还是承认这个总统的。
冯玉祥捧了一个内阁出来，但阁员们十之八九都不敢赴任，北京的一班军政要人、闲散食客，早已鸡飞狗跳，躲进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去了。陆军次长王坦大骂冯玉祥、王承斌等人是“一群忘恩负义的畜生”。他冒险到沈阳和张作霖见面，建议让曹锟先恢复自由，赚回被囚的脸面，过渡几天，然后平安下台。
张作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绿林出身，最恨卖主求荣、扒灰反水的人，在江湖中，“私卖梁山”是死罪，要千刀万剐、断子绝孙的。因此，他根本看不起像冯玉祥这种倒戈之人，也不把他当盟友。张作霖对王坦说：“冯玉祥替咱打仗，那是官银号120万小洋钱买的他，他不能主张国事。”
可怜的冯玉祥，在驱逐黎元洪，为曹锟贿选铺路的政变中，被曹锟当成一只上窜下跳的马前卒；在倒戈直系，软禁曹锟的政变中，又被张作霖当成一只上窜下跳的马前卒。
但冯玉祥一直蒙在鼓里，以为扳倒了被视为天之骄子的常胜将军吴佩孚，他的身价地位已经暴涨百倍，可以和段祺瑞、张作霖这些老牌军阀平起平坐了。
当年他率十六混成旅入陕时，段祺瑞、张作霖都是成名的人物，打个喷嚏也会把长江以北震得抖三抖，他们手下有几个混成旅？冯玉祥人微位卑，难入他们的法眼。但世事往往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冯玉祥竟有机会和他们坐而论道，共商废立大计，怎么会轻易放过这个表现身份的机会呢？他邀请段、张到北京开会，“共商国是”，摆出一副请君入瓮的架势。
冯玉祥又把参加政变的军队改编成“国民军”，宣称这是一支革命军队，冯玉祥任国民一军总司令，胡景翼任国民二军总司令，孙岳任国民三军总司令。但这支军队在革命后干得最卖力的一件事，就是争夺地盘。为一个河南督军，胡景翼也争，孙岳也争，几乎反目为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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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第八章农夫的政治（7）
首都革命唯一值得称道的革命之举，就是把前清逊帝逐出故宫。虽然冯玉祥有谋取政治资本的动机，但扫除一个封建小朝廷，毕竟是件好事。时人谑称：“冯氏反戈至京，既驱曹氏之假皇帝，后驱宣统之真皇帝，数日之内连演逼宫，京中人之眼福颇为不浅。”
只可惜这样一件好事，不按正轨去做，好事也成了坏事。优待清室，乃中华民国政府对清室的一个庄严承诺，如果要修改或废除，亦应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冯玉祥凭着手中的一杆枪，生杀予夺，任意妄为。溥仪出宫后，反而有机会与日本人勾结起来，后来在东北搞起满洲国。
冯玉祥原以为控制了北京，手中有个被囚的总统，有个俯首听命的内阁，就等于口含天宪，控制了北方的政局，但段祺瑞、张作霖却不肯入彀，试想这两人都是千锤百炼的官场巨擘，玩弄权术的千年老道，这种小法术怎么降服得了他们？11月9日，段祺瑞派人到北京，请冯玉祥到天津开分赃会议，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冯玉祥挟曹自重不成，又想等孙文北上后再赴津，挟孙自重。但孙文迟迟不行，冯玉祥无可奈何，只好单刀赴会。不料驿星一动，败兆尽显。
天津会议期间，奉军开到天津，迫使冯的好朋友王承斌让出省长一位。同时，苏、浙、鄂、陕、闽、赣、皖、豫八个省和海军以十省大同盟名义，宣布不承认由冯玉祥扶植的摄政内阁。段祺瑞、张作霖根本看不起冯玉祥，视他为“雇工”。
恶人自有恶人磨。冯玉祥忙乎了半天，换来一肚子窝囊气，真是可笑可叹之至！
本来段祺瑞对冯玉祥就没有什么好感，直奉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希望说服吴佩孚背弃曹锟，转投他的麾下，但碰了钉子，只好退而求其次和冯玉祥合作。而奉系对冯玉祥的印象更坏，虽然冯玉祥的倒戈帮了他们的大忙，但奉系对他仍处处防范，特别不能让他得到任何通海的海口。在张作霖的算盘里，冯玉祥可以向西北方或京汉线方面发展，但津浦线这边是寸土不让的。
冯玉祥在北京翻云覆雨之际，吴佩孚的25万大军被困在秦皇岛到天津一线，走投无路。吴佩孚在天津指挥撤退，总司令部就设在专车的车厢里。回想当年，从湖南撤防北归，到直皖战争、直奉战争，一切都历历在目，仿佛不过是昨天的事情，但江山依旧，人事全非，可胜叹哉！
11月2日下午，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登车与吴佩孚见面，为段祺瑞做说客。他提醒吴佩孚，局势已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而调停直奉战事，只有请段祺瑞出山。
不料，身为败军之将的吴佩孚，不仅严词拒绝，且板起面孔，责以春秋大义：“如果我听从贵总领事的意见，为一时权宜之计，结段而背曹，那么，大义名分，我何以自圆其说？而气节因此败坏，我还有膺任国家重寄的资格吗？世人每每以中华民国既立，君臣之义已不存在，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倘能保全八德，必可有正彝伦，君臣之义何妨代之以长幼之序？段芝老品行高洁，思想正大，出入儒佛之学，且能体悟八德，倘如他一旦接受张、冯的推戴，投入当前的政治漩涡，便不是忠于国家之举。因为中国政治的隆替，系于大道之消长。我面临国家兴亡关键，独欲遵循正道，义无反顾。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考虑之列。这便是我断不能擅自背曹而结段的主要原因所在。今日之事，我吴某人早已下了决心，宁为玉碎，不求瓦全！”章君谷《吴佩孚传》（下册）。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吴玉帅虽败，但气势却一点也没败，照样是空棺材出殡——木（目）中无人，八面威风。吉田茂唯唯而退，事后派人向吴氏转达，如果吴氏认为必要，可以暂时退入日租界。吴佩孚表示了谢意，但转身却对自己的部下说：“谁要我进租界，我要谁的脑袋。”
11月21日，眼见得大局已定，国民军再也翻不出什么花样了，段祺瑞这才施施然入京；张作霖接踵而至。25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主持国务会议。冯玉祥在一旁干瞪眼，对时局完全丧失发言权，不得不迁往天台山“闭门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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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第八章农夫的政治（8）
然而，国民军仍然盘踞着北京，顺天王府（张作霖在北京的下榻处）和天台山俨然形成对峙的局面。国民二、三军已经答应让出直隶的地盘给奉系，他们向西北发展。因为孙岳认为河南、河北两省自古是四战之地，奉、直必争的焦点，国民三军实力有限，不足以抗衡，而甘肃以西还没有一支新式军队，比较有发展的空间。
第三军一位长官声称，当时他们“幻想在甘（肃）新（疆）一带搞一长时期的军事割据，来实现自己一大套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经济主张。”何遂《关于国民军的几段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真是吹牛不用打税，这些西北军阀，搞搞军事割据还行，要搞资产阶级改良，则还没有这知识与本事。
当国民二军进入陕西时，冯玉祥突然以强烈的态度表示反对。他虽然到了北京好几年，但一直认为西北是他的地盘，不容别人染指。
闹了半天，原来鼎之轻重，未可问也。1924年，冯玉祥乘张垣发生兵变之机，任命他的心腹大将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次年任命另一亲信李鸣钟为西北边防会办；不久，他又督理甘肃军务，率军入甘。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借以扩充地盘且为将来预先布置下一条退路。段祺瑞让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把察、绥的不毛之地划归国民军。
事实证明，西北是冯玉祥的唯一生路。
1925年，奉军大举进兵京畿，派人和冯玉祥谈判，请他让出北京。冯玉祥敢怒不敢言，他知道北京再也呆不下去了，但又不甘心拱手相让，于是又密谋倒奉系的戈了。
冯玉祥和奉系内部的少壮派将领、第六路总司令郭松龄秘密联络，郭松龄和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是结拜兄弟，掌握着奉军最精锐的部队，但长期受到老派军人的排挤，使他的内心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情绪。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这批和张作霖一起出身的绿林将军们一扫而净。和他一起发难的还有奉军的另一员大将，直隶督军李景林。
郭松龄
11月19日，包头寒风怒号。郭松龄的代表和冯玉祥在恶劣的天气下，举行了至关重要的秘密会晤。他们签署了一份密约。明确地规定倒戈后把西北划归冯玉祥。密约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二、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三、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四、开发边境，保存国土。
排除军阀云云，民主政治云云，都是门面语耳，别说这些军阀官僚不懂什么叫民主政治，就连那些整天把“德先生”、“赛先生”挂在嘴边的五四青年，也未必真懂。冯玉祥进据北京后，热血沸腾的青年们在街头大喊“不要政府真自治，不要法律大自由”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的口号，这是什么民主政治？这是大专制、大独裁的前奏曲！
关于地盘和利益的分配，才是冯、郭密约的核心：
“1、直隶、热河归丙（李景林）治理。甲（冯玉祥）为贯彻和平主张，对热河决不攻取。保大京汉线，甲军得随意驻扎，但直省全部收入（保大在内）均归丙军，甲军决不侵夺……黄河以北各县，由丙军驻扎，收入亦归山东。天津海口，甲军自由出入。
“2、乙（郭松龄）为开发东三省，经营东北部内蒙古……
“3、乙诚意赞助甲开发西北，必要时亦以实力援助之。”
甚至中央政府的组成，亦“以不妨碍开发西北及断送国家权利为限”。《冯玉祥、郭松龄联合反对张作霖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1月25日，平地起疾风，郭松龄通电倒戈，麾军直杀向关外，一路势如破竹。倒戈的军队乘坐火车，一列接一列地通过昌黎驶向山海关。奉军抵挡不住，仓皇退往锦州。郭松龄将他的五个师改编为五个军，声威大振。
由于郭松龄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长驱直入，眼见得奉系已无招架之力，冯玉祥开始后悔把利益分给李景林了，他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既不讲主义，也不讲道义。利字当头，愈是朋友愈要先挨刀子。冯玉祥索性下令国民二、三军乘势向保定的李景林进攻，争夺河北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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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第八章农夫的政治（9）
李景林措手不及，仓皇之间退出了保定府。他的对冯玉祥的反复无常勃然大怒，立即放弃了支持政变的立场，在杨村向冯玉祥的后路猛攻。冯玉祥不得不回过头来对付李景林，他显然过高估计了国民军的战斗力，双方激战了三天三夜不分胜负。
就在这三天时间里，张作霖在日本关东军的帮助下，成功地挫败了郭松龄的攻势，把这场军事政变粉碎了。郭松龄夫妇被奉军逮捕枪决，当他们跪在铺满白雪的刑场上，仰望着铁灰色的天空，长叹无言之际，他们内心是否在怨恨自己找错了盟友，以致功败垂成？
冯玉祥本来就没有什么政治主见，为了东山再起，他不惜重施故伎，准备再发动一次政变，将段祺瑞赶下台去。
1926年初，国民军和张作霖为了抢夺地盘，已经剑拔弩张。3月12日，东北海军在两艘日本军舰掩护下，驶入大沽口。驻守炮台的国民军鸣放空炮示警，不料日舰竟发实弹攻击。双方爆发了冲突。日军以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为由，向执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当局发出最后通牒。
冯玉祥的机会来了。
民众的情绪迅速沸腾了。3月14日，30万民众在京举行反日大会；17日，北京全市各学校、社团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驳回最后通牒；18日又有十几万人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驻守北京的国民军对这场风潮，推波助澜，他们一心想把它演变成推翻政府的运动。因此，北京的抗议活动，在国民军大刀队的保护下，搞得有声有色，不断加温。
段祺瑞果然沉不住气了。3月18日，残暴的北方军人在执政府门前开枪镇压示威学生。一时间死伤枕藉、血流成渠，民主梦想，完全破灭。人们奔走哭号，痛心质问：“这是我们的政府吗？怎么会这样残杀自己的同胞？他们究竟是人还是禽兽？”
这一天被形容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两天以后，冯玉祥由平地泉取道库伦赴苏联，把国内的事情统统交给部下去办。他在这个时候出国，确有不得已的苦衷。当时奉军利用大沽口事件，长驱直入，国民军已被迫退出京、津。为了抵御奉军，冯玉祥居然又想和吴佩孚一笑泯恩仇，以恢复曹锟自由来交换段祺瑞下台。他还给吴佩孚发了一封电报说风凉话：“子玉学深养粹，饱经世故，当能不念前嫌，共谋国策。”《曾虚白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
虽然冯玉祥有倒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