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曾国藩-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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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就是蔬菜。曾玉屏说：亲手种植、亲手采摘的蔬菜，味道尤其甘美。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十分重要。一个耕读之家，田有谷米，园有蔬菜，除盐以外，便可以无所求于他人。
鱼：“鱼跃于渊”，天机活泼，家中有鱼，是兴旺气象。曾国藩说：“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可见养鱼，不仅可以食用，而且可以增加生气，使人感到生气勃勃，家道有兴。
猪：俗话说，猪的一身都是宝。养猪可食肉、肥田，年腊宰牲祭祖，阖家相聚，享受劳动的果实，自有一番田园乐趣。
早：就是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起，体现了勤劳，所谓“早起三光，晚起三荒”。早起，强身健体，合乎养生之道。俗话说，天道酬勤。勤字之本即是早。起早贪黑，是勤劳的象征。
扫：就是扫除，包括洒洗。大多由妇女为之。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妇女早起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洒扫工作。庭阶秽物，桌几灰尘，要洒扫干净，虽至贫至苦人家，也不例外。年终时屋前屋后，还要大清扫一次，以示万象更始。这实际是讲究卫生，减少疾病。在几乎没有医疗条件的早年农村，十分重要。
考：就是祭祀。祭祀祖先，尊祖敬宗，可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发扬整肃仁孝家风，使子孙树立出为忠臣入为孝子的信念。
宝：就是善待亲族邻里。曾玉屏曾说：“人待人，无价之宝。”一个人不可能独善其身，一个家庭也不可能独善其家。人与人，息息相关，一个家庭若与亲族邻里不能和睦相处，便成怨府，迟早毁败。曾玉屏将善待亲戚邻里作为居家的法宝，经常教育子孙：“济人须济急时无”，“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他对周围一些“孤嫠衰疾无告者”，总是尽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曾国藩曾说：“祖父平时积德累仁，救难救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于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
除“八宝”外，曾玉屏告诫家人要“三不信”，即不信医药、僧巫、地仙。这里的“医药”主要指没有医术的“游医”，“僧巫”、“地仙”即指巫婆、道士、和尚、风水先生之类。曾玉屏不仅认为这些人以迷信幻术骗人不可信，而且认为这些人不劳而获，不应受到礼遇与尊重。
曾氏数代，克勤克俭，又将克勤克俭的治家经验汇为箴言家训，对后代影响很大。不但曾国藩一生受此熏染，而且还常以此教育后辈。
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曾命曾国藩写过一副对联，可看出曾氏传承之家风：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为元吉公修置祠堂，寄信京师，命曾国藩记其原委。曾国藩在铭文中道出了曾氏家风传承、渐积渐累方才有成的道理：
昔日创业，源远流长；服畴食德，寝炽而昌；蓰茏郁积，有耀其光；千秋宰树，终焉允臧。
第三章 治军
开军阀之先例（1）
曾国藩的仕途在道光朝可说是扶摇直上。在短短的九年中，他从寒门进士一跃成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居二品。这种情形至咸丰时期则迥然不同。
咸丰登基伊始，清代衰世情状已随处可见。为振兴朝纲，咸丰帝晓喻群臣：“据实直陈，封章密奏”。曾国藩针对当时官场的不良风气，上奏云：
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不久，曾国藩又递一折，直陈皇帝“三大缺失”：
奏为敬陈圣德，仰赞高深事。
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故孔门之告六言，必严去其六弊。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则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诚使我皇上豁达远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不敢以寻行数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济于艰难者。
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则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
臣又闻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也，尤不可以不防。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滤，实类乎此。
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不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伏惟圣慈垂鉴。谨奏。
曾国藩本想藉新帝气象，效仿乾隆名臣孙嘉淦冒死直谏，实现其郁积多年的政治抱负。曾国藩在递上奏折后，曾经坦言：“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然咸丰帝终究不如祖父乾隆，他与孙辈的光绪帝并称清代两大“苦命天子”，除时代因缘外，个人实逃不脱关系。他收到曾国藩折子后做的首要之事却是为自己辩解：
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在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实，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
君臣之间的诚谏虚应奠定此后二人恩怨的主旋律，曾国藩每每以“血诚”之心换得咸丰帝的冷眼相对。曾氏经常提及的“艰难困顿”很大程度来自咸丰帝对他的猜忌与疑虑。究其主要原因，当是曾国藩创设湘军。
咸丰二年后期，全国反了一大片。洪秀全于前一年发动金田起事，旋以摧枯拉朽之势连战连捷，将战火蔓延到曾国藩的家乡湖南。咸丰二年八月，太平军全力攻打省会长沙。长沙一时成为清廷布防重心。当时长沙城的清军兵力远胜于太平军，驻扎六万余名士兵，领兵将领计总督两人、巡抚三人、提督三人、总兵十二人。太平军猛攻长沙不下，天王洪秀全的妹夫、西王萧朝贵中炮而亡。太平军决定向北进军，进入洞庭湖流域。清军非但丧失剿灭太平军于长沙的有利战机，其衰弱腐朽亦在战争中暴露无遗。曾国藩形象地描述道：“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靡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而未闻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而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钯与之交锋者。”
当时的绿营军可谓“见贼如鼠，见民如虎”。将领忙于发国难财，克扣军饷；士兵则因饷薄无以自存，往往兼营小贩。钦差大臣向荣负责防剿江浙太平军，每日犒赏绿营，劝兵出战，指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开战在即，向荣下令：“明日出五成人。”士兵们却鼓噪说：“天热谁肯打仗，若出二成人便去！”部将无奈，将实情禀报向荣。向荣道：“至少也要三成！”部将暗自忖量：“三成恐怕差不多，也许肯去。”出告于兵，兵则怒曰：“二成便去，否则不去！”部将劝之终不得。夜晚，向荣点派出战人员，部下纷纷推脱，或称肘有疖，或称足生疮，或称已三日没吃饭，皆不肯接取权杖。次日迎敌者不过一成人马。出战士兵袒胸裸腹，以布围腰，辫线粗一握盘顶，东先西后，不成伫列。大家抵达城下后，即各自释弃刀杖，席地而坐，或与敌方通火吸烟深谈，或认亲叙两军光景。至倦且饿时，则曰：“该吃早饭了！”于是大呼狂笑喊杀，鸟枪不纳弹，犹向天放，又咳声作势曰：“开炮！”则闻“砰匍”声，群呼曰：“杀贼不计其数……”此时大营奏捷已缮写完毕，文曰：“杀贼不计其数。”碰巧向荣一个亲兵有事要到大营，途中遇见数名清军向太平军营垒徒手逍遥而去，因问：“何往？”答曰：“那边吃饭去。”亲兵莫名惊诧，到大营后将此事报告主将。主将的答复更令人啼笑皆非，云：“随他吃去，这边正缺饷……”此种军队如何能战？
针对正规军不堪一战的状况，咸丰帝不得不作出调整，号召地方举办团练，助官兵防剿。内乱初起，咸丰帝对举办团练非常慎重，仅允许在广西、湖南、江西等所谓“贼氛逼近”之处推行。陕西巡抚张祥河曾建议该地“择要举行团练”，却遭咸丰帝质疑。
相对来说，咸丰帝更看重保甲和坚壁清野之法。据《清实录》载，咸丰元年、二年间，咸丰帝与各地督抚廷议保甲和坚壁清野之法，计有十八次之多。“坚壁清野”一时被内外朝臣视作“平乱良方”，屡次上陈。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国难当头之际，曾国藩家中又遭变故。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母亲江夫人辞世。事发当天，曾国藩接到谕旨，充任江西乡试主考。曾国藩已十余年未曾回乡，此次赴任离家不远的南昌，决定考试结束后请假两月，回籍省亲。行至安徽，曾国藩闻母亲病殁，遂改道湘乡回家奔丧。曾国藩抵湘后切肤感受到太平天国革命狂飙之猛烈。乡居期间，他写下《保守太平歌》，号召地方士绅振作人心，保家卫国。咸丰二年十一月，曾国藩接到圣旨，令其在乡举办团练。这份谕旨改变了曾国藩一生的命运。
内容如下：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现闻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谕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稽查土匪诸事，务必尽力不负委任。
当时曾国藩母亲还未发丧，灵柩停放在家，尸骨未寒。按照清制，官员服丧期间仍须办公者称为“夺情”。曾国藩是著名的孝子，当然不肯因“夺情”而遭人耻笑，乃向湖南巡抚张亮基恳请“终制”。书信尚未发出，张亮基的信件却先到一步，告知湖北省会武昌已为太平军所占。恰在这一天，曾的好友郭嵩焘也以奔丧吊唁为名，充当张亮基的说客，规劝曾国藩出山。郭嵩焘对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时而出，拘于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曾父亦支持曾国藩出山。曾国藩遂决意于湘乡创办团练，“不欲复执守制不出之初心，能尽一分力，必须拼命效此一分，成败利钝，付之不问”。
曾国藩之办理团练，改变了有清一代二百余年的统治格局，有历史学家评价其为“传统国家的崩溃”与“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此举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曾国藩举办团练的名言是：“重在团，不重在练。”他认为团练的“团”，实际就是保甲之法：“团练与保甲名虽不同，实则一事”。“团则齐心合力，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练”则是保甲军事功能的进一步发挥：“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丁壮……又或厚筑碉堡，聚立山寨”。但如此“非多敛钱文不可”，“方今百姓穷困，无生可谋”，所以，各乡只宜行保甲之法，团而不练。至多于城乡“操练一二百人，以资剿办土匪之用”。在现有团练基础上，曾国藩提出其办团的重要思想——“赤地立军，别开生面”，即抽练一支不同于绿营军的新军——勇营。
曾国藩受命帮办团练之前，湘乡生员罗泽南、王鑫等人即已倡办团练。罗泽南等并不像曾国藩般将“操练技艺、出队防剿者”视为团练；将“不操技艺，专清内奸者”视为保甲。他们甚至不提保甲，只提团练。王鑫说：“团练之法，是团练二字本不容分。今欲其名色不混，始拆为二。其有招募四方精锐日事训练，有警调发守卡打仗者，名为练勇。其各乡团家出壮丁守望相助，有警守卡打仗助阵者，名为团勇。练勇视其地为多寡，或二百，或三四百，于城内设一总局，公择绅士主其训练之事。”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团练”可分为“团勇”与“练勇”。团勇是各乡团家出壮丁组成，守望相助、有警则守卡打仗助阵的非常设民众武装；练勇，是招募四方精锐而成，日事训练、有警则调发守卡打仗的常设专业武装。前者类似保甲，但怎样看，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低度军事化”的保甲，而是保甲军事功能扩大化、基层社会“高度军事化”的反映。
曾国藩则以钦差帮办湖南团练的朝廷大员及本籍基层社会组织代表缙绅的双重身份，调集家乡练勇参与咸丰三年初剿平“桂东土匪”、驰援江西南昌等战事，同部分绿营军和新募之勇共同组合成一支新式武装——即作为湘军前身的湘勇。曾国藩本人否认这支新武装是团练。他十分清醒、准确地界定自己所办的是“官勇”：“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即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他的幕僚薛福成后亦评价：“曾文正公始不过奉命帮办团防，后乃改为就地捐饷募勇自练。数战之后，声威既着，于是有本省之捐饷，有邻省之协饷，饷源广而募勇渐少。是文正以团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