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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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外交部请求各国对完全和立即废除领事裁判权一事签订协定。列强顾左右而言他，国府退而求其次，在1931年5月4日，宣布中国对全国外侨行使管辖权，但在某些特定地区设立特别法院，承审牵涉外国人的案件。领事裁判权的最后取消，终于在抗战期间得以实现。
中国作为一个面积、人口和自然资源，均雄踞亚洲之首的大国，一直梦想成为东方民族复兴的先驱，然而，不幸的是，蒋介石的民族主义理想，过多地受到内部各种势力的干扰，尤其是来自南部和西北部农村封建势力的对抗，以至政令不出江、浙，不得不以军事为先导，而不是以经济现代化和社会改革来建立巩固的基础。
北伐前后，是国民党和苏联的蜜月。这是因为苏联是第一个宣布废除和中国缔结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国家。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苏联政府于次年7月25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凡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订的密约，一律取消”；“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②《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对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从天掉下来一块热红薯。
中俄关系的症结在东北，东北的症结在中东路。1901年以前，中东路和南满路是统一的，归俄国人所有。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不得已将南满路（从长春到旅顺）的权益让给了日本，但其势力仍盘踞在北满。
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对中东路问题，是这样写的：
“劳农政府，曾经向中国提议磋商废止1896年的中俄密约、1901年北京和约（即辛丑条约），以及1906年、1907年和日本所订的协约，把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取于中国的，以及取于中国又转让与日本及协约国的，一概送还中国。”
其中当然包括中东路。
但俄国熊究竟有几分诚意，却殊可怀疑。第一次对华宣言的背景是，苏维埃政府刚刚成立，其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均极险恶，白俄在远东的势力还相当强大，苏联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在此情形之下，远亲不如近邻，和中国修好的心情，可以理解。
事隔两年，苏联政府在军事上战胜了白俄势力，同时，由于远东共和国的成立，使整个远东地区恢复了苏维埃政权。
脚跟已经站稳，说话的口气自然不同。在1920年第二次对华宣言里，已经不像上一次那么痛快地说无条件放弃其在华利益了，而是拐弯抹角地表示：“中俄两国政府，对于经营中东路办法中，关于苏俄对于该路之需用，允订专约，将来订此专约时，除中俄外，远东共和国亦得加入。”②
第46节：第十一章和列强的战争（2）
显然，俄国熊要谈条件了。
1924年，苏联和张作霖签订密约，其中关于中东路的条款共有15条。规定中东路由中苏双方共管。这和第一次对华宣言相比，已经后退了一大步。
1927年，随着国共分裂，中苏关系也一下子降到冰点。国府下令中国境内所有苏联领事一律撤销；所有苏联国营商业机关一律停业；苏联领事限一星期内离境；凡俄侨应领执照，愿意回国的应领护照，均一星期内申请，违者处罚。
国民党指责说，按照《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规定，修改《中东铁路公司章程》的工作，至迟不得超过理事会成立之后六个月内完成，但从1924年到1929年，历时五年，中国方面曾30多次提出修改章程，但苏联方面却一直装聋作哑。
在同一协定中规定，中东路各级人员由中苏两国人民平均分配任用。但事实上，苏联方面在中东路任职人员达120多人，中国方面仅80多人；而各部门负责人当中，苏联方面任正职的有24人，中国方面仅三人而已。
国民党的情报称，苏联不仅支持共产党，而且与冯玉祥也有频密接触，在北满地区十分活跃，引起蒋介石的不安。1929年5月27日，国民党借口苏联共产党在哈尔滨领事馆召开第三国际大会，派警察突击搜查，逮捕了几十名官职员。
7月13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会见苏联官员，请订期召开理事会。苏方怒而答复，在这种局势之下，没有召开理事会的余地。吕荣寰断然下令将全线长途电话、电报一律收回，次日又免去两名苏方路局局长的职务。
当年收回武昌、九江租界的一幕，似乎又在东北重演。7月13日，苏联向中国外交部递交通牒，要求从速召开会议，解决中东路一切问题，同时释放被捕的苏联人员，停止排苏活动。18日，苏联宣布召回驻中国使馆和侨务代表，召回中东路的苏方人员，断绝中苏之间的交通，请中国驻苏使馆、领事馆人员迅速出境。
德国政府曾经出面斡旋，但毫无成效。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蒋介石一直坚信苏联不会动武，也坚信国际上的国联、非战公约组织会对苏联施压，胡汉民、孙科等政府高官，亦纷纷放言，指苏联不过“仍系恫吓，不致发生战事”。《苏俄昨宣布对华绝交》。《大公报》1929年7月19日。他们希望趁机完全收回中东路。只可惜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碰上靠革命起家的苏联，便完全失效。7月21日，张学良从北戴河赶回沈阳，严令海军封锁三江口。
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博士也在东北，他盱衡全局，眼界比喜欢跳舞的张少帅高得多，顾博士警告说，如果采取任何行动挑起与苏俄的战争，都是严重的错误。但张学良似乎信心十足，根本不相信对手手里会有什么真正的好牌，因此他要“吓唬一下苏联”，《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藉此提高东北在国内外的地位。
7月16日，中苏两军在黑河发生小规模战斗；18日又在绥芬河发生冲突，苏军炮击札兰诺尔。当晚张学良下令六万大军开赴西伯利亚边界。
8月27、28日，苏军连陷东宁、汪清两县。9月4日对札兰诺尔发动猛攻。10月12日，中苏海军在三江口激战，中国方面三艘军舰被击沉。11月17日，苏军全线出击，东北军不支而退。蒋介石大跌眼镜，国联和西方列强完全默不作声，而他自己则被南方的桂系叛乱和剿共战争所缠身，根本不可能投入力量到东北。更何况，即使他愿意投入，但视东北为自己祖业的张学良也未必愿意。
中国又一次尝到了战败的滋味，这滋味并不陌生。中国驻德国公使曾奉命将一份照会托德国外交部转交苏方，其中提议组织共同调查委员会调查真相，双方先同时从边界后撤30英里。
但在这一照会送达前五天，方寸大乱的张学良，已自动秘密派代表赴伯力和苏方接触。苏联当然拒绝了那份照会，而与张学良直接交涉了。12月22日，双方签订了“伯力协定”，允准苏方职员回任。
第47节：第十一章和列强的战争（3）
协定有两个基本前提：一、中国承认因为不懂并不愿遵守国际公法及惯例，才发生中俄间的许多纠纷；二、东三省确曾雇用白俄军队，现在答应解除其武装。
既不相信对手有好牌，自己又没有好牌的张学良，现在除了对苏联方面提出的一切条件全都照单签收之外，别无良策。张学良的擅自行动，令国府十分尴尬，颜面尽丧。
在此前提之下，双方同意恢复战前就已经在东北普遍存在的状况。这份协定甚至没有按照法律程序，经立法院通过和国民政府批准。这使中国民族主义者蒙受奇耻大辱。
东北是中国外交的热点。在近代史上，许多重大的外交事件，都和东北有关。
日本和苏俄的势力，在东北平分秋色。自从张学良易帜以来，中日关系一直非常紧张。这不仅因为日本人认定蒋介石是亲西方的，而且因为国民党坚决主张收回东北权益，不让它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然而，对日本来说，东北这块地盘，决难撒手。他们相信东北是“帝国国防的第一线”。如果发生对苏战争，东北是主要战场；如果发生对美战争，东北是补给的源泉。因此，无论如何，东北都是日本外交的支点。
1931年，发生所谓“中村事件”，东北的局势渐趋明朗。日本方面，“必要时应以武力解决一切悬案”，已经成为一句响遏行云的口号。
而中国方面，张学良于9月6日在北平行营给东北军下达命令：“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修订版。
事实上，内乱频仍的中国，这时根本没有与日本开战的必胜把握。中东路事件小试锋芒，即铩羽而归，更何况与早就视“满蒙”为朝鲜第二的日本作战？
9月18日，在这个秋高马肥的季节，改变中国历史的事变终于爆发了。日本关东军把沈阳城外柳条沟附近一段南满铁路略施破坏，作为向东北进攻的藉口。次日凌晨，日军铁骑，长驱直入。沈阳沦陷了，紧接着，凤城、海城、营口、安东、抚顺等重要城镇均告失陷。
据东北军一名高级军官说，事变后一两天，张学良“接到了蒋介石命令他不准抵抗的紧急密令：‘沈阳日军行动，可作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
张学良的态度，颇为消极。当时在他身边的顾维钧提出两点建议：一、立即电告南京政府，要求向国联行政院提出抗议，要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二、派一名代表到日方会见抚顺总督和南满铁路总裁，了解日方的真正意向。
张学良非常赞同第一条建议，对第二条则不置可否。
顾维钧猜他的用意，是只想依靠第一个建议产生某种结果，同时把问题交给政府而不是由他个人单独负责了。
9月19日，国府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公使提出严重抗议，请日本政府“迅令上述日本军队，立即退回原驻地点。”然一纸空文，毫无用处。日本军队的回答，是在9月21日占领了吉林。
消息传开，南京一片沸腾。当时蒋介石正在湖南主持“剿共”，火速飞返南京。9月22日，南京全体国民党员在中央大礼堂开会。蒋介石到会致辞，他情绪愤激，然措辞仍十分克制，略云：
“此次日本暴行，可为下列两点之试验：一、试验国际间有无正义或公理，及世界各国有无裁判横暴行为，确保世界和平之决心……二、此次事件，可以试验我国是否能全国一致，真有爱国精神，以御外患。”
他呼吁现在“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断。”“严守秩序，服从政府，遵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而为有秩序，有步骤之奋斗。此时暂且含忍，决非屈服，待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直至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体中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强项生编《沈阳痛史》。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
第48节：第十一章和列强的战争（4）
蒋介石并非不想与日本决一死战，但确实力有不逮。中东路战争，他连最大的盟友张学良都指挥不动，更遑论国共战争、宁粤分裂、大西北虎视眈眈了。国内四分五裂，山头林立，他即使高喊对日决战，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民族复兴是蒋介石的最高理想，他坚信国内和平统一是第一步，对外御侮是第二步。没有第一步，第二步断无成功可能。9月28日，蒋亲笔所写的一张字条，流露了他内心的愤怒与无奈，然亦只能以“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来激励自己了：
“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之气，兄弟阋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遵守纪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穷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湾，中央委员会党史会印，1984年。
蒋介石陷于左右做人难的困境，民气可用，但国家实力不足以一战，没有组织系统，也没有全盘计划，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委曲求和，与敌人缔结城下之盟，在历史上固然会身被卖国贼恶名，但不顾现实条件硬拼，让国家民族陪着他壮烈牺牲，就叫爱国了吗？
两条都是死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拖”。蒋向以“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图自强者，必不轻试其锋”的古训为座右铭，笃信曾国藩的“以夷制夷”，以为西方国家为了他们的在华利益，必会制裁日本，而他则可以利用矛盾，赢取“安内”的时间。因此，说蒋介石有意卖国，显然失之偏颇，但说他想投机取巧，则千真万确。
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奉命向秘书长递交了一份书面声明，请求理事会根据盟约所授与的权力，采取最有效的方法，阻止东北局势进一步恶化。
可是国联却实在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在中国的一再催促下，直到10月24日才勉强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开始，并顺序进行，将军队撤至铁路区域以内，俾在规定之下次开会日期以前完全撤退。
中国表示这是最低要求，但日本却说他们不能确定撤军日期。一句话，堂堂国联的决议便告流产。甚至连中国提出愿公断或交由法庭解决争端，国联也没有接受的勇气。伍朝枢伤心地挖苦说：国联“最适宜工作为提供及主持公共防毒与卫生等事，至望其主持正义扶弱锄强，至少为30年后事。”强项生编《沈阳痛史》。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
11月，日军强占新民县。中国照例又是一番“严重抗议”，同时向国联秘书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解释锦州的危急情况，建议在锦州设立中立区域，并表示中国可以将锦州一带军队撤入关内。
举国上下对锦州“中立区”之议，齐声痛骂。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