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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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到了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成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看到吗？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个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崇焕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了。”两名太监正躺在旁边，把这些话听得十分清楚。第二天，姓杨的太监见敌人撤退时十分慌乱，便趁敌人的“疏忽”逃奔而归，并马上把这些话报告了崇祯。
崇祯听了这些话，以他多疑而又忮刻的性格，当然是马上相信了。他立刻召袁崇焕进宫，在宫中将其逮捕下狱。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等人见状，惊慌莫名，只好出城等候。三天之后，圣旨到来，说袁崇焕以通敌谋反罪被捕，只问袁崇焕一人，余者不问。将士闻讯大哭，有的将士还破口大骂，顿足而号。如果此时有人倡议，说不定真会反了。
祖大寿当然极为悲愤，他即刻率军回锦州，途中遇见驰援的袁军主力，了解了北京的情况后，也当即掉头而回。祖大寿掉头而回，崇祯大为恐慌，他深怕清军再来攻城，连忙派人去让袁崇焕写信，召回祖大寿。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逻辑，既不肯正式下诏让袁崇焕写信，又派各部官吏前往劝说。袁崇焕先是不肯写，认为这种作法于情理不合，既不奉明诏，于狱中发书召兵回京，无异于私人行为，但崇祯无论如何不肯向袁崇焕认错。在群臣的劝说之下，袁崇焕“以国家为重”，写信召回祖大寿。祖大寿本把崇祯派的使者看作敌人，但有袁崇焕的亲笔信，他迟疑不决。这时，祖大寿的母亲说：“如果你不回军，只能加重袁督师的罪名，如果你回去攻下一些地方，打一些胜仗，或许能救袁督师出狱。”祖大寿听了母亲的话，率师返京，沿途攻陷了清军占领了两座城池，也就是断了清军的两条归路。
皇太极听说袁崇焕下狱，大喜过望。他本来已攻克了北京以南二十公里处的良乡，立刻回师卢沟桥，破了所谓的“车军”，又大破明军四万多人，擒获和斩杀了一些明军的高级将领，京师大震。但听说祖大寿率兵返回，惧怕归路被截，便写了几封议和信，领兵从山海关缓缓而退。
清兵一退，崇祯又感心中大定。是时，朝野之上，军队之中替袁崇焕辩冤求情的人极多，纷纷上书，连孙承宗也写诗说：“东江千古英雄梦，泪洒黄龙半不平。”还有许多人情愿以身代之。袁崇焕也在狱中写信，让部下安心抗敌，半年之后，明军把清军赶出了长城。
这半年之中，袁崇焕再有什么样的罪行也该调查清楚了，也该作出决定了。不，早不杀袁崇焕，晚不杀袁崇焕，清兵退出长城以后就杀袁崇焕。
一般认为，袁崇焕之死是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温体仁收买袁崇焕部将谢尚文伪造通敌证据而致，但细细推测起来，恐怕并非如此简单。崇祯刚愎自用，如无他的授意，一个小小的温体仁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妄杀袁崇焕。恐怕究其根本原因是在于崇祯刚愎，不肯认错，不肯作服输的表示吧！刚愎之君，崇祯至为典型，后来在同李自成的反复较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虽宵衣旰食，面上绝无昏庸淫乐之君的样子，倒是显出一副明君的派头，但细细想来，他所作决断大多出于一己的猜测，且不听人言，心胸极其狭窄。在杀袁崇焕十五年后，崇祯自缢于煤山，其时只有一太监相随而死，真可谓是“孤家寡人”了。
想袁崇焕死日，北京人情汹汹，莫不欲食肉寝皮。群众的眼睛在长远的历史时期中是亮的，但芸芸众生，眼睛时刻都是亮的吗？“今日的一缕英魂，昨日的万里长城”。若袁崇焕英魂不泯，他是怨清军、怨崇祯、怨温体仁还是怨民众？抑或无所不怨而又一无所怨呢？若发一声历史的浩叹呢，那是“是非成败转头空”，若想去解释一下这漫长的古代史，就会发现哪种理论都无法使人满意。也许，它本来就是一茬无头的冤案！
第三编 看待政治与道德的学问
1文人与侠客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十分奇异的人格，即侠客人格。关于侠客人格，中国的文人最为敏感，也许是由于侠客与文人表面上相距千里而实质上一脉相通的缘故吧。中国的文人对侠客最为向往，如唐朝诗人贾岛就这样说过：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不过，这是在冒虚火，看上去豪情万丈，实则气球一只，顶不了事，真有急难，千万不要求这种人。
文人之无用，历史上的文人自己就看得很清楚。“百无一用是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等话，说得可谓痛彻心肺。每当国家有难的时候，弃笔从戎者总是少数，多数是在加油鼓劲。令人敬仰的大诗人苏轼就曾高唱：“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豪言壮语，流泽至今，但苏轼一生未亲临过战场。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就是一员勇将，组织义军抗金，闯军营擒叛徒如入无人之境。唐代大诗文家皮日休也曾参加过黄巢起义。据说水泊梁山义军的创建者之一白衣秀士王伦也是秀才出金谭金首铁剑身。看来，文人要有用，就须弃文从武或是弃文从政，至少也应是亦文亦武或亦文亦政。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唐/杜牧/赤壁
但话又说回来，要求文人做武将的事、做侠客的事，甚至代替官吏，这本来就不合理。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这种道德形象寄予了过多的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当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表示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在这里，社会把文人当做了侠客，而且是为整个社会打抱不平的侠客。文人的使命如此重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要么慨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纯粹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与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无能为力，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有大大的不如之处。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文人之向往侠客，那是势在必然的。
“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固然是文人所处的历史窘境，但文人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每当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时候，文人往往起而批之，以至殒身而不恤。对于社会的不平，侠客用剑，文人用舌、用笔，况且文人还要从根本上去铲除不平。从这一意义上讲，文人也是侠客，而且是更高层次上的精神侠客。虽然始终不能根除不平，但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精神侠客的存在，中华民族才得以延续和发展。
山戎·青铜短剑
剑乃兵器之王，唯有德者可佩之，德寡者佩之，反受其害。
文人做不到的事情希望侠客来救补，侠客也只有具备了文人的品格才能上档次。真正的文人和侠客，都是现实的批判者和矫正者，他们本有着相通的地方，所以，既做文人，又做侠客，便成了他们几千年来的人格理想。远古时代的墨家学派就不必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侠即出于墨家，就是讲究修身养性的儒家，也不乏勇武之人。据说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就是好剑之徒，在攻城掠地方面，颇有建树。至于历代文人，想做侠客的就更多了，曹植、陶潜、李白、陆游等，不绝如缕。至龚自珍，则感叹侠风衰微：“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但其后谭嗣同、秋谨以及南社的许多诗人都倡侠行侠，甚至以“侠”自名，以示任侠决心，一时间侠风复炽。看来，对“儒侠”人格的向往实在是一个深厚的传统。
正是因为文人（书生）和侠客总是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才有了永恒的魅力，文人和侠客才成为人们持久追慕的人格榜样（人们羡慕做官，愿意做官，但又从心底里透着对官的反感与批判，其道理也正在这里）。尤其能够兼侠客、文人二任于一身，那就更令人尊崇，概因“儒侠”既克服了文人的软弱无力，又弥补了侠客的粗疏鲁莽，实在是最为健全的人格。
文人无用，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祈求侠客，古已有之，亦于今为烈。文人有用则侠客少，文人无用则侠客多，文人与侠客的消长关系，是十分有趣的历史现象。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侠客的滥觞阶段，也是中国侠客的兴盛时期，那正是礼崩乐坏，文人无用而武力大盛的阶段。
东汉武氏墓群石刻／专诸刺王僚匣中盘剑装鱼昔鱼闲在腰间未用渠且将换酒与君醉醉归托宿吴专诸
唐／李白／醉后赠从甥高镇
专诸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刺客之一。当时，吴国的公子光想刺杀吴王僚，理由是什么呢？原来，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二弟余祭，三弟夷昧，四弟季子札。诸樊知道季子札很贤能，就想把王位传给他，因此，他没有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公子光立为太子，而是把王位依次传给三个弟弟，以便季子札最终登上王位。诸樊死后，就传位给了余祭，余祭死后又传位给了夷昧，夷昧死后，当把王位传给季子札，但季子札不愿当国王，逃到外地去了。于是，吴人就立夷昧之子僚为吴王。
这在当时看来是于情理不通的，若说传位季子札是诸樊之愿的话，传位于僚就不合理了，应当把王位再还给诸樊之子公子光。因此，公子光心怀怨恨，想刺杀吴王僚。
公子光从大将伍子胥那里结交了专诸，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勇武而又极讲道义的人，就对他礼敬有加，还善待他的母亲。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考验，专诸发现公子光对自己始终很器重，深为感激，觉得自己这样一个普通人能受到公子光如此的尊重，深感荣幸。后来，专诸问公子光何由厚待自己，公子光在说了一通敬仰专诸的话之后才提起了失位之恨，并一再申明自己夺取王位属于正义的行为。
专诸听了，表示愿意替他去刺杀吴王僚。公子光当然感激不尽，并表示，专诸的身体就是自己的身体，专诸的子女就是自己的子女。如果专诸身亡，自己会常加祭祀。
过了几年，吴王僚出兵攻打楚国，国内空虚，朝政混乱，公子光打算刺杀吴王僚。他请吴王僚到自己家里饮酒，先把甲兵埋伏在侧室之内。吴王僚对公子光也十分小心，他的卫队一直从王宫排到公子光的家门口，门口站立的也全是吴王僚的亲信。酒至半酣之时，公子光假称足疾，趋入侧室换鞋，便命专诸将匕首藏在鱼肚内，借送鱼而刺吴王僚。于是，专诸把鱼送到吴王僚的面前，剖开鱼腹，以匕首刺死了吴王僚。吴王僚倒下之时，他的卫士也一起扑上前去，杀死了专诸。
公子光指挥埋伏的甲士冲出来，杀死了吴王僚的卫士及亲信，登上了王位，并封专诸的儿子做了大官。
聂政，轵邑深井里人，因为杀了人，就与母亲和姐姐一起逃亡到齐国躲避仇人，以屠宰牲畜为业。过了很久，汉阳严仲子待奉韩哀侯，与韩国宰相侠累有怨仇，遭到了侠累的无理迫害，被逼逃亡。他周游列国，想物色一个能够为他报仇的人。当他到了齐国，齐国有人告诉他聂政是个勇士，为避仇而隐姓埋名在屠夫之中。严仲子听到这个情况，就到聂政家登门拜访，来回往返几次，然后他备好酒食，亲自奉送到聂政的母亲跟前。等大家喝得酣畅的时候，严仲子捧出黄金百镒，上前献给聂政的母亲，为她祝寿。聂政对他如此厚赠感到很奇怪，坚决谢绝了严仲子。严仲子执意进献，聂政便婉言推辞说：“我幸有老母健在，家境贫寒，客游他乡，以屠狗为业，早晚也可买些脆甜的食物孝敬老母，实在不敢再接受仲子的厚赠。”严仲子避开别人，对聂政说：“我有仇要报，为此我周游列国已有多年，这次来到齐国，私下听说足下行侠仗义，所以送上百镒黄金，作为您老母的粗饭开支，以此来与足下交朋友，哪敢因此而有其他的奢望？”聂政说：“我所以要降志辱身，与屠夫为伍，只是为了借此来奉养我的老母。只要老母还在人世，我就不敢答应为别人牺牲生命。”严仲子再三谦让，聂政始终不肯接受。严仲子在尽了宾主之礼之后，离开聂政家。
严仲子可谓善于知人了，替聂政的母亲祝寿，这是“曲线救国”，比对聂政本人的尊重要有效十倍，因而，聂政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只要聂政还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人，怎能不图报答呢？再看聂政在母亲死后的表现。
又过了很久，聂政的母亲死了。安葬完毕，除去丧服，聂政自言自语道：“唉！我聂政不过是个市井小民，只是操刀屠狗而已。而严仲子是诸侯国的卿相，竟不远千里，屈驾而来与我交朋友。我对待他的作为，真是太不相当，没有什么大功可以当得起他如此的尊敬和礼遇。严仲子送百金敬我母亲，我虽未接受，但他这样做实在是我的知己。像他这样一个贤者，因为愤恨仇人，而特地亲近信赖一个处在穷僻之地的人，我怎能默默地就算了呢？况且以前他求我而我不答应，只因为有老母在，现在老母去世了，我应当为知遇自己的人出力。”
原来，聂政以前不敢答应严仲子的请求，是因为他有老母在堂，如果替严仲子复仇，就无法服侍老母，是为不孝，所以，当初聂政没有接受严仲子的馈赠。由此看来，这样的人是图名而不图利的。那么，在聂政的母亲去世以后呢？聂政就要寻找严仲子，以报知遇之恩。
于是，聂政西行到濮阳，进见严仲子说：“前次我没有答应您的请求，只是因为家有老母。如今老母不幸离世，请问您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呢？把此事交给我去办理吧！”严仲子于是详细地告诉他说：“我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侠累是韩王的叔父，他的家族人多势众，居所防备森严，我屡次派人刺杀他
