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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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冯玉祥一样，这位山西的钱鬼子准备了两套人马，一套用来接待南京方面的代表，指天誓日，竭诚拥蒋；另一套用来接待各方面反蒋势力的代表，高谈阔论，誓死反蒋。
蒋介石也明白阎的用意，他匆匆赶到北平，约阎面商一切，并公开辟阎、冯合作的谣言。7月24日，中央委任阎锡山为西北边防司令官。
效忠冯玉祥的西北军也通电拥戴阎、冯为正副司令，想把阎锡山硬拉下水。随后，西北军分九路向中原挺进，陈兵河南。陇海、津浦线同时告急。蒋介石立即调遣大军在陇海、津浦二线布防。
汪精卫
以汪精卫为领袖的国民党改组派也活跃起来，在上海召集张发奎、薛岳等南方将领和拥汪革命同志会秘密商议。所谓“改组派”，即1928年冬，由陈公博等政客在上海搞起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头头大部分是广东人。他们指当今的南京政府，“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因此要集合革命同志，改组国民党，挽救已经没落的国民党。
汪精卫自从1927年在一连串的政治斗争中，连连败北，被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只得远赴法国。现在他觉得是回国的时候了。他还要和蒋介石再较高低。
陈公博竭力劝说张发奎响应冯玉祥反蒋，挥军夺取武汉。张发奎是广东始兴人，汪精卫的忠实拥趸，他的第四师在北伐时是赫赫有名的铁军。但张认为贸然响应反蒋，无异自寻死路，因为夺取武汉不难，要守住武汉就很难。蒋介石兵力占优，在武汉先消灭了第四师，再倾全力对付西北军，也还完全来得及。
陈公博为了逼张发奎下水，以明码给宜昌的第四师去了一电，称冯玉祥请张发奎担任讨蒋军右翼前敌总指挥。蒋介石马上在南京召见张发奎，问他是怎么回事。张发奎吓出一身冷汗，坚称这是陈公博搞的鬼，他决无此意。蒋介石说，既然是陈公博搞鬼，那么你的第四师立即调陇海路讨伐冯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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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1）
◇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
◇第十一章和列强的战争
◇第十二章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
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
【壹】对于蒋介石来说，利用帮会控制东部财团，也许比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来取得东部财团的信任和支持，更加简单易行。
中国东部是一片广阔的平原。从地图上看，它包括了安徽长江沿岸平原、巢湖平原和面积达四万平方公里的长江三角洲。这里地势低平，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河汊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素有“水乡泽国”之称。
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城市上海，就位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顶端，海拔高度仅四米左右，扼长江入海口的咽喉。1842年，清政府与英、美、法等国相继签订《南京条约》，上海成为通商口岸。英、美、法等国相继开辟租界。从此，上海经济飞速发展，孕育了中国一批最优秀的实业家和金融家。国外贸易商品有40％经过上海，规模较大的各类工厂，也都集中这里。
与此同时，上海的人口也在急剧增长。1927年，上海的人口（不含租界）已超过150万；而公共租界的人口近100万，法租界的人口也在10万以上。一个现代大都市，在中国的东部，平地崛起。
以上海为核心的东部地区，是中国接受西方文明最深的地区。这里的区域性文化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和商业色彩，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点。由于中外通商，刺激了工商业的发达；现代工商业的发达，必然破坏了传统的价值体系，从而催生新的价值体系。这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嬗变过程。
东部中国处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之中，每一个民族主义者，都面临着非常尴尬的选择：他们一方面清楚地看到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但另一方面又放不下泱泱大国的架子；他们虽然有勇气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却没有勇气承认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他们知道西方巨额贷款和投资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但又害怕门户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害怕亡国，害怕自己在历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他们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中国也因此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彷徨的历史。
对许多际会风云的政治领袖来说，出生地点往往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地域的差别，奠定了不同的早期教育。
蒋介石出生在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这里毗邻大海，当刮东南风时，几乎可以闻到从太平洋吹来的潮湿空气。大海那边是日本、美国和欧洲大陆。如果它们想闯进中国大门的话，这里会首先听到撞门的声音。从奉化北上30公里就是宁波，从宁波乘船136海里，就到了上海。
蒋介石的家庭，从祖父那一辈起就是经商的。他们拥有溪口镇唯一的一家盐铺。和许多商人一样，他们对博取功名并不很热心，蒋介石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白丁。蒋母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父亲是乡间豪民，曾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招集流亡人民，开垦因太平天囯战乱而荒废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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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2）
蒋介石11岁那年第一次离家就学。学习的课程包括周秦诸子、易经、左传、纲鉴、曾文正公全集、孙子兵法，以及学作“策论”。这是考秀才的必修课程。14岁那年，蒋介石参加了唯一一次“童子试”，他深感失望和厌倦，并决心再也不参加这种考试了。
在蒋介石的青年时代，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他毅然剪去辫子，远渡重洋，到日本留学。
1906年，蒋介石结束了第一阶段在日本的学习，返回国内。次年，朝廷陆军部在保定创办“通国陆军速成学堂”。规定每省考取40人，蒋介石是浙江录取的考生之一。一年以后，他在炮兵科肄业，随即被保送到日本振武学校。
在日本，蒋介石众多的朋友中，有一位对他的影响最深，这就是出生在浙江吴兴的陈其美。他是一位商人兼流氓革命家，上海秘密帮会的大阿哥。从27岁开始在上海经营丝业。蒋介石加入同盟会是由他介绍的，认识孙文也是由他介绍的。这两件事，决定了蒋介石的一生。
辛亥革命爆发，陈其美在上海策动起义。蒋介石从日本带回来了120名中国留学生，他们一下船就参加了上海的战争。蒋介石在杭州组织了一支以刀棍为武器，甚至赤手空拳的“先锋敢死队”，攻进了浙江巡抚的衙门。
从这个时候起，蒋介石就和江、浙结下了不解之缘。
青年蒋介石
1913年国民党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蒋介石的活动区域还是在上海。尽管蒋所依赖的上海是中国最具现代色彩的地区，但蒋和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这些最具封建色彩的军阀一样，是一位地域观念非常强的政治领袖。籍贯成了维系利益集团的重要纽带，这种政治文化现象，和北洋时代并无二致。
能够成为蒋一生中最亲密的政治伙伴，像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人，无不出自江、浙。在经历了李宗仁、冯玉祥等地方势力的反叛之后，1931年，蒋介石在日记中，曾经开列过一份干部分配名单：
“以邵力子（浙）、张岳军（川）、宋子文（粤）、陈立夫（浙）、孔庸之（晋）、邵元冲（浙）、王维宙（辽）、于右任（陕）、杨畅卿（粤）等为之政治之中心；以丁鼎丞（鲁）、叶楚伧（苏）、陈果夫（浙）、戴季陶（浙）、余井塘（苏）、（刘庐隐——原注，赣）、程天放（赣）等为党务中心；以方子樵（鄂）、陈厚甫（闽）、朱益之（滇）、熊天翼（赣）、葛湛侯（浙）、林蔚（浙）等为军事之中心，迅即组织干部分头进行。先去其内部之散漫，而后可不愁战局也。”《蒋介石日记》，引自金以林《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二○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在这份名单中，浙江、江苏籍的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蒋一向重军轻党，党务几乎是汪精卫的专利，但这时蒋在党务工作的七名负责干部中，安排了四名江、浙籍的，可见他在党统方面，也要与汪一争长短了。
蒋也很注意和江、浙经济界的豪门巨子保持密切往来。当他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身份率军北伐时，上海滩的金融业（公估局、银炉、上海银行公会、外国银行公会和上海钱业公会）大亨们，纷纷解囊相助。
蒋介石奠都南京，随即在上海成立新的中央银行，以统一币制、统一金库、调剂金融为宗旨，以期达到“银行之银行”的目的。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仍靠借债度日，只不过抱定“慎借外债”的原则，其结果，内债就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仅1928年上半年，在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里，像以下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1月10日，财政部长宋子文提议发行第二次海关2。5附加税国库券4000万元。利率为月息八厘，前二年付息，四年四个月还清。由上海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
3月27日，北伐开始，需款孔亟，特发行以卷烟统税为担保的国库券1600万元，利率为月息八厘，三年七个月还清，仍由上海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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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3）
4月28日，发行军需公债1000万元，以印花税收入作抵，月息八厘，七年还清，仍由上海金融界承受。
东部金融巨子张嘉璈回忆：“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至十七年（1928年）6月，此14个月之内，国民政府共合发行国库券与公债一亿三千六百万元，均由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其中以中国银行所占成分最大。日本报纸及日人著述，时有讽刺国民政府之语，谓：‘革命军北伐成功，得力于江浙财阀之支持。’”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日本人的说法，并非讽刺，乃是事实。据一项统计，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一年零两个月中，上海各界提供给政府的金钱多达近一亿元。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东部的钱好像多得花不完，但在战争中不断膨胀的军队，则是一个无底洞，多少钱丢进去都是立即消失无踪，连个泡也不冒出来。
为了把东部财团紧紧攫在手里，政府和东部集团之间，必须有一位强有力的联系人，一位在野的巨擘。在上海，没有谁比杜月笙更适合担当这个角色的了。
杜月笙（右）、张啸林（中）、黄金荣（左）合影
杜月笙是上海滩的一位奇人。他出身寒微，靠贩毒、开赌发家，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滩的青帮三大亨，与法租界关系密切，在政界也有相当影响力，当年黎元洪下野赴沪，就是由杜月笙亲自安排保护，又在家中设宴款待，俨然平起平坐。杜月笙立身处世，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但这种儒家思想并非来自四书五经，而是来自《西汉演义》、《三国志》、《水浒传》和《说岳全传》一类小说。他识字不多，只能由别人读给他听。他的忠孝侠义之风，就是由这些坊间小说培养出来的。
当过上海市长的俞鸿钧对杜月笙有这样一番描述：“月笙先生，出生于农村，长大于都市，且为目击过去帝国主义控制下租界之种种黑暗，故其民族意识，特别坚强。先生交游遍天下，士农工商各阶层无不普及，故其社会经验，更较任何人丰富。先生急公好义，为各界所推崇，平时兼任各公私机构董事长会长委员等职务，不下数十处之多，但每遇有重要事务，必亲到参加，其精力之充沛尤足惊人。”俞鸿钧《忆杜月笙先生》。《杜月笙先生（镛）纪念集》。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从这一角度来看，东部帮会与“抡着大斧，只顾砍人”的黑旋风式的西北刀客、会党，风格上大不相同。
蒋介石没有忘记杜月笙对上海政变的功劳，当宁汉仍处于严重对峙状态时，他请杜月笙到南京见面，委任这位青帮大亨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
“四·一二”以后，上海的豪门决定把赌注押在蒋介石身上，而杜月笙恰在此时从蒋介石那里获得了一连串的殊荣，他在上海的名声，更是如日中天，光芒万丈。法租界当局立即委任他为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杜月笙在商界和工界的势力日益膨胀，翻云覆雨，无所不能，人称“上海皇帝”。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上海的地位更形重要。政府希望帮会头子杜月笙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于是鼓励他进军金融界。引路人是“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北监老人钱新之。钱是浙江吴兴人，出身在一个工商业家庭，读过北洋大学的财政经济学，又到日本高等商业学校学习财经和银行学。辛亥革命后，开始打进上海金融界，担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和宋汉章、张嘉璈等金融大亨称兄道弟。
1920年，钱新之出任上海银行公会的会长。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四·一二”前夕，蒋介石到了上海，和黄浦滩大老虞洽卿策划成立“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钱新之是委员之一。
钱新之苦口婆心劝杜月笙，一个人活在世上，钱固然很重要，但地位、名誉也很重要。现在你赚的钱再多，也不过是些经营烟赌的黑心钱，干嘛不把这些钱投资在正当的行业上，以便真正成为上海领袖群伦的人物呢？你是党国要人，又是租界公董局的顾问，身份、地位都已经很高，干嘛还要死抱着赌台、烟馆这些黑道生意呢？
第32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4）
杜月笙听了以后，确实心动了。但自己大字不识几个，正行生意也从没做过，武生出身的，唱花旦怕唱不来。他一时也想不出有什么正行生意，适合他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