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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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是否有保障。一个连皇帝身体都敢伤害的人，你能指望他洗心革面、认罪伏法？一个连自己的女人也敢抢的造反头目，你能指望他江山坐稳后宽厚而诚心地对待自己？何况明宣宗早就恨叔父恨到咬牙切齿，而吴三桂也在大顺和清朝之间徘徊了好久。两件“小事”促使明宣宗和吴三桂做出了最终的抉择。　　　
朱高煦和李闯，也算是一代枭雄，可为什么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大约再叱咤风云的男人，在最大的仇人或最好的玩具面前，也很难抑制住男童式冲动：打他一下或者把玩具抢过来。这种冲动冲淡了作为一个政治动物的深谋远虑。　　　　　　
少年皇帝的职业困惑　　　
打心眼里说，我一直喜欢正德皇帝明武宗。民间的戏曲和传说，有关正德皇帝的实在太多，小时候看过《游龙戏凤》，讲正德皇帝看上李梅娘，让一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半大小子有无限的遐想：多么浪漫的故事呀。　　　
稍稍长大后我才知道，对皇帝来说，浪漫是最不应该具有的一个特点，浪漫几乎是政治这个行当的最大软肋。政治只有得失计算和合纵连横，而浪漫是出自真实的情感，完全是和政治反着来的。史书对正德皇帝的评价是荒淫无度，不堪人主。是呀，他十四岁登基，这是人生最叛逆的青春期。让他掌握亿兆黎民的命运，让他带领文武百官坚守大明的万里江山，实在是一件艰巨而无趣的事情，一点也不好玩。　　　
当然，有人会说康熙这样的天纵英才，童年时就登基，学着当皇帝，十六岁就剪除鳌拜，成为一代英主。这只能说，在做皇帝这项特殊职业方面，康熙比正德皇帝更合适而已，他生下来就是职业皇帝，而正德帝不是。　　　
正德皇帝所做的一切荒唐事，如果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都能找到合适的答案。一个正处在躁动而郁闷的成长期的孩子，突然给他最大的权力，他把这权力当成一个玩具，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他一次在元宵节赏灯，不慎宫中起火，他不但不命令抢救，反而大叫：“好一棚烟火。”他不喜欢那个束缚他的紫禁城。——这样被围墙围起来的小天地，少年人谁也不会喜欢，包括《闰土》中的鲁迅。他喜欢去京城北郊的豹房和北部边疆宣府镇国府，他把这两个地方称为“家里”，其他人看来这是错认他乡当故乡，而对一个少年来说，这才是的精神和肉体的真正故乡。豹房有无数的美女和美酒陪伴他，而宣府的镇国府，则是他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府邸。这是少年人的另一个梦：成为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情欲和武力，是少年男儿最钟情的两种美。那些说正德皇帝荒唐、顽劣的人实在不能理解，后宫三千，你如何享受都够了，为什么还要去勾搭民间的村姑？皇帝是这个世上最有权的人，为什么还要做皇帝管辖的将军？　　　
指责正德皇帝的人忘了，人性是很复杂的。职位、美色、财富并不能带来成就感。因为是孝宗的独子，他自然要继承皇位。皇帝这个职业不是他凭本事得来的，而是他的血统的衍生物。因此天子的权力和后宫，只是权力的附属物。这对一个不安分的少年来说，是很没有意思的，如果凭自己的才貌去诱惑一个陌生的村姑，凭自己的本事去带领一支军队，这才能真正获得成就感。　　　
此类的荒唐皇帝还不少，比如说明朝的熹宗，不喜欢当皇帝喜欢做木匠；南唐的李煜，是天才词人却是混蛋皇帝；宋徽宗是书画和蹴鞠高手，可是当皇帝太昏庸。后人感叹他们没有干自己合适的职业。应了一句古话：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　　　
这类有着另类天才的皇帝，有个共同点，他们的性格和爱好在少年就显露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因材施教，而赶鸭子上架，酿成个人和国家的悲剧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江山打下了，当然只能传给自己的儿子。可当皇帝是个从政的行当，不是哪个人都合适。而在明朝是嫡长继承制，也就是说，皇长子哪怕不具备从政的潜质，也要把他培养成一个皇帝。有的培养是成功的，有的培养的是失败的。明朝更是如此，老大当了太子，老爸的皇位谁也不能去争，不管这太子合适不合适，其他的弟弟只能醇酒美妇，逍遥一生。对这样的接班人制度，有人不服气，比如洪武帝的四儿子朱棣，于是起兵南下自己夺了皇位。如果只有一个皇子，那就没有选择了，不管是乌龟还是王八，江山只能给他了，哪怕是正德帝这样的叛逆少年。　　　
清代皇室的继承不同于以前的朝代，它立贤不立长，老爹观察很多年，感觉到谁最合适当皇帝治理万民，然后在“正大光明”牌坊后留一道遗诏，把天下交给这儿子。所以今天看来清代的皇帝敬业的多，因为人家选择的就是适合皇帝职业的人。当然这种制度也带来一个后果，老皇帝的儿子谁都有机会，于是就会上演争夺继承权的大戏。到了清朝后期，皇帝子嗣不蕃，就一根独苗，不管合适不合适，江山都得给他。最后江山给了和正德皇帝差不多的同治，这个爱逛八大胡同的少年皇帝，没留下后代便死了。　　　
中国过去的老百姓，养儿子也有点清朝皇室量才培养的味道。几千年来读书应科举当官是男人最大的出息。一家有几个儿子，肯定是优先培养那个读书种子去赶考，如果家境不太宽裕的话，别的孩子恐怕就会被牺牲读书的机会，所谓“秀者读，朴者耕”。当然如果家境好，就广种薄收，儿子们都去读书，总会出来一两个。　　　
到了今天，虽然大家都摒弃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但众家长还是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读名校好专业，然后出国当海龟。二十年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是法律、金融、计算机、艺术吃香。尤其是现在大多数人只有一个孩子，不管这孩子是否适合当律师、金融职员、歌星还是IT从业人员，都软硬兼施把孩子往这些路上引。　　　
独生子女们，承受着父母先入为主的职业要求，其实和那个充满幻想的浪漫皇帝正德帝一样，你不喜欢也得硬着头皮做下去。否则就是没出息的儿女，正如史家指责正德帝的荒淫一样。　　　　　　
正德元年君臣对抗的游戏　　　
上文讲到正德皇帝少年登基，对他本人和明皇室而言，都是别无选择。孝宗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皇位只能传给他。如果他在当皇子时处心积虑和众兄弟进行竞争，好不容易才坐上龙椅，大约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如唐太宗经过“玄武门之变”，铲除兄弟登上大位；或者如清代雍正帝在九王夺嫡中胜出，即位后都是十分勤政的，把自己的江山看得很重。通过竞争赢来的苹果吃起来才香呀。如果是个五六岁就登基的儿童，如后世的顺治、康熙，他们当皇帝时因为太小，不能自主，有摄政王、顾命大臣或太后看管着，明明白白当若许年的“傀儡”，而且在即位初年，只是一个儿童，没有能力去干荒唐事。　　　
这正德皇帝的皇位来得太容易，且是在不大不小的青春期即位，正处于好动好玩爱幻想的时期，且又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儿童，他这个年龄可以名正言顺地亲政。就如一个不知道稼穑之难的少年突然继承了万贯家私，家里的其他人自然很担心他败家，于是想方设法把他往勤俭持家的正道上拉。　　　
明孝宗遗留下的文臣集团，在正德皇帝即位的第一天起，最大的任务就是如何用祖宗的礼法和道德来约束少年皇帝，来将这个贪玩的少年训练成尧、舜那样的君王。明朝是以道德代替法律，理论上皇帝有无限的权力，制约皇帝的只能是给他一遍遍讲大道理，让他自省，让他惭愧，让他明白众大臣的苦口婆心。　　　
以大学士刘健为首的文臣集团，和皇帝的紧张关系从正德元年就开始了。撇开他们的君臣关系，来考察双方的“交锋”，就感觉到是姥姥、姥爷、叔叔、阿姨等长辈联合起来，一起教导一位父亲早逝而继承家产的少年，要好好读书，做爸爸和爷爷那样有出息的男人，不要和不三不四的野孩子混在一起；或者像一位严厉的老师，整天看着顽劣的学生，让他呆在教室里好好做试题，或阅读健康向上的文学作品，防止他走入岐途，看黄色书籍或进网吧。　　　
这种“望子成龙”的拔苗助长培养方式，往往加剧少年的逆反心理，他在社会上的“损友”唆使下，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想办法逃避大人的教导，或者阳奉阴违，或者干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样。最终的结果则是因为教导者心情太急迫、方法太简单，使具有逆反心理的少年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何况这些相当“帝王师”的文臣，面对的不是个普通少年，而是万岁爷，教育的难度就更大了。　　　
《明通鉴》记载正德元年（1506年），短短的十二个月里，文臣上书措辞严厉地教育皇帝如何做一个明君的，就是几十条。　　　
众文臣在皇帝登基第一年教导正德帝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要好好读圣贤书，学会做圣贤之君。元年（1506年）二月，刘健奏请皇帝恢复经筵（大臣给皇帝讲古典经史）。因为正德帝以冬天太冷为理由暂停了经筵。可恢复没几天，三月，刘健又上奏，说经史开讲以来，皇帝您不时传旨暂免，理由是要去朝拜两宫太后，然后讲了一大套道理：“两宫以宗社为念，见皇上勤于讲学，亦必喜动颜色，今以顷刻之问安而废一日之学业，恐非所以慰慈颜，承尊意也。”这年九月，正德帝以自己正举行大婚，要停免中午的讲读，刘健等人又上表说，先帝的旧例，每日要再进讲一次，而且“四书”是圣贤治国的大道理，实在应该熟悉掌握等等。　　　
二是要勤于政事，不要贪玩。文臣们把一个少年看成天生就对社稷江山负有无限责任的职业皇帝。四月，英国公张懋联合六部和五军都督府一起上疏，又是一番大道理。大意是：“自古人君，未有不以忧勤而兴，骄佚而坏者。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乐。’成王初政，周公作《无逸》以训之。诚见夫废兴之机，于此系焉，不可以不慎也。”此类奏章多不胜数。　　　
三是要俭朴节约，不要奢靡浪费。少年人喜欢胡乱花钱，正德帝也不例外。他动辄就随便赏赐，或者以孝敬两宫太后为名、操办婚礼等理由要户部掏巨款。户部会同其他大臣一次次给皇帝算账，告诉他国库银根吃紧，不可随便花钱。　　　
四是要有安全意识，好好呆在宫里，要远小人亲君子，不要随便出宫鬼混。这位好动的少年皇帝喜欢出宫骑马打猎，这个爱好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是锻炼身体，熟悉行伍，当年汉武帝年少时在上林苑也玩这种游戏，关键在于好好地引导。可文臣们上书都从很高的政治高度来指责皇帝这是不良嗜好。张懋进谏道：千金之子，都坐不垂堂，这样注意安全是因为其人所肩付的重要。而陛下所托付之重，岂止是千金之子？万一骑马有失，那该怎么办呀？兵科一名给事中说得更加明白：作为皇帝不应该有其他嗜好，骑马舞弓尤其不宜。而文臣们不能明明白白说皇帝道德品质太差，把所有的责任推到身边的太监身上，张懋就说：皇帝天生圣明，原来并无这个念头，一定是左右的太监引诱走入非道。因此文官们屡屡劝谏皇帝远宦官。十月，刘健、谢迁、韩文等文臣上奏诛杀刘瑾等太监，以失败告终。　　　
对文臣们的劝谏，正德帝的态度则是打太极拳，一推二拖。要么是说一句“知道了”，就没有下文；要么干脆就留中不发，装着不知道这回事，气得大臣们只能以告老还乡要挟。皇帝也不着急，你要走就走呗，大明不缺当官的。文臣们所依靠的礼法的力量、声名的考虑、对祖宗的敬畏等等，对少年皇帝没多大的约束作用，好比拳头运力却打在了棉花上。　　　
这些大道理搁在一个正常的少年身上，往往会招致反感。这帮大臣不是以普通的少年标准来看待和要求皇帝的，而是以尧、舜，汉文、景，唐宗宋祖等明君的最高标准来要求正德帝的。——这又是明代以预设的理想化模式来执政的一大体现。他们以为，皇帝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别的少年能玩的你不能玩，别的少年能干的你不能干。皇帝不能有一点个人爱好，只能每天呆在宫里读圣贤书，看奏折，与大臣廷对。希望最大，往往失望越大，最后适得其反。正德皇帝执政的十六年是荒唐的十六年，他千万百计要逃出宫殿，住在豹房或宣府，就是为了逃避文臣们的视线。最终壮年暴亡，没有留下子嗣，继位的嘉靖帝继位，惹出了震动朝野的“大礼议”之争，君臣彻底决裂。如果在正德帝继位初期，因势利导，尊重一个少年人的心理特点和个人爱好，文臣集团和皇帝乃至皇帝身边的太监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营垒分明，不是那么紧张，也许正德帝会慢慢地上了做皇帝的轨道，不会那样出格，很有可能留下一两个皇子，不会给死后朝廷乱局留下导火线。　　　
这些想当“帝王师”的文臣不了解人性，只了解道德，望君成龙的心思太迫切，他们对皇帝的“教导”结果和自己的初衷正相反，也在意料之中。　　　　　　
更适合当可汗的皇帝　　　
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九月十五日，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港口淮安府清江浦。　　　
一群人在开阔的水面上划船打鱼，这些人衣着华贵，举止优雅，周围旌旗蔽日，侍卫如林，显然这不是普通渔民为了谋生的渔业活动。谁知道乐极生悲，船突然翻了，一个三十左右的青年人掉进水中。旁边船上的人立刻像炸了窝似的，叫声震天，许多人不顾一切地跳进水里，把青年人搭救了出来。　　　
青年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染上了重病。这个人就是当时大明朝第一人正德皇帝朱厚照。第二年三月，他便死在自己钟爱的豹房，没有留下一个子嗣，也没有过继任何一个侄儿辈作为儿子。皇位继承问题出现了危机，群臣商议，将他皇族的一位堂弟从封地湖北钟祥弄到北京，作为朱厚照老爸孝宗的过继儿子继承大统，是为嘉靖。最后才闹出了把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