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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

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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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新皇进驻。这是晚明有名的“移宫案”。   
“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人对天启帝扫除亲政障碍,顺利即位有功,因此东林诸君子得到了重用。已经罢官的东林老人赵南星、高攀龙等重新启用,而且占据要津。赵南星为吏部尚书,高攀龙为左都御史,掌握了人事和监察大权。杨涟也擢升为左副都御史,左光斗为右佥都御史,分别为都察院二把手和三把手。其他如魏大中、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等东林君子,都是重要的部、院和科道官员,一时间,朝政基本上被东林人把持,这就是所谓短暂的“众正盈朝”。其他不合他们法眼,被视为小人的臣僚们当然心怀不满,而且提心吊胆。   
如果真正有大政治家的气魄,此时东林人最重要的就是实现邹元标所提倡的“和衷”,不能简单以道德的标准来对待众臣,更不能以门户之见来处理政事。但掌握铨叙大权的东林人在提拔自己阵营里的“正人”同时,不忘打击报复非自己阵营的“小人”,落下了结党营私的口实。   
尤其是吏部尚书赵南星,这人刚严清廉,这当然是很好的个人品德,可作为干部主管部门的首长,太是非、爱憎分明未必是好事。比如说魏忠贤和赵南星是同乡,看到赵已有这样的权势,希望结纳,派自己的外甥登门拜访,赵不予接纳。当时的内阁大学士、魏忠贤的得力干将魏广微,其父魏允贞生前和赵南星、顾宪成非常要好,在万历帝迟迟不立太子时,结成同志,不怕被罢黜,上书力谏,是万历朝的名臣。这魏广微当了大学士后,应当说是吏部尚书的上司,他以子侄辈的礼数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闭门不纳,而且对人说“见泉(魏允贞的字)无子”,并让人带话给魏广微让他好好读父亲的遗著,好将来能在九泉下有脸见父亲。那个年代说人违背父教是最厉害的骂人,魏广微能不痛恨他吗?   
虽说是道不同不足与谋,但赵南星等东林党人此时不是简单地居家过日子,而是在辅佐朝廷,是非观当然得有,但行事应当讲究方式。像魏忠贤、魏广微主动亲近,虚与委蛇,给人家一个面子又如何。彼此同朝为臣,维系着表面上的客气,没准能利用自己的影响,使朝局较为平稳地运作。人家魏忠贤和魏广微等阉党并不是一上来就要和你刺刀见红。   
君子和小人斗,君子往往斗不过小人,有君子疏小人密的原因,也多半是因为小人善于从权而变,君子刚直不阿,心中有一种所谓的道德底气,因此比较牛逼。但为政不是讲学,看到赵南星等人的表现,就能理解当年张居正,为做大事,其行事方式被人指责为走旁门左道,张居正是多么不容易。   
东林诸君子这种“亲不亲,路线分”的行事方式,终于使矛盾激发,很快不可收拾,演化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尤其那些不被东林诸人喜欢的“小人”,为了自保,即使内心未必敬佩魏忠贤,也纷纷投靠,结成同盟来对付东林,东林焉能不败?所以高阳批评赵南星这样的君子,“正气可敬,却微嫌刚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说后果,因而把一些游离分子都逼到阉党那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南明拥戴福王的大奸阮大铖,本来和东林诸君子关系不错,他是怀宁人,和桐城人左光斗是老乡。吏部给事中出缺,按年资他比魏大中更有资格接任,他原本是工部给事中,但显然掌管吏部监察的给事中权力更大。阮到处活动,这在当时也很正常。问题是他活动到魏忠贤周边,赵南星知道了很厌恶他,找个理由将阮调任,阮连原来的位子都没有保住。你想想阮能不恨他吗?于是,阮干脆倒向阉党,这哥们比一般人办事精细,担心魏有可能倒台,每次进魏府拜访时投的名刺或者写的效忠信,都费重金找魏府的仆人偷出来销毁。魏败亡时,他立马上书攻击魏忠贤。等有人向皇帝报告阮大铖也是阉党爪牙时,竟然找不出一点文字证据。   
阮被赶到阉党阵营,崇祯上台后,阉党被清理时阮同样受到牵连,没有文字证据但口口相传他也只得去南京闲居,在南京他希望东山再起,倾心接纳名流。但又遭到东林的延续复社诸君子的打击,他们到处贴大字报,揭露阮的丑恶,要求“防乱”。《桃花扇》中有一幕,祭孔子的时候,阮大铖曲意逢迎复社的吴应箕、杨维斗、沈昆铜、沈眉生等人,谁知被这些愤青打了一顿。这是写实。阮后来做了南明重臣,便立刻报复复社诸君子。   
东林诸人,除了黄尊素外,多数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他们被害时固然正气冲天,让后人敬仰其气节,但千古留名又如何,朝局越来越糟糕,这不是他们的初衷。这样的君子,其实对个人声名之看重甚于国家利益,搞“亲不亲,路线分”的斗争,最终两败俱伤,于国于民都没什么好处。正邪不两立固然不错,但在具体的操作中不能绝对化。      
一位“范进”式的烈士   
天启四年、五年(1624年、1625年),魏忠贤等人将杨涟、左光斗以及高攀龙等东林人士一网打尽。这些人里面,多数如杨、左、高那样少年得志,久经宦海,从小官做到大官(高、杨、左分别是都察院的一、二、三把手,因为他们是朝廷监察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常常查阉党人士的劣迹),最后和阉党正面冲突情有可原。他们的处在要害位置,树欲静而风不止,即使不主动上书参魏忠贤,阉党也难以放过他们。   
在死难的烈士中间,有一位六十六岁的新干部缪昌期,他既不是掌管监察大权的科、道官员,也非有实权的地方官,而是掌太子奏请、讲读的左春坊谕德,是个从五品的闲职,当时的皇帝熹宗整天沉浸在木匠活里面,根本没子嗣,辅佐太子的机构更无事可干。   
可老缪硬是没能躲过这场浩劫,他几乎是飞蛾扑火,自己主动去当烈士的。他久困场屋,科举之路走得异常艰险,好不容易像范进那样,有了功名,却主动卷入了朝廷最大的一场政治斗争,其志节可敬,其遭遇却可叹。   
缪昌期是常州府江阴人,现在那地方十分富裕,有个远近闻名的华西村,明清时期这地方也是经济富庶文化昌明之地。缪被抓进大牢后,感觉到自己可能不能活着出去,写了一份自传,希望“生平节略拈出与儿辈知之”,这份自传讲述了一个读书人科举之路是何等的艰难。   
缪十四岁赴童子试,县令十分赞赏,县考、府考都是第一,取得生员资格;二十岁补廪生,在圈内已很有文章之名。可连续参加好几次乡试,都名落孙山。三十九岁那年,才乡试中举,年龄比范进中举时稍稍年轻一些。中举后又蹉跎了好些年,直到五十三岁才中进士,入翰林院。这把年纪,在今天对一般人来说都大学毕业三十年,可以退休了,而缪刚成为一名官场新兵。缪家十分贫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为诸生二十余年,乡举十余年,不营产业”,家纯粹是考试考穷的,缪中进士那次进京赶考连盘缠都没有,去朋友那里借了三十两银子才能成行。   
寻常人的想法,考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进了官场,应该有紧迫感,快点做官快点捞钱。这缪昌期也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不过不是为了发财,而是尽快想成就忠臣之名。进翰林院后,他和杨涟等人交往很密,常常在一起议论朝政。“梃击案”,很多人怀疑是做太子不成的福王生母郑贵妃和其兄弟背后策划,拍郑贵妃马屁的官员说这袭击太子的人是“疯子”,主张不要再追查下去。老缪对主张这种说法的御史很愤怒,说他们为乱臣贼子开脱,因此把人得罪透了。   
泰昌做了半年皇帝就死了,熹宗登基,杨涟上疏历数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当时昏庸之极的熹宗对魏忠贤言听计从,这样的奏折上去不但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只可能更快引火烧身。当时的首辅大学士(相当于首相)叶向高,他是缪昌期考进士时的主考官,缪算他的门生。这是个官场老油子,当然明白杨涟此举太冲动,根本撼不动魏忠贤。他也不想和魏忠贤把脸皮撕破,便对学生缪昌期说魏忠贤也有可取之处,杨涟这疏上去起不了什么作用。   
可缪这种内心充溢着道德感的正人君子,容易犯一个毛病,喜欢把朋友、敌人,君子、小人的营垒分得清清楚楚,认为不赞成自己主张的人就不是忠臣就不爱国,他当场顶撞身居相位的老师,说持魏忠贤亦有可取之处观点的人该杀。这话当然又把恩师得罪透了,相爷恩师最后也不管他了,叶向高看到魏忠贤权势甚大,干脆告老还乡以求自保。   
至此,缪昌期和杨涟完全成了裸体上阵打仗的许褚,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而自己毫无可资保护的战壕和铠甲。老缪不管危险日近,和杨涟、左光斗来往更密切,日夜呆在一起,有人便对魏忠贤说,杨涟弹劾魏二十四大罪的折子是缪昌期帮着起草的,魏忠贤自然恨死了他。其实这是冤枉了缪昌期,但给魏叫贤造成如此误解,是因为他此前的一贯表现。   
当时缪的官运还不错,可谓“老来红”,吏部会推已经准备让他做掌翰林院的翰林学士,这个职位虽是正五品,但非常重要,是帮皇帝起草诏书的办公室主任,绝对前景远大。可就在这关键时刻,杨涟、左光斗因得罪魏忠贤,被免官回乡,这样的人一般看风使舵的官员躲之犹恐不及,老缪大大方方去为杨、左饯行,送他俩出都门,明摆着不在乎魏忠贤。因此魏得知内阁要重用缪昌期时,派人到内阁威胁道:“你们难道要留住缪昌期专门送客?”   
这一下老缪官未能升,反而不久就被削职为民,回老家江阴闲住,再过一年被锦衣卫抓到诏狱里折磨致死。五十三岁进官场,至此如黄粱一梦。   
缪作为传统儒家文化养大的君子,立志要做忠义之臣,要养浩然之气,值得敬佩。但凭一身正气,不计安危不讲技巧就去用血肉之躯堵枪眼,往往会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下场,这不可取,政治不是这样玩的。那时候的人最大的孝道就是光宗耀祖,让父母得到封赠,明代官员到一定的级别,朝廷会封赠三代,连官员的祖父母、父母都要赠送官衔,吏部有一个验封司专门管这事。缪昌期在没中举前,父母就去世了,他特意将父母合葬的墓志铭留下空白,不正式立碑,等着自己当官后,父母得到封赠,再把官衔刻到碑上,以慰泉下之灵。后来做到五品官时,父母有资格得封赠了,却横遭大难。因此他在自传中对死去的父母充满着内疚:“不谓逢天之谴,并夺两赠,此不孝之死不瞑目也。”   
幸好崇祯即位后,除掉魏忠贤等阉党,又开始玩千年不变的平反游戏,来收拾人心。老缪不但被平反被追认为忠烈,而且皇帝还赠送他一个官职,詹事府正詹事,恩封三代。正詹事是正三品,这下能光宗耀祖了,可获得这个官的人已经死去好几年了,只能给阴曹地府下的他一点安慰。      
张溥的志大才高术拙   
明末苏州府太仓人张溥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文人领袖,他一生仕途不得志,但影响很大。中进士后,选为翰林院的庶吉士,这是读书人飞黄腾达一个极其重要的起点。《明史•;职官志》载:“(庶吉士)选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之。三年试之。其留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不得留者,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庶吉士品秩不高,没什么权力,但作为朝廷的后备高干培养,前景远大,明清两代,只有入翰苑者才能进内阁,死后谥号带“文”字。   
可张溥做了庶吉士不久,便回到老家,再没有起复,一直通过复社的力量来影响政局。作为一个文人,没谁愿意隐居幕后,都喜欢走上前台做官,实现平生抱负。张溥这样过早地退出仕途,是不得已为之,也可以说是一个志大才高却缺乏从政艺术的文人性格使然。   
张溥中举前,已名满天下,吴伟业等人拜他为师。崇祯三年(1630年)张溥和弟子吴伟业以及复社的同仁杨廷枢、吴昌时、陈子龙一起中举,崇祯四年(1631年)他和吴伟业一起会试、殿试中式,吴伟业为榜眼,张溥为庶吉士。复社诸人开始大规模进入政坛,这应当是一个胸怀治国平天下之志的文坛领袖很好的仕途开端,但张溥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按惯例会试的主考官由内阁次辅当主考官,首辅因为要以政务为重,一般不充当主考。但当时的首辅周延儒看到此次会试天下名士甚多,想将他们收罗为门生——门生是当时政坛高官非常重要的资源,便破例自己做主考,次辅温体仁当然不高兴了。所以张溥还没有进入官场,已经被动地卷入高层权力斗争。   
张、吴中进士后,按惯例新进士试卷要印发天下,作为《高考作文指南》之类的书供后来的举子学习,序言一定要由房师来写,以示师生名分。可吴伟业这位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二名的科场新贵,稿子出版后不请提携他的房师李明睿作序,而由同年中进士且名次不如他的张溥作序。这当然坏了官场不成文法,李明睿当时已经是尚书级别的官员,大怒,要削掉吴伟业的门生资格,后来吴伟业负荆请罪,风波才平息。李明睿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官场的体例,并不是仇恨嫉妒张溥。张溥作为文坛领袖,应当很了解这个规矩,开始就应当谢绝吴伟业要他作序的请求,尽管他是吴伟业实实在在的授业之师。风波起来后,对李明睿的愤怒更应给予理解,可他却很不高兴,和李明睿因怨生隙。   
周延儒因为要笼络张溥等复社名士,对他恩礼备至,因此他才可能进入翰林院。此时,作为一个刚刚进入政坛的新进士,不管民间的声望多高,张溥聪明的做法应当是摆清自己的位置,好好在翰林院历练,依靠首辅这棵大树,等待机会。   
可张溥太过于狂傲。翰林院的规矩,新来的庶吉士见到馆长就如见严师,见到先进翰苑的前辈要称晚进,坐在一起开会时只能老老实实坐到角落里。这和现在军营里新兵见老兵,大学中新生见老生没什么区别。可张溥大约觉得自己名气比他们都大,根本不管这一套,替天子草拟诰命敕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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