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时空之大中华-第3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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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恰基签署了一个加入三国公约的议定书，齐亚诺留下来参加了这一次再度在维也纳的贝尔费德雷宫举行的仪式。里宾特洛甫欢迎匈牙利是第一个有荣幸被接受参加三国公约的国家。11月21日，《外交…政治通讯》谈到匈牙利言出有信。另一方面，匈牙利人却得以拒绝签订一项有关统一改革其报刊的附加秘密议定书。对方暗示他们，他们可以自己决定采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三国公约国。因此，暂时说来，匈牙利受到的影响主要是经济方面的。除了德国可以使用匈牙利的铁路，以及把1934年2月21日的秘密条约所促进的贸易货额增加以外，希特勒这时对匈牙利的矾土以及对在匈牙利中部或东部可能发现的任何石油资源都获得了类似垄断的权利，外多瑙河地区的油井当时由美孚石油公司控制。捷列基虽然不愿向三国公约国效忠，但不得不屈从于匈牙利公众的意见，特别是军方的意见。他和恰基都力图（至少在思想上）同南斯拉夫缔结一项能够提供“持久和平和永远友好”的条约——其实这个条约将招致不幸的后果——来抵销最近这一次对德国所作的让步。1940年12月12日，恰基在贝尔格莱德签订了这个条约；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包括匈牙利的最后一次未满足的要求），心照不宣地暂时被搁置起来。在下文我们将看到，这个匈南条约竟然也是德国要求它们缔结的，而且特别适合希特勒的需要。

　　　　在此期间，罗马尼亚首领安东尼斯库于11月14日访问罗马后，启程前往柏林，这样罗马尼亚人就可以用不着再一次访问贝尔费德雷宫了。希特勒对他推祟备至，因为他向希特勒坦率地表示，对特兰西瓦尼亚的被分割，他当然是不会永久同意的；希特勒以后每逢谈到他那“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想”时，总是怀有钦佩之情。可是，在当时，罗马尼亚人却只得照马扎尔人的榜样去做，于11月23日加入了三国公约；24日，斯洛伐克人也跟着这样做了。德国外交部说：“不指望保加利亚会参加轴心国公约。斯洛伐克是目前这一批中最后一个签字的国家。”

　　　　保加利亚显然从两方面都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德国的“旅游者”和各种各样的代表团都在那里活动频繁。11月19日，即保加利亚国王从德国回去的那一天，一项以往曾经审议过的反犹太人的法律，又在保加利亚议会重新提出，并于12月21日通过。在这之前，保加利亚首相和外相于11月21日接见了返回土耳其途中的德国驻安卡拉大使冯？巴本。另一方面，博里斯于11月25日接见了索波列夫，后者是俄国出席当时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多瑙河会议的代表。就在这一天之后，即11月26日，英国发表声明，只要保加利亚坚持立场，它就支持保加利亚的领土完整。12月3日，保加利亚外交大臣波*夫发表演说，主张继续保持中立；12月26日，议会外交委员会一致反对前首相特桑科夫主张加入三国公约的提案。上面讲到过，希特勒已经决定要采取行动，他根本不认为保加利亚有可能进行抵抗，他只是在等待严冬过去后就采取“马里塔行动”，这个行动的内容也包括在外交上使南斯拉夫屈服，这样就有可能击溃希腊，使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无法再保留据点。他的计划间接地使保加利亚多少有点动摇起来，因为许多保加利亚人都有点嫉妒地在担心，生怕南斯拉夫抢在自己前面赢得德国人的欢心。这就有可能损害他们在马其顿扩张的机会，对保加利亚人来说，马其顿正如特兰西瓦尼亚在1919年到1940年间对马扎尔人来说那样重要。

正文　第三百六十四章

　　　　第三百六十四章

　　　　1941年1月1日，保加利亚首相菲洛夫教授离开索非亚到维也纳去“就医”，在那里从1月2日逗留到7日；里宾特洛甫在参加将于1月8日到9日在上萨尔斯堡举行的德国元首会议之前，秘密地接见了他。此后不久，马季斯特拉蒂（当时是意大利驻索非亚公使）就告诉齐亚诺，他认为，保加利亚虽然不肯公开参加轴心国，可是它会听任自己受到侵犯而“不作多大抵抗”。但当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于1月19日到20日访问伯格霍夫时，里宾特洛甫却告诉齐亚诺，“特别由于博里斯国王的优柔寡断的性格而造成的”种种困难，现在都已克服了，他说，大概在2月底的时候，保加利亚将加入三国公约。俄国人毫不掩饰他们的懊丧。他们通过塔斯社连续发表了象1月12日发表的那样的公报，声称，如果德军已经渗透入保加利亚领土，那就大大违反了俄国人的意愿。1月17日，莫洛托夫在提到德军在罗马尼亚集结的情况后，向舒伦堡提出抗议说，苏联政府已经一再“要求德国政府注意，苏联把保加利亚的领土和把海峡看作是它的一个安全区域”，因此，不论有什么外**队在那些地方出现，都将被看作是侵犯了俄国的“安全利益”。里宾特洛甫在伯希特斯加登责备了意大利人后，又在1月21日从富施尔发给苏联一份措词粗鲁的复文，他说，“德国政府自然毫无意图去侵犯苏俄的任何安全利益，即使德**队通过保加利亚的话，那也丝毫无此意图”。

　　　　接下来的情况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保加利亚这时的局势扑朔迷离，谣言四起，不是说德**队已经开到，就是说保…俄条约已经签订了。德国人越来越象是保护者，去保加利亚的德国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陆军元帅李斯特，他于2月初到了保加利亚。2月8日，他同保加利亚参谋总部进行会商，保方同意为德军提供粮食和运输工具，以换取德国的保护。保加利亚的将领们要求德国在占领他们的国家十天之前通知他们。会议结束时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先进攻希腊，最后进攻土耳其”，罗马尼亚也参加了这个协定，但是保加利亚军队“将不承担进攻上述两个国家的义务”。双方谈到，保加利亚即将加入三国公约，并经双方同意，军事行动将在“伪装”下立即开始。因此，保加利亚就在1941年2日17日同土耳其缔结了一项新的互不侵犯和友好条约，德国的报纸和亲德的报纸都为此事欢呼，十分恰当地称之为德国外交的胜利。

　　　　最后，舒伦堡于2月28日接到指示，要他在当天晚上通知莫洛托夫，保加利亚将于次日加入三国公约。保加利亚的代表、首相兼外交大臣菲洛夫于3月1日到达维也纳的贝尔费德雷宫向德国作最新的效忠表示时，受到里宾特洛甫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舒伦堡把保加利亚驻莫斯科公使已经通知了维辛斯基（当时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内容，再通知莫洛托夫，即德**队将立即从罗马尼亚渡过多瑙河进入保加利亚。俄国人听到这消息后非常恼火，但又无能为力。继“马里塔行动”之后，必然会采取“巴巴罗萨行动”。哪里还有时间去营救海峡呢？

　　　　第二次贝尔费德雷裁定和占领保加列亚都说明了德国外交的特点，因为在上文我们已经看到，这两件事都是依靠出其不意地进行威胁与玩弄诡计双管齐下的传统手法来达到目的的，这种传统手法确是经过希特勒…里宾特洛甫的巧妙运用而登峰造极。每一次，与其说老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还不如说新的争论又被制造了出来。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暂时仍保留着一种附属于别国的独立地位，但是在德国的敌方看来，这样反使两国遭到的损害更大。当墨索里尼模仿希特勒的做法时，却引起了希腊的反抗；当德国元首自己企图用计谋来智胜南斯拉夫时，尽管那里的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有着世仇，他的外交手腕也还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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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楼　中国龙魂　武警　少校　发表于　2006…7…8　20：02：54

　　　　第五节　战争头两年内英联邦的反应

　　　　到1940年底的时候，对英伦三岛的进攻已经被挡住了，这就使英**队有可能转而至少采取一部分攻势。可以进行反攻的地区首先是北非和东非，1940年和1941年的几次大规模战役就是在那里展开的。这个战略因素将给英联邦带来一些间接的然而是重大的后果，因为立刻可以用来增援这一中东地区的部队，大部分来自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在西部沙漠、希腊、克里特、叙利亚、伊拉克、阿比西尼亚和波斯等地作战的部队中，联合王国的军队虽占不小的比例，但基本上却是英联邦的军队。这些军队都在联合王国将领——先后有韦维尔和奥金莱克——的指挥下作战，但是，在整个这段时期内，英联邦各国的军队保有其国家独有的特点，每个英联邦国家完全各自负责训练和装备自己的军队。从来没有组成过一支象1951年在朝鲜组成的英联邦师那样的部队。可是，英联邦的高级军官所指挥的范围，却超过了他们自己那个自治领的军队。帝国澳大利亚军的指挥官布莱迈少将担任了中东地区的副司令官，新西兰的弗赖伯格将军（后为勋爵）受权指挥驻克里特岛的英国、希腊、澳大利亚、新西兰联军。来自自治领部队的其他军官，则在该地区担任了参谋或专家的职务。

　　　　英联邦各国向中东战区派遣的军队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可避免地将使英联邦各国政府完全牵连进在那里发生的外交和战略方面的问题。英联邦各国之间通常用来进行磋商的方法得到了加强，一是通过联合王国政府同来访的英联邦各国部长在伦敦进行的直接讨论，二是丘吉尔同其他英联邦成员国总理之间频繁的电报往返。在法国沦陷后发生的第一个直接与自治领有关的大问题，是作出封闭滇缅公路的决定。1940年6月，日本要求英国政府不再让战争物资经由滇缅公路输入中国。英国政府与各自治领商议后，于7月18日同意了日本的要求，尽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这一决议表示担忧。这个绥靖行动只实施了三个月。英国政府原来希望，这样一来，远东问题将可和平解决，但是后来证明，这种希望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在1940年9月27日日本同轴心国签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条约，条约承认了日本要求在东亚称霸的权利。

　　　　与整个英联邦有关的第二个重大的战略决议是，1941年春派英国和自治领的军队去保卫希腊。能够远征到希腊去作战的军队，大部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远征军。由于这次远征显然非常冒险，因此这两个自治领政府的态度是极其重要的，英国同两国进行了充分的磋商。史末资也前往开罗同这时担任外交大臣的艾登和帝国参谋总长迪尔陆军元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尽管南非军队没有直接牵涉进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后一致决定向希腊派遣远征军，但是两国政府对派兵的结果都非常担心，并强烈要求，必须预先为撤退这些军队做好充分准备，如果到时候有必要撤军的话。

　　　　在这些战争岁月里，史末资陆军元帅（1941年中，他被授与这一更高的军衔）在英联邦各国的这些磋商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与丘吉尔的长期友谊，以及他在1917年时担任过帝国战时内阁阁员的经历，使他的看法具有相当的威信。1950年9月13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讲话时称赞这位陆军元帅说：

　　　　在我们作出一切最重大的决议和最完善的设想的时候，我们总是感到，由于自己的看法能同南非总理不谋而合而坚定起来。固然，他在比勒陀利亚近郊的庄园或在南非总理的官邸“大谷仓”庄园中，肯定也接到了所有有关的电报，但是却一点也没有经过象我们这样在彼此之间并同三军参谋长共同磋商的全部工作过程，而是在数千英里之外，几乎独自处理这些事务，却一再向我们提出他对这些问题的结论和意见，而我们在这里却要通过远为复杂而且全然不同的思考过程，才能在同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和意见。

　　　　需要英联邦各国磋商的问题中，大多数都没有产生任何严重的意见冲突就得到了解决的，尽管有的问题后来证明确实是棘手的。1941年，在将来如何驻防托卜鲁克的问题上，曾发生过一次这样意见分歧。该年9月，澳大利亚政府急于想把那支曾在保卫这个要塞的战斗中起过极大作用的澳军调回本国，因为这支军队的健康情况这时正使国内的人相当担忧。奥金莱克和丘吉尔都反对这个建议，可是澳大利亚人仍然坚持要求，最后，这支军队还是调防回国。这是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在军事方面许多争执中的第一件事。

　　　　在这件事发生前几个月，澳大利亚政府曾经提过建议，认为英联邦各国进行磋商的方法应予改变，以便适应新的需要。澳大利亚政府建议，各自治领应当在伦敦常驻一个高级部长，这些部长将作为英联邦的战时内阁同联合王国战时内阁的大臣们取得协调。可是，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伦敦或其他英联邦国家首都的赞同。丘吉尔指出，英联邦各国的常驻部长并不能赋有随时作出决定的权力，因此这种做法毫无用处。所以，在整个战争时期内，主要是通过电报或者通过各自治领部长之间的相互访问来进行磋商。这个办法证明是有效的。英联邦国家的高级部长在战争期间每年访问伦敦，并在访问期间参加联合王国战时内阁的会议。1941年6月，英国政府也任命了一位常驻内阁大臣为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务大臣，总部设在开罗。第一任是奥利弗？利特尔顿，他在战争初期曾当过贸易大臣。他以英国内阁阁员的身份而享有威望，他对1941年在中东发生的军事危机有过重大的影响。利特尔顿后来由一个澳大利亚人R？G？凯西接任，后者曾经是澳大利亚驻华盛顿第一任公使。1941年12月，又作了类似的任命，以达夫？库珀（后为诺里奇勋爵）为常驻远东国务大臣，他在那一年中曾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协调抵御日本的防务计划。

　　　　战争也使各自治领外交活动的范围显著地扩大了。战前，只有加拿大、南非和爱尔兰自由邦在国外驻有外交使节，而且也只有在极少数几个国家的首都驻节。1940年，澳大利亚向美国派驻公使，从而开设了它在国外的第一个使馆。1941年底，新西兰也效法澳大利亚派了公使。1941年，澳大利亚向日本派了公使，向加拿大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